大凡人,都是做梦的。不做梦的时候,总要做些事。一个人做什么梦,如果他不说,那是谁也不知道的。文学家富有想象力,如果把理想,把想做的事、正在做的事,比喻成做梦,也不能说不可以,也不能说有什么恶意。但是,有一个前提,比喻应该力求恰当。如果比喻的不恰当,那就真的是痴人说梦了。
1 “大同世界梦”是现实梦还是未来梦
鲁迅在《听说梦》(《南腔北调集》)中说过,他那时候,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无阶级社会”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有人。
这“有人”是谁?鲁迅确是用的“曲笔”,书中只是暗表,没有直接说出来,这就是个“谜”。在鲁迅去世六十年后,终于被北京大学的博士生导师钱理群教授破解:梦“大同世界”者,毛泽东也。对于毛泽东,这应该说是很大的抬举。毛泽东那么大的人物,做梦也应该与众不同。像阿Q那样的小人物,是不是做过“大同世界梦”?没有,他似乎不配。鲁迅只让他做了想发财、想女人的梦。
毛泽东自己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世人皆知,当然可以叫做两个梦。
对于毛泽东做过的第一件事,即把蒋介石赶到台湾那几个岛子上的那件事,虽然他说反对的人不多,毕竟还是有人反对的。钱教授可以说是那不多的人中的一个。他在《说“食人”》的时候说了,那是“用革命的名义杀人”,是“食人”,是“教人死”,而且说的是那样的直白,想产生歧义都不能。可以说是做了绝对的否定,彻底的否定。
对于毛泽东所做的另外的一件事,即“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也知道有不少人反对。这种反对的情绪没有因为毛泽东的去世而缓解。这或许真的要成为历史学家,恐怕不只是历史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毛泽东活着的时候革了“文化”的命,毛泽东死后“文化”革毛泽东的命。满嘴“中庸”的人们,对于毛泽东并没有表现出“中庸”。起码钱教授表现的并不“中庸”。一报还一报,恐怕不能说不符合规律。冤冤相报何时了?神知道?鬼知道? 人知道?
《话说周氏兄弟》一书中所说的“毛泽东基本做了两个梦”中的梦,并不是他自己所说的那两件事。说毛泽东“他要在中国现实土壤上实现大同世界”。并以《论人民民主专政》的一句话为证。 紧接着说:“《论人民民主专政》开章明义,就说我们中国的未来就是要走向大同世界,建立一个至善至美的理想社会。”(《话说周氏兄弟•谈“做梦”》第184页)这就是毛泽东做的所谓的“大同世界梦”和他做这个梦的根据。
读书人读书应该认真一点,特别是在引据的时候,应该尽量地核对一下原文。其实,记不住原文,能够说清意思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如果马马虎虎,南其辕而北其辙,那就很不好。如果要是故意那么做,大概就不是“学风”的问题了。从教授引用的言论看,用不着多大的学问,也能看得出,“要在中国的现实土壤上实现大同世界”,要做“大同世界梦”的不像是毛泽东,而像是钱教授非要毛泽东做不可的。
钱教授的讲演,“开章明义”,就让自己陷入了自相矛盾之中。他一方面说毛泽东“他要在中国的现实土壤上实现大同世界”。不知道他这时候又想起了什么,却又承认毛泽东说是“中国的未来就是要走向大同世界”。这“现实”与“未来”的时间差究竟有多么大、多少年,不好判断,也不好强求钱教授作出准确判断。不过,什么是“现实”,什么是“未来”,听他讲演的学生分清分不清且不说,难道教授在讲演的时候或者在出书的时候,连这两个概念都分不清吗?难道他不知道“现实”与“未来”在中国汉语中表达的不是一个时间?从教授的头衔,推测教授的学识,结论是钱教授是能够把“现实”与“未来”区别开的。那么,为什么在做讲演的时候,却把二者混为一谈,把“未来”当成“现实”来说事呢?这样的矛盾,只能由教授自己破解。
查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怎么也没有找到“要在中国的现实土壤上实现大同世界”这类的话。毛泽东“开章明义”,说的应该是“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论大同世界”。甚至连文章的题目都叫做《论人民民主专政》,是公开发表的文章,不是秘而不宣的内部文件。《论人民民主专政》要回答和解决的应该是中国所面临的最“现实”的问题,而不是“未来”的问题。“未来”的问题应该由“未来”的人们根据“未来”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而提出解决办法。毛泽东怎么能天真到在炮火连天的“现实”背景下,抛开“现实”问题不管,而去侃“未来”的、连他也不怎么明了的“大同世界”呢?
记得在上中学的时候,老师在语文课上讲课文,都要讲文章的“中心思想”,有的还要讲“时代背景”。在作文的时候,老师还特别强调、告诫学生不能“下笔千言,离题万里”,更不能“文不对题”。如果出现那样的问题,扣分是很多的,很可能被判不及格。钱教授在中学做语文老师和大学做中文教授的时候,对学生讲课是不是如此讲,不知道。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到底是论在中国的“现实”土壤上实现“人民民主专政”,还是论在中国的“现实”土壤上实现“大同世界”?对于一般的中学生,在具备了语文的基本知识之后,是不会发生判断错误的。如果毛泽东明明是要 “论大同世界”,而却把题目叫做“论人民民主专政”,作为上过师范学校,当过国文教员的毛泽东,岂不是犯了“文不对题”的低级错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是毛泽东在写这篇文章前几年公开反对过的,也有他的书为证。他怎么可能那么不小心犯“下笔千言,离题百年、千年、乃至万年”的毛病呢?对于《论人民民主专政》,到底是毛泽东的文法不通,还是教授自己没有抓住“中心思想”?
稍微有点理论常识的人都知道,“专政”世界与“大同世界”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
“专政”这个词,有的人看见它虽然不至于口吐白沫,四肢抽筋,也是深恶痛绝的,压根儿就不喜欢它,或许是本能地排斥它。一提专政,就想到专制;一想到专制,就想到镇压;一提镇压,就想到杀人;一看到杀人,就想到吃人。像钱教授那样的文人,大约继承了“素重人道”的传统。一想到吃人,就不由得想到他研究了一辈子的鲁迅,就想到“吃人”是鲁迅所激烈抨击的。于是,自己俨然就与人们所尊敬和爱戴的鲁迅站到了一起。于是,鲁迅也好像就是“专政”的不共戴天的敌人似的。不管是谁专谁的政,统统地反对。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在讲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心中破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后说:“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消灭和世界的大同。”他还接着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在这里,毛泽东讲“大同世界”,只是说出了一种“可能”,并没有肯定实现“大同世界”是“现实”。众所周知,在毛泽东的大同世界里是没有阶级斗争的,因此,不需什么“专政”。而在他面对的现实世界里,没有军队、法庭、警察那些被称为“专政”工具的国家机器是万万不行的。在中国,对于这个工具,恐怕还不是削弱的时候。事实上,在毛泽东去世后是得到了加强的。
如果说毛泽东做“大同世界梦”,那么,对于什么是“大同世界”,他就应该有一套理论。不幸的是,毛泽东没有创造出这样的理论。关于“大同世界”的“梦”话,好像就是钱教授找到的那一句。就这一句,钱教授还没有弄明白,还把“未来”梦,当成了“现实”梦,把“可能”做的梦,当成肯定做的梦说。读了给人大白天睁着眼说梦话的感觉。一个大学教授怎么能够这样的读书?讲话怎么那么的不知道区别“未来”与“现实”,颠倒“未来”与“现实”?
“大同世界”,自古至今,是许多中国人的美梦。现在知道,“大同世界”的思想始于儒家的祖师孔老夫子。
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
这是文献最早关于“大同”的描述。以后人们就把这样的世界称为“大同世界”。
孔夫子述而不作则不必说。孔夫子之后他的学生、信徒并不少,他们为“大同世界”做了什么?谁能说出个一二三?近代圣人康有为虽然作了著名的“大同书”,那只是笔头子上的功夫,而在行动上却是鼓吹“保皇”。好像“皇帝”当然是好皇帝的存在是实现“大同世界”的先决条件。很显然,他是把“皇帝”与实现“大同世界”联系在一起的。“大同世界”虽然是个宏伟、美好的蓝图,但是,从来没有成为中国的现实。历史上虽然有过“贞观盛世”、“康乾盛世”,那是“大同世界”么?没有人那么说过。“大同世界”,在毛泽东看来,不可能在“中国的现实土壤上实现”,而是只有在“未来”阶级消亡之后才可能成为现实。所以,面对现实,他才“论人民民主专政”。如果他认为随着共产党的执政,阶级就消灭了,那么,他才应该“论大同世界”。
孔夫子如何实现大同梦?他的思想是通过立人:仁与义。鲁迅的“人国”梦是不是“大同”梦且不说,他实现“人国”梦的道术也是“立人”却也是千真万确的。当然,此“立人”并非彼“立人”。鲁迅后来却把孔夫子的“立人”抨击为“吃人”,而且特别把矛头指向了其“仁与义”。“仁与义”这样好说又好听的词句,在两千多年中,一直被统治阶级拿去,充当着“吃人”的遮羞布的角色。这块遮羞布被鲁迅撕了个粉碎。
大同世界,在外国,大概叫极乐世界。那里的人们谁在乐?有钱的、有权的?或许那里被“人权”学家认定为人的人都在乐。这些年,有钱的、有文化的去了不少,据说也有不乐的。不知道工人、农民、乞丐去了那里是不是也乐,实在是弄不清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那个世界是不能随便去的。通向极乐世界去的通行证是不会发给每一个人的。资产阶级把自己建立的国家叫做“民主”,以区别于封建统治阶级的“专制”。把“专政”与“专制”视为“同一”的人们,自然而然地认为,专政是与民主对立的。中国的许多有文化的人,认为西方是极乐世界的人,也大都认同这种认识。但是,同样是外国人的马克思,并没有这样认识问题。同样是有文化的中国人毛泽东也没有这样认识问题。他们认为民主与专政是一个国家的两个方面。正如一枚硬币的两个不同的面一样。到现在为止的一切国家,不管名称叫什么,历史长短,贫穷和富有,都不会只要一面,放弃被称为“专政工具”的军队、警察等暴力组织。在当今的世界上,如果没有了军队,还能够成为独立的国家吗?没有了警察,社会还有秩序可言么?民主也好,自由也罢,靠什么保障?但是,外国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只愿意说自己的国家是“民主国家”,只把“民主”这一面向世界展示而把“专政”那张利爪隐藏在背后。其实是藏不住的。这样的情况,在中国本来曾经长期存在着,而且一直在争论着,那就是“王道”与“霸道”的问题。他们看不见统治者是不会放弃其中的一个的。那是一辆车上的两个轮子。记得鲁迅说过,“中国的王道看去虽然好像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却是兄弟”。(《且介亭杂文•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民主”与“专政”,何尝不是兄弟!专政的铁轮下碾压着他们的敌人,民主的铁轮上承载着他们的人民。国家对于人,尽管可以在法律中写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国家”这个“法人”从本质上说就不是个对人“一视同仁”的机器。两张面孔,不同的面孔给不同的人看。一个自然人其实也是这样。鲁迅有两句著名的诗句,读过书的人几乎都知道,那就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伏首甘为孺子牛”。这诗句道出了鲁迅对于“千夫指”是一副面孔,即“横眉冷对”。对于“孺子”又是另外不同的一副面孔,伏首甘为“牛”。并非只要是个人,对谁都“伏首”,或者对谁都“横眉冷对”,尽管他说过“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窃以为,问题不在是不是有那两张面孔,而在于是不是能够把“孺子”与“千夫指”区别的清楚。而这样的区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在判断的政策、标准与利益之间,常常发生冲突。
如此看来,无论在外国还是在中国,在现实的国家和社会,并不存在一个可以称为“大同世界”的世界。
马克思把民主与专政这貌似对立的关系戳破了。共产党不讳言专政、杀人,没有故做菩萨状,这是他的真实之处。
大同世界里,没有军队,没有警察与小偷的故事,更不会发生一个国家在另外的一个国家扔炸弹或者派兵把别国的总统抓起来的事。在现实的世界里是离不了军队与警察的。生活在现实的世界里,生活在被他的敌人围剿的社会里,生活在阶级还没有消亡的社会里,不做“阶级斗争梦”,却做“大同世界梦”,是个不可思议的事。如果毛泽东真想做“大同世界梦”,他就应该听从他的老师胡适先生的教导,早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就应该把军队遣散,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做一个反对派。这样,杀人的机器就没有了。即使是有杀人、吃人的心,也没有了杀人、吃人的工具。即使中国仍然有杀人、吃人的事发生,也不关他什么事了。
2 鲁迅如何“说梦”
在中国,“大同世界”这几个字自从由圣人的口,或者假借圣人的口出现之后,就成了许多人梦寐以求的社会。如果要是有这样的社会,恐怕是谁也不会反对的。谁也不会说这样的社会不好。问题是这样的社会怎么实现。在以往的几千年当中,并没有人说清楚,更说不上实现。鲁迅在1907年提出“人国”的时候,大概也曾经想到过那就是“大同世界”。但是,到了民国建立14年之后的1925年,他的认识却发生了变化。在4月8日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大同世界,怕一时未必到来,即使到来,像中国现在似的民族,也一定在大同的门外。”这说明,在鲁迅的意识中,中国当时并不具备实现“大同”的条件。这时候,他已经意识到:“改革最快的还是剑与火。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两地书•10》)
关于鲁迅先生对于大同世界的认识,想必钱教授是清楚的。鲁迅明明说了“大同世界,怕一时未必到来”,而毛泽东却偏偏要做“大同世界梦”,那不是明摆着与鲁迅“针锋相对”,唱反调?这对于“当代鲁迅”可怎么受的了哇!
原以为这位鲁迅研究的专家承袭了鲁迅先生《听说梦》的思想和方法,照猫画虎,议论一下时政。像鲁迅说梦那样,说谁做什么“大同世界梦”,以梦阐发自己的思想。但是,钱教授的“说梦”与鲁迅的“说梦”是不是有着师承关系?继续说鲁迅没有说完的梦?于是,又看了一遍鲁迅的《听说梦》,细细品味,觉得不对了。鲁迅是说了梦“大同世界”者有人。但是,他只在一个逗号之后便说:“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南腔北调集》)而当鲁迅先生说这个话的时候,已经有了共产党和工农红军,而他也听说了中国还有个毛泽东,而且也知道,他们并没有迁就有武力的蒋介石。而这位教授讲毛泽东“梦大同世界”,不仅没有注意毛泽东的“大同世界”是被他忽略了的“未来”。而且他更没有看毛泽东在实现未来“以前”正在做什么……梦。尤其不应该的是,在没有弄清楚鲁迅先生说梦“大同世界”者有人中的那个“有人”是谁的情况下,就贸然说是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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