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革命、革革命……中的革命是革谁的命

    在批判某一革命理论或者革命实践的时候，按说应该把自己关于什么是革命的思想明确地表达出来，以让人们比较和鉴别。事实上，钱教授没有这样做。他企图借助鲁迅的言论达到自己的目的。当鲁迅的言论不能帮忙的时候该怎么办呢？除了歪曲与篡改，恐怕也就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

    常识告诉人们，革命，就要有革命对象。没有革命对象的革命是没有的。作为革命对象的那些人，常常被视为反革命。革命与反革命，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是相互对立、相互依存而存在的。如果懂得一点矛盾法则，这本来是很好理解的。问题是在对是不是叫做“革命”的那个事物做出判断的时候，自己是不是有是非的标准和政治立场。没有是非标准和不站在任何政治立场上的人，判断起来恐怕就不是要么革命、要么反革命的问题了。自以为摆脱了“狭隘的阶级论”的那些人，自以为是站在人的立场上的那些人，自以为是站在“中立”的、不偏不倚的立场上看“革命”、评论“革命”。当他们看到了革命的残酷，特别是死了许多的人的时候，怜悯之心陡然而生。于是便站在了死人的立场上，也许说是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好听些。就把“革命”指斥为“食人”、“吃人”，就是“教人死”。以显示对人的关注和对被食的人的同情和“公正”。如果用这样的理论评价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如果认为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是“食人”、“吃人”，是“教人死”，那么，这在共产党的理论中，他们就是货真价实的异己元素。他们批判领导革命的共产党人，无疑是自己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共产党的对立面，是反对共产党革命的人。一般人通常都是这样认识问题。

    共产党人讲革命，从来不忘讲敌、我、友，讲立场问题。他们领导的革命，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看，就是反革命。因此，才把“朱毛红军”视为“匪”、“共匪”、“赤匪”而剿、而杀。正是在“同一”的过程中，共产党人如钱教授所说，将国民党叫做“蒋匪”而打、而杀。对于这些，他说的都对。不过，钱教授好像分不出谁是革命，谁是反革命，谁是正义的，谁是非正义的。或许他认为就根本没有区分的必要。重要的是他看到了他们都是杀人的“匪”。为什么杀人，谁杀的是什么人，好像并不那么重要。也许“正义”被国民党或者共产党都拿走了，他已经没有可拿的了，因而也分辨不出他们谁是“正义”，谁是“非正义”了。古人有“春秋无义战”的说法。现在在钱教授看来，“现代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战争，相互革命，就是都在“革命”的名义下互相杀人。没有什么“义”可谈。于是，不无得意地借用鲁迅的话说：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

    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

    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而已集•小杂感》）

    鲁迅的这个“小杂感”，好像成了“革命”就是“教人死”的又一个证据。

    搬出鲁迅这段“小杂感”，真是用心良苦。不管是谁，乍一看，觉得鲁迅好像既反对革命，也反对反革命。像是一个非暴力的人道主义者。

    如果不了解鲁迅写这个“小杂感”时的处境与心境，还会认为鲁迅是在借“杂感”而明志，既反对国民党的革命，也反对共产党的革命，反对一切革命。

    如果人们产生这样的认识或者心态，哪怕是一小部分人，也足以扭曲鲁迅的形象。让不读鲁迅、不了解现代中国革命的人误会鲁迅的思想。

    为鲁迅计，还不得不多费些气力和笔墨，看看鲁迅当年写这个“小杂感”时的处境和心情和这个“小杂感”当时是放在什么地方的，以把鲁迅与钱教授切割开来。

    鲁迅的这个“小杂感”写于1927年9月24日。

    按说，对鲁迅颇有研究的钱教授应该知道1927年对于鲁迅是怎样的一年，对于国民党是怎样的一年，对于共产党是怎样的一年。从这一年开始，现代中国分成了两大阵营，进入了国共两党“逐鹿”的年代。相比之下，其他的政治派别就显得微不足道了，鲁迅也没有说他们属于“第三”阵营。讲授“革命，反革命，不革命”这个“小杂感”，不该有意回避1927年鲁迅所经历、所看到的“国民革命”那段历史，每一页都浸透着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鲜血的历史。这个本来应该由钱教授讲清楚，或许是被遗忘了的问题，却不得不多费些笔墨把它重提一下。

    1927年的1月18日，鲁迅辞去在厦门大学的工作到达广州。19日住进中山大学，2月10日，正式受聘于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那时候的中国，正在进行着的是革命是“国民革命”。广州被视为“革命的策源地”。这时候的鲁迅，与共产党还没有联系。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什么，还不怎么知道。按照他自己说法，那时候他“只知道一个共产党的总名”而已。（《 而已集•通信》）

    当时革命是很时髦的。1927年1月25日在中山大学学生欢迎鲁迅的大会上，时任中山大学委员会委员（实际主持校务）的国民党人朱家骅就把“革命家”这顶桂冠给鲁迅戴上，以视恭维，企图把鲁迅算在他们的革命阵营。而鲁迅却不领情，在会上声明“我不是什么‘革命家’”。（《 而已集•通信》）说明鲁迅还不大了解国民党的“国民革命”，不想与他们为伍，靠得太近。人们也不应该忘记，他热恋中的许广平还是个国民党党员呢。对于国民党，他还需要再看一看。对于鲁迅到广州，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和共青团广东区委机关刊物都发表文章，表示欢迎的，并派共产党员与鲁迅联系。（《鲁迅年谱》增订本第二卷第368~369页）在中山大学，他开始了与共产党人士的直接接触。特别是在广州他会见了他的“老仁侄”，他在《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教课时候的同事、时任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之子，中共广东区委的领导陈延年。以鲁迅的人生阅历和观察力及他对那段历史的回忆判断，共产党人给他留下了深刻而良好的印象，并对共产党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识。为他以后与共产党的合作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1927年4月15 日，国民党继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这当然是与共产党的认识之后，紧接着在广州镇压共产党。被捕杀者数以千计。鲁迅目睹了国民党的大逮捕、大屠杀，其中包括他所熟悉的共产党人和他的学生们。４月２０日，在致李霁野的信中说：“这里亦大讨其赤，中大学生被捕者有四十余人。”问题是，鲁迅认为“其实这里本来一点不赤……被捕者盖大抵想赤之人而已”。他为营救被捕学生而奔波、而呼喊，一切努力都失败了。4月21日，愤而辞去在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5月5 日国民党通过“清党原则”六条，并于21日通知各省。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捕杀共产党及工农群众，史称“马日事变”。6月6 日，鲁迅辞职得许，与中山大学断绝了一切关系。但是，他并没有离开广州，于是谣言四起，说他是因亲共而“出亡”。7月15日，在武汉的汪精卫“分共”，大肆逮捕共产党和革命分子，实行大规模地屠杀。而在这个时候，鲁迅却又看到了被他痛斥为“叭儿狗”的《现代评论》派中的那些正人君子“择主而事”，投靠到了国民党一边。而且看到“叭儿狗往往比他的主人更严厉”， （《而已集•小杂感》）对鲁迅下口毫不嘴软。叭儿的嗅觉是很灵敏的，刚刚写完“论叭儿狗尤非打落水里，又从而打之不可”的鲁迅，怎么可能与叭儿择“共主”而“共事”呢？而上述所发生的这一切，都是在“国民革命”的名义下进行的。看看蒋介石当时的言论，他恐怕是谈论“革命”二字最多、最慷慨激昂的一个。“国民革命”革到了共产党的头了，国民党要革共产党人的命，这是鲁迅所目睹、并被惊呆的革命。连鲁迅这种“非共”、不想“反共”的人的命他们也想革，这是他所亲身体验的。对于这样的判断，不知钱教授以为然否。

    ９月３日，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谈及他在广州的情况和处境时说：

    “一种报上，竭力不使它有‘鲁迅’两字出现。”

    “一种报上，已给我另定了一种头衔，曰：杂感家。评论是‘长即在他的尖锐的笔调，此外别无可称’。”

    “所感到悲哀的，是有几个同我来的学生，至今还找不到学校进，还在颠沛流离。我还要补足一句，是：他们都不是共产党，也不是亲共派。其吃苦的原因，就在和我认得。”（《而已集•通信》）

    这样的处境对于鲁迅，无疑都是 “国民革命”惹的祸。

    ９月４日，在《答有恒先生》一文中，他的思想坦白得更清楚。他说：“我的一种妄想破灭了。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比较地有生气。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血的游戏已经开头，而角色又是青年，并且有得意之色。我现在已经看不见这出戏的收场。”
 
    面对看不见收场的白色恐怖的形势，他认为“现在倘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似的议论，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

    在这样的形势面前，他能够有什么好心情？

    对于中国的改革，他说：“近来我悟到凡带一点改革性的主张，倘于社会无涉，才可以作为‘废话’而存留，万一见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杀身之祸”。

    鲁迅自己的表白，足以说明在这一年，他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于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彻底绝望了。

    鲁迅感叹道：“呜呼，公理亦从而零落矣。哪里去了呢？枪炮战胜了投壶，阿！有了，在南边了。于是乎南下，南下，南下……”（《而已集•“公理”之所在》最初发表于1927年10月22日《语丝》周刊第一五四期）

    这“南边”、“南下”，在这里显然是指广州这个“革命的策源地”。

    ９月１４日，他在《可恶罪》中指出：在广州，“在‘清党’之后呢，要说他是ＣＰ或ＣＹ，没有证据，则可以指为‘亲共派’。那么，清党委员会自然会说他‘反革命’，有罪。再不得已，则只好寻些别的事由，诉诸法律了。但这比较地麻烦”。

    “我先前总以为人是有罪，所以枪毙或坐监的。现在才知道其中的许多，是先因为被人认为‘可恶’，这才终于犯了罪。”（《而已集》）

    “国民革命”，就是革“可恶”的人的命。这是鲁迅的结论。这“可恶”的人，就是反革命，就是当时的共产党人、亲共派、赤色分子。他们的命国民党是非革不可的。

    这年的鲁迅，不仅受到曾经心存希望的国民党政府的打压，而且受到了昔日“叭儿狗”们的群攻。升沉冷暖让他对社会、对人生又是一次体验和历练。这时候的鲁迅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他为这年的杂感集《而已集》的《题辞》说：

    “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泪揩了，血消了；
    屠伯们逍遥复逍遥，
    用钢刀的，用软刀的。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
    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鲁迅看见的血是谁的血、泪是谁的泪？谁是用钢刀的，谁是用软刀的？对于这些，堂堂的大学教授判断起来难道还有什么困难吗？

    鲁迅于1927年9月27日下午离开广州去上海。在广州虽然不到一年，但是他在广州“4•15”期间看到的泪，看到的血，远甚于1926年“３•１８”在北京发生的惨案。

    1932年4月24日在为《三闲集》作序的时候，鲁迅仍然不能忘怀。他说：“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

    鲁迅到上海后，在发表于1927年10月21日上海《民众旬刊》上的《文学革命》一文中说道：“今年在南方，听得大家叫‘革命’，正如去年在北方，听得大家叫‘讨赤’一样盛大。”（《而已集》）

    他关于“革命、反革命、不革命”的“小杂感”反映的正是他对于在南方大家都叫“革命”的那个“国民革命”的感受与认识。反映了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烂杀的愤懑和他的无奈。反映了他对国民党所谓的“革命”和与他们的“革命”相呼应的“革命文学”的辛辣的嘲讽，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和针对性。

    可笑、可悲的是，钱教授竟然把这当成了鲁迅反对一切“革命”的证据，在毛泽东死后拿来反对为鲁迅当时还不太熟悉的、被国民党追杀着的共产党人及其所领导的“无产者的革命”的证据。在毛泽东与蒋介石、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让鲁迅各打五十大板，给他安排了一个好像是不偏不倚的“第三种人”的角色。幸亏鲁迅死得早，不能说不能写了。否则，真不知道老先生该做何感想，也不知道从他老先生的嘴里该骂出什么难听的话来。

    把“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当成“公理”而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中挥舞，如此“利用”鲁迅的“杂感”，这是一种悲哀。对于一个研究鲁迅的专家，该说什么好呢？真是把鲁迅作践到家了！

    其实，即使是在1927年，鲁迅也没有笼统地否定革命及革命对于社会发展与进步的积极意义。鲁迅的“小杂感”，具有鲜明而具体的针对性。不分青红皂白，把“革命”代替“忠孝”打入“传统观念”，一概都斥责为“吃人”的是钱教授，而不是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