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钱教授讲革命，人们还分得清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反革命么？或许就是让人们分不清楚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反革命。这样，人们才能够在远离反革命的同时，也远离革命。这样做，能不能达到败坏反革命的目的说不好，但是，在败坏革命方面所起的作用，恐怕不能低估。

    一方面认为国民党继承了那个叫“革命”的传统观念，另一方面又认为那个叫“革命”的“传统观念”也被共产党人继承了。这样，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就都成了“革命”的继承人。如此一来，鲁迅因国民党的“国民革命”而发的“小杂感”，顺理成章地就成了钱教授对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发的“大讲演”。这在形式逻辑上好像是无懈可击。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革命”的了，在“传统观念”面前没有了区别。不过，这个逻辑掩盖了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那就是，蒋介石和毛泽东是互为“反革命”的。凡是有政治立场的人，认为蒋介石是革命的人，必定认为毛泽东是反革命的；认为毛泽东是革命的人，必定认为蒋介石是反革命的。二者必居其一。不愿意区分蒋介石与毛泽东，不愿意区分国民党与共产党，不愿意区分革命与反革命，一概斥责为“杀人”、“食人”，形式主义的看问题，唯此才能够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个“中庸之道”似的脸来的。而这样的人，竟然被誉为“当代鲁迅”。

    把鲁迅的一个“小杂感”，当成放之历史而皆准的“大真理”。一部中国史俨然就是一部人与人互相残杀、争相食的历史。这样的历史，不知道能延续到什么时候。

    写到此处，猛然间，记得在国共交兵、鏖战正酣的时候，从邪刺里也曾经杀出一路人马，他们举着左手，要打倒国民党，举着右手，要打倒共产党。事实上，他们既没有能力打倒国民党，也没有力量打倒共产党。倒是他们自己，不是倒向了国民党，就是倒向了共产党，即使是假装着。

    看钱教授现在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这个架势，如果有朝一日，中国大陆像美国、法国，或者台湾一样，“多党制”了，可以而且实行“轮流坐庄”了，特别是共产党下台了，美国的、法国的民主制度被搬来了，他必然也是不满意的。理论根据是，鲁迅认为美国、法国的那个“民主”，是“以众暴寡”、 “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自以为继承了鲁迅先生遗志的钱教授及他的学生，或者学生的学生们，焉有不反之理？恐怕一直反到“人国”的实现才算。

    看钱教授讲革命，如坠五里雾中。中国和外国曾经发生过的革命，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死去。他们的革命只能叫“革革命”。什么才叫革命？如果按照“革命是叫人活，不是叫人死”的理解，那么，革命者不应该死，反革命分子不能死，只要有人死，就不能叫革命。教人死，是很可恶的事。叫人活，当然是很动听的，很善良的，是谁都愿意的。如果人人都有钱教授那样的一颗善良的心，干部都能心里装着群众，公正廉洁，富人都能为富则仁，接济善待穷人，强者都有侠肝义胆，能帮助弱者，那么，民众焉能不拥护干部，穷人焉能不爱戴富人，弱者焉能不尊敬强者？官民一致，贫富同心，强弱合力，社会和谐，天下太平，鲁迅理想的“人国”岂不是指日可待？倘到那时，谁还革谁的命？人们从此不再知道革命为何物。没有革命的社会，当然也就没有反革命，就没有“食人”、“吃人”。那大概是最理想的社会。很遗憾，现在的人们，无论是干部还是群众，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无论是强者还是弱者，并没有，恐怕很难都达到那样的精神境界。其实，谁也说不清楚那样的时代是在猴儿年还是在马月成为现实。不幸的是，现在却看到了在金钱与资本面前，有的人为了活着却不得不以生命和肉体作为投资。卖命、卖血、卖淫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选择。卖命、卖血、卖淫，恐怕连他们自己也不认为多么高尚，多么体面。卖命当然不是革命。卖血、当然是为了“活”命。卖淫，或许为了生活的好一点。都不像革命那样是“叫人死”。

    鲁迅当年针对国民党“国民革命”——清党的“小杂感”， 现在被借用过来，直接指向了当时被扑杀的共产党及其拥护者。由此想到了鲁迅在刚刚离开广州到上海后，在劳动大学的讲演中说过的一段话。他说：“知识阶级对于别人的行动，往往以为这样也不好，那样也不好。先前俄国皇帝杀革命党，他们反对皇帝；后来革命党杀皇族，他们也起来反对。问他怎么才好呢？他们也没办法。所以在皇帝时代他们吃苦，在革命时代他们也吃苦，这实在是他们本身的缺点。”（《集外集拾遗•关于知识阶级》）对照钱教授自以为很得意的言论，琢磨再三，怎么与俄国的知识阶级就那么的像呢？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看来中国的“知识阶级”与俄国的“知识阶级”虽然生活的国度不同，时代不同，思想却是相同者，很有人在。

    鲁迅向来不相信什么鸟“公论”的。他认为：“在现今的世上，要有不偏不倚的公论，本来是一种梦想；即使是饭后的公评，酒后的宏议，也何尝不可姑妄听之呢。然而，倘以为那是真正老牌的公论，却一定上当。”（《华盖集续编•送灶日漫笔》）

    对于“公论”的存在，一些人是相信的。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公理”在握。君不见，既说国民党的革命的不是，也说共产党的革命的过。何等的不偏不倚，发的还不是“公论”，主持的还不是“公道”么？但是，看来看去，人们的眼球必然都集中在了共产党。因为在现代中国最后继承了传统观念的，只是他们。蒋介石不过是个被拉来垫背的。在中国大陆，蒋介石后来已经失去了继承传统观念的资格。钱教授的讲演，尽管是在北京大学的讲台上，书，尽管摆在全国的书店里，也何尝不可姑妄听之、姑妄看之呢。然而，倘以为那是真正老牌的“公论”，却一定上当。不过，甘愿上当者肯定是有的。那原因，并不是因为“公论”的魅力，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个战壕里的难兄难弟。

    （5）革命是教谁死？

    如果说“革命就是教人死”这个命题成立，那么，这里“教人死”中的人是谁？也是不能不说的。

    毛泽东说“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是对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死的革命战士张思德说的。是对那些随时准备为人民利益而献身的革命者说的。“比泰山还重”是对“为人民利益而死”的张思德和所有的革命战士做出的道德评价。对没有参加革命的那些人，说不上是教他们死。而国民党反动派怎么死，毛泽东无法进行左右，那些人谁肯听毛泽东的话呢？这样分析下来，如果说革命就是“教人死”，那么，其中的“人”，就只有跟着毛泽东、共产党闹革命的那些人了。如果说“教人死”就是教他们去死，是不是把共产党的领袖看得太愚蠢、太没有头脑了？同志们都死了，领导岂不成了光杆司令？一个光杆司令怎么能够与比他强大得多的兵多将广的蒋总司令角逐？

    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就存在了。在中国，不同的派别都念着马克思、列宁及毛泽东的语录回击对方的情景，凡是上了几岁年纪的人恐怕都还记得。如今，钱教授采取掐头断尾的方法，借“革命”之题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歪曲鲁迅，手法实在说不上新鲜与高明。这样的战法，显示的倒是教授的智慧的枯竭。
 
    问题不在于谁是不是说过或者暗示过革命就是“教人死”，而在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不是“教人死”，一个“教人死”的革命是不是能够得到民众的响应和拥护。

    什么叫“教人死”？

    教书的教授自然应该知道“教”是什么。

    据词典上说，教，就是“把知识和技能传授给别人”。也可以做“令”、“叫”讲。

    令，有“命令”或者“使”的意思。按照这样的解释，“教人死”就是令人、使人去死。“教人死”的革命就是令人、使人去死。如果领导革命的人这样认识、宣传和推动革命，那么，除了傻瓜、二百五，不会有人参加这样的革命。

    革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工农大众自己求解放的革命，是他们自觉参加、没有人强迫的革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没有一个是被抓壮丁抓去的。即使是被“抓”的俘虏，如果不愿意参加共产党的队伍，还发给回家的路费。天下有这样“教人死”的革命和革命队伍吗？如果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教人死”，怎么还有那么多的人踊跃参加呢？难道他们傻到自己要到共产党那里去找死？如果说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教人死”，那么，谁领导的革命是“教人活”的呢？蒋介石、国民党吗？不！蒋介石认为“剿共”是他们的“国民革命”，当然也是“教人死”。再有就是占山为王的土匪了。由于他们从来不自称是什么“革命”者，按说，有资格被称为“教人活”。但是，土匪的名声在国人中历来不好，谁会傻到不惜玷污自己的名声，替他们说好话？不过，在当时还有一支队伍在中国，那就是大日本“皇军”。他们不远千里，来到中国，与中国人“共荣”。其中也有反对“专制的狂信”的周作人在那里效劳。“皇军”教周作人活了，是不是“皇军”就是“教人活”？如果连他们都难逃“教人死”的指责，那么，还能有谁配称“教人活”呢？

    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政治革命，是你死我活的相互对立的阶级、政治集团、军事集团之间的斗争，死人是必然的。要革命、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其实，在共产党发动革命之前，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窝窝囊囊地死去的人还少吗？那是谁教他们死的？那些活着的人们是谁教他们活的？

    鲁迅很清楚地知道：“不是正因为黑暗，正因为没有出路，所以要革命的么？倘必须前面贴着‘光明’和‘出路’的包票，这才雄赳赳地去革命，那就不但不是革命者，简直连投机家都不如了。虽是投机，成败之数也不能预卜的。”（《三闲集•铲共大观》）

    毛泽东不是投机家，他也不会教他的战士投机，他不会给他的战士贴“光明”的标签，也不会打“出路”的包票。他们都知道前途的不可预测。吃苦、牺牲，对于他们算不了什么。道理很简单，因为正如鲁迅所说，“正因为黑暗，正因为没有出路，所以要革命的”。共产党人的特点就是教人死要死的明白，活要活的清楚：为什么而活、为谁而活，为什么而死、为谁而死。用那个年代的话说，叫启发政治觉悟，激励斗志。

    革命者并不因为革命而多失去什么。真正的革命者不会以个人的得失而论革命。如果钱教授理解了鲁迅关于革命的话，也许就不会对于共产党的革命发那么多的责难，甚至恶狠狠地说他们是“食人”、“吃人”了。

    钱教授为什么那样阐释现代中国的革命？因为他认为：“鲁迅对中国农民起义是持相当严峻的批判态度。他和毛泽东不一样，毛泽东是歌颂农民起义，认为农民起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在鲁迅看来，农民起义无非两种结果：起义成功，他当新主人，而新主人比旧主人有时候更坏。起义不成功，就像张献忠似的，到处杀人”。（《话说周氏兄弟•第十讲 析“主与奴”（上）》第242~243页）他正是按照他所阐释的鲁迅思想看待中国，看待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领导的革命的。他把毛泽东、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与以往的农民起义混为一谈。他没有看到鲁迅对毛泽东、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起义是持“相当严峻的批判态度”，还是持“歌颂”和支持的态度。没有看到在这个问题上鲁迅与毛泽东有哪些一样。因此，他不但认为毛泽东革命成功后，“他当新主人，而新主人比旧主人有时候更坏”，而且，还像失败了的张献忠似的，“到处杀人”。因此，共产党、毛泽东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难逃脱被钱教授抨击的命运。共产党、毛泽东本来就不该在中国出现，更不该发动革命，领导革命，推翻什么“三座大山”。钱教授观察中国革命从他自己主观上所以为的 “鲁迅思想”出发，而不是从鲁迅对待中国不同的革命的不同的态度这个事实出发，这样的认识方法和思想与鲁迅有多少关系？究竟是鲁迅和毛泽东不一样，还是钱教授既和鲁迅不一样，也和毛泽东不一样？在这个问题上，即使弄不清楚“鲁迅思想”是什么，只要把鲁迅对毛泽东的态度这个基本的事实弄清楚了，也就清楚了。

    在现代中国的政治大舞台上，在曾经存在着“我们”的革命和“他们”的革命的时候，我不知道钱教授是站在“我们”一边批判“我们”的革命，还是站在“他们”一边，批判“我们”的革命。还是站在“我们”一边，既批判“他们”的革命，也批判“我们”的革命。教授像是站在“我们”一边，既批判“他们”的革命，也批判“我们”的革命。如果是这样，那么，我在此奉送教授一段鲁迅先生的语录以共勉：“如果在还有‘我们’和‘他们’的文坛上，一味自责以显示‘正确’或公平，那其实是在向‘他们’献媚或替‘他们’缴械。”（《且介亭杂文末编•三月的租界》1936年4月16日）

    既然钱教授把一切“革命”的要害看成是“教人死”，他自然不会站在任何“革命”的立场上，说白了，就是既不会站在“革命”的立场上，也不会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上，尤其不会站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的立场上看问题。信仰“立人”的他和他们，只能站在“人”的立场上，“个人”的立场上观察、研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像钱教授这样的人，可能从来就没有把共产党当成过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更不会认为 “共产党像太阳”。这些一个个的“人”，在革命的高潮中，可能参加过“革命”或者拥护过“革命”。现在看来，那不过是想利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达到个人目的。一旦达不到个人目的，则怒火中烧，就这也不是，那也不对，卖起了后悔药。这或许就是“社会精英”、自以为有“个性”的人与“愚民”、“庸众”的区别。

    4 “一怕不苦，二怕不死”：“教人死”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是毛泽东赞成的一个口号。这个口号反映了一种精神，一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就是这样一个口号，在钱教授那里解读出了特别的含义：“‘死’成了目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最后成了‘一怕不苦，二怕不死’。”（《话说周氏兄弟•第七讲说“食人”》第166页）

    不知道是真的江郎才尽，实在找不出可以弄污毛泽东的什么词了，还是为了显示才高八斗，嘴巴轻轻一歪，“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就变成了“一怕不苦，二怕不死”。如果毛泽东赞成“一怕不苦，二怕不死”这样的口号，他麾下的士兵因为没有文化，“个人迷信”使得他们分不清楚什么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什么是“一怕不苦，二怕不死”，也许并不奇怪。但是，毛泽东麾下的将帅并不都是没有文化的大老粗。如果说连他们都分辨不清楚，那么，普天之下，能够分清楚的大概就只有钱教授了。现在看来，是不是能够分清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与“一怕不苦，二怕不死”，已经不是个文化程度和中文水平的问题了。

    如果“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就是“一怕不苦，二怕不死”，那么，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就是“教人死”，“‘死’成了目的”，也能凑合着说过去。经过概念之间的“转换” ，相互之间就有了共同的内涵。这样，在钱教授“改造国民性”的讲演中浮出的几个关键词，即传统观念，革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教人死，食人。这几个词，就形成了钱教授的思想链。这个思想链所表达的思想很明确：革命即食人。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个口号在“文革”中“备战”的那个年代几乎家喻户晓。但是，敝人并不是在“文革”中才知道的。1965年7月14日，解放军战士王杰在组织民兵训练的时候，在危险时刻，扑到了炸药包上，牺牲了自己，保护了群众。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９日，《解放军报》以“一心为革命”为题，刊登了王杰的日记。那个时候我已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一个兵了，深为战友的行为所感动，为此还曾经写了一篇日记。拷问自己，如果遇到王杰那样的情况，能不能像王杰那样毫不犹豫地扑向炸药包，保护群众。因此，对于“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句话记得比较清楚。但是，当时并不知道它与毛泽东有什么关系。到1969年4月，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的讲话中说：“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才知道这个口号与毛泽东有关系。近来查看材料才知道，早在1963年2月19日下午，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将军在汇报中印边境自卫还击作战的情况的时候说，“我们的战士靠的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战胜敌人”时，毛泽东给予了肯定。这个口号的发明权并不是张司令员，也不是毛泽东，而是解放军战士们。从逻辑上说，如果“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个口号是“教人死”的口号，那么，毛泽东不应该负太多的责任。只能说提出这个口号的战士们愚昧，自愿吃苦，在战斗中，争先恐后地去送死。从红军到八路军、新四军、到解放军、志愿军，人民军队形成了一种勇敢、不怕死的战斗作风。靠这种顽强的战斗作风，才能克服艰难险阻，战无不胜。记得在革命队伍中有一句话，叫做“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这同样是那个年月的一个口号。共产党没有逼着谁去革命、去当兵。具有“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那样的观念和情怀的战士和革命者，怎么能够不把“一怕不苦”、“二怕不死”作为激励的口号和座右铭呢？“狭路相逢勇者胜”，记得这是刘伯承元帅说过的一句名言。在战场上，战士决不会因为怕苦、怕死而增加生存的机会。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的一种精神、一种作风、一种气势，并且形成了一种传统。这种传统在许多军人的身上都可以体现出来。在新中国，在和平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新一代军人中，刘英俊、欧阳海、蔡永祥等在人民的安全受到死亡的威胁的时候，挺身而出，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认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个口号就是“一怕不苦，二怕不死”，就是“教人死”、就是 “吃人”，至少是对死去英雄们的亵渎。

    怎样对待革命战争中的艰难、困苦和死亡？这是个人生观的问题，是当时参加革命的人都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其实，在当时，在革命队伍中忍受不了艰难、困苦而开小差的人并不是没有。对于“开小差”的所谓的“逃兵”，毛泽东早在建军之初所制定的的政策中就规定不许枪毙。这个规定，人们可以从他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找到。毛泽东和共产党当然希望人人都能够成为坚强而勇敢的革命者，但并不可能人人都真的能够成为他所理想和要求的革命者。这或许是革命队伍内部需要纪律的重要原因。艰苦之时、危难之际，不想死、当逃兵，都要放一码，对于留在革命队伍中的人，有什么理由去“教人死”呢？如此统帅安能凝聚人心！

    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艰苦与死亡都是存在的。

    艰苦的地方总要有人去。有的人固然可以逃避，有的人能够逃避的了吗？

    危险的工作总要有人做。有的人固然可以不做。都不去做恐怕也不行吧？

    在以往，哪里艰苦哪安家，危险我来上，靠的是觉悟、责任感、使命感。

    现在是市场经济了，靠的是什么？经济杠杆？金钱？或许靠什么的都有，不好一概而论。一个老板可以高薪聘请到他所需要的员工，为他创造成倍的经济效益。一支军队恐怕不能靠高薪打胜仗。当军队成为谋生的场所，当军人成为谋生的职业，当兵就是为了个人生存的时候，作为一种“高危”行业的军人，或许便成了以金钱交换自己生命的人。到那时候，军人神圣的使命感、荣誉感、自豪感，价值观，或许应该用金钱的多寡衡量了。真的发展到那一步，有些职业将成为不怕死的穷光蛋，或者说是流氓无产者的“专业”。社会将回到“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的年代。

    兵法有云“置之死地而后生”。是不是先把士兵置于死地？把士兵置之死地靠指挥官的主观意志可以做到。至于是不是能后生，大概只能靠运气。置之死地而全军覆没的事也不是没有。如果这样看，军神孙子可以算是“教人死”的祖师了。

    在艰难困苦面前，有人可能知难而退。在死亡面前，有人闻风丧胆，逃得比兔子还快。但是，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有知难而上，愿意做出民族牺牲的人们。他们可能没有什么奇才异志，甚至大字不认得一两个，默默无闻不被世人所知。没有了他们，要支撑一个民族大概是困难的。

    有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种精神、这种气势、这种作风、这种气概，在面对苦难和死亡的时候，才会冷静应对，才会有战胜困难的信心。这种精神即使是在物质条件有了极大改善的今天，每个战士也是应该懂得的。在这个问题上，共产党人领导下的军人决没有愚蠢到认为统帅怕自己的战士不苦、不死。

    其实，苦难和死亡，不会因为人的惧怕而远去。对于许多事，不允许在排除了苦难和死亡之后再去做，而是在与苦难和死神的搏斗与抗争中去实现。

    我曾经是一个军人，至少在我认识和接触的战友和领导中，还没有见过一个人像钱教授那样的认识。

    军人的训练是严格的，因此也是艰苦的，简直就是自己设置困难。战场上遇到的实际困难与危险都可能比设想的要复杂、要严酷。军人中有一句口号叫：“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

    如果钱教授了解革命军人都知道的“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几个字；如果他再多知道一点人民军队实行的“军事民主”是怎么回事，或许就不会发出那些令人不可思议的奇谈怪论。

    如果谁以为共产党人及其领导们都是在用“一怕不苦、二怕不死”这个口号在领导中国革命，是在用“一怕不苦、二怕不死”逼迫着人们参加革命，逼战士去打仗送死，那不仅违背常识，也是对人民军队勇敢和牺牲精神的亵渎。倘使那样，共产党军队的统帅和将领们恐怕连水浒中的李逵也不如了。世界上鲜有不知道的，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差，战争物资匮乏，却能够打败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八百万大军。在朝鲜战场给武装到牙齿的美国军队一个永远难以忘怀的教训。他们的胜利，靠的是知道为谁打仗，为什么打仗并由此而激发出来的智慧、勇敢和官兵的自我牺牲精神。

    “一怕不苦，二怕不死”这样的话，也只能在学生中去“忽悠”。他们离苦难和死还很遥远，有的一生都可能不会遇上极端的危险和苦难。某些人生活在艰苦的地方，工作在恶劣的环境里，他们难道就不愿意到活得舒坦、潇洒的地方去？其实，当每个人都产生这样的想法并付诸行动的时候，苦难和危险的地方留给谁呢？

    善良的钱教授不愿意人们受苦，更不愿意人们死亡，如果他能给那些没有出路的人，给那些处在苦难和危险中的人们，贴上“光明”和“出路”的包票，那么，人们怎么能不对他表示十二万分的感激与涕零！

    遗憾的是，当年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处境险恶，他们不得不面对苦难和死亡。他们不得不自己去战胜苦难和死亡。没有什么人能够拯救他们。

    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胜利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战无不胜，是他的敌人不得不接受的事实。

    中国的工农大众大都承认，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为人民谋幸福，是带领劳苦大众走“共同富裕”道路的革命。而不是为少数人谋幸福，更不是“教人死”。在中国革命这个严肃的问题上，究竟有多少人与钱教授保持一致？

    钱教授说“为革命而死、而牺牲”是一直倡导的“新伦理”。这话有些不通。死、牺牲，每天都在发生，甚至每时都在发生，原因多种多样。有遇事想不开自杀的，有出车祸被撞死的，有做坏事死于非命的，有见义勇为而献出生命的，有因公殉职的， 等等。为革命而死、而牺牲，是死、牺牲的原因之一。都是个死，就有个死得值得不值得的问题。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就有个是重于泰山还是轻于鸿毛的问题。当对种种的死、牺牲作出价值判断的时候才进入“伦理”。“为革命而死重于泰山”才属于“伦理”范畴。这是一个生者怎样对待已经为革命而死、而牺牲了的死者的评价问题。这种评价，反映着生者的价值取向。

    为革命而死，为人民利益而牺牲，受到革命组织的褒扬，既是对于逝者的敬意，也是对于生者的激励。这并不是什么毛泽东发明的“新伦理”。无论什么国家，什么政府，都有类似的规定。如奖励军功，古今中外莫不如此。

    “武死战、文死谏”，“武官不怕死、文官不爱钱”，“杀身成仁”是为古人所称道的“旧伦理”。按照钱教授的逻辑，当然可以说凡是提倡“武死战、文死谏”的人，就是“教人死”，就是“怕武官不死、怕文官有钱”。具体说就是叫武士战死、叫文人穷死。武的都战死了，文的也都饿死了，谁安邦治国？旧伦理、新伦理，都是“教人死”。谁有什么能够“教人活”、最好是叫什么人都活的好“伦理”向人们展示？从教授的讲演中及讲演后经过整理之后出的书中，都没有发现。是秘而不宣吗？猜不着，怕是没有。

    一个小学教员的“伦理”或许没有钱先生这个大学教授的“伦理”高。如果钱教授著书立说，阐述自己的“伦理”，不管是多么的自相矛盾，充其量，也只是个学术水平的问题。但是，他不去论述自己的“伦理”，却先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个口号篡改为“一怕不苦、二怕不死”这样一个荒诞的咒语的做法，诚如鲁迅所说，是“自造一点丑恶，来证明他的敌对不行” 。按照鲁迅的说法，这是“从隐蔽之处挖出来的自己的丑恶”。把自己的对手“弄成丑角模样，来衬托自己是正生”。这样的战法，比阿Q的战法也高明不到哪儿去。但结果想必也逃不出鲁迅所料：“适得其反”。（《花边文学•大雪纷飞》）

    钱教授的“伦理”是什么？写到这儿，仍然说不出来。在革命的与反革命的还没有统一的思想，还没有制定出共同的“伦理”的时候，在做出“伦理”判断的时候，既反对国民党的“共匪”说，也反对共产党的“蒋匪”说。但是，当他口吐莲花，赢得声声喝彩的时候，好像忘记了自己究竟是在“国统区”，还是在“解放区”。把共产党对于反动派的镇压与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屠杀相提并论，表面上看，既没有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也没有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好像是站在“人”的立场上，“公正”得很。难道他不知道这种骑墙的态度是鲁迅所最憎恶的吗？

    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那么最开心、最松心的应该是国民党及其领袖蒋介石了。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是荣是耻，反映的的确是不同的伦理。钱教授的父辈是不是参加了共产党、八路军，不敢妄谈。曾经听说过一副对联，上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副对联，曾经被判为反动的血统论。事实上，老子英雄儿混蛋、老子反动儿造反的事也是有的。位子可以继承，思想，不会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