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硬骨头是练出来的

    在现实生活中，在课堂上、客厅里、大会上，表决心、发誓言、写文章，一些人多么大的牛都敢吹，多么硬的话都敢说。大话落不到实处，就是瞎话。硬话不是硬骨头。不少人的硬话，海誓山盟，到头来不过是在空气中震荡了一下而已。硬骨头是在社会实践中练出来的，而不是在讲堂上说出来的。

    常言道，一口吃不成个胖子。人的骨头也不是经过一天一事练成的。

    就“骨头”而言，人们在娘的肚子里和生下来的时候，无论是穷人家的，还是富人家的；无论是老百姓家的，还是官宦家的；无论是生在书香门第，还是生在白丁家庭，大约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即使是生活环境、文化水平极为相似的亲兄弟如鲁迅与周作人，他们的骨头曾经是相同的，但是，到了后来，那个在二三十年代就预感到“专制的狂信”而为钱教授所景仰的周作人，怎么刚刚有了“预感”，在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对大日本形成“专制的狂信”的时候，自己却一不小心“狂信”起了大日本皇军的“专制”？周作人的当汉奸，或许不是因为“骨头”软，也决不是因为他是“中国知识分子”之一分子。当汉奸、当叛徒的人，并不都是知识分子，在抗日战争期间，跟在日本人后面“为虎作伥”的知名度高的知识分子如周作人者，大概并不多。解放后的周作人并没有“为虎作伥”，真不知道那些“总是”“为虎作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结论是怎么得出的。

    “中国知识分子”总是“赶时髦”、总是“为虎作伥”，鲁迅倒好像是个空前绝后的例外。如果鲁迅仅仅是个例外，那么，在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实属偶然，就失去了典型意义，不值得宣传，也不值得学习。因为这样的人，别人学也是学不来的。历史上的鲁迅对于中国的“知识阶级”虽然批判尖刻，也仅仅认为“性质不好的多”。并没有像“当代鲁迅”那样把“中国知识分子”一勺烩，统统扔到地狱里去做“伥”。

    中国人大都知道“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钢铁之所以叫钢铁，关键是得炼。由矿石经过烈火的冶炼。人自生下来，大约都是可以做钢铁的料，都是可造就之才，都是可以做硬骨头的，但是，在做人的过程中，被“炼”的滋味并不好受。于是，有的人拒绝“炼”。这样的人，不得不永远做一块普通的石头，被人们踢来踢去。有道是，花盆难种万年松，庭院难养千里驹，硬骨头之所以硬，也离不开“炼”。我更倾向说是“压”。所谓的“硬骨头”，实际上是个“耐压性”、“抗压性”的问题。用现在的话说，是个心理承受能力的问题。

    人生活在各种社会矛盾之中，被矛与盾挤压，谁不想当硬骨头？人其实都具有一定的承受能力。骨头的软与硬，都是相对的。人的生存态度与要求是不一样的，要实现人生的价值和目标，即使是最低的，也不容易。由于人的自身条件上的差异，谋生的手段也不可能一样，尤其不可能都选择做“职业作家”。能够当“职业作家”固然很幸运，可以通过文艺作品向世人表达、显示自己的骨头是硬的，但是，选择了其他的职业的人们，或者虽然也选择了作家但非“职业”的人们，也是要吃饭的，这也是常识。他们是不是“不得不为吃饭所卖掉”自由？如果这样的推理，恐怕就没有不卖自由的人了。生活在不同社会条件下的人，所面对的压力是不同的。石油大王赔了本的压力未必有拾煤渣的老婆子拾不到煤渣的压力大。据说，现在国人中每年有二十余万人自杀。“自然，自杀是卑怯的行为”（《且介亭杂文末编•女吊》），原因各有不同，压力的大小大概也不同，他们生前的“信仰”恐怕也不相同。相同的是，他们都承受不了外界的不同的压力。当然，没有人评价他们的骨头是硬的或者是软的。

    人生活在社会上，面对复杂的社会，必须要学会正视社会。要正视社会，就需要正视自己的“生活圈”。要正视自己的“生活圈”，就必须正视“生活圈”内那些可能对自己的“生活”产生影响的人们。一个人，可能使另一个人的生活轨迹发生变化，可能对一个人的人生产生影响。正视，是需要一点勇气的。鲁迅说：“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作，敢当。”（《坟•论睁了眼看》）他是通过想、说、作、当，而表现是非观念、侠义心肠和骨气的。

    鲁迅在是周家大少爷的时候，家境殷实，爷爷做着京官，他看到的社会和人都是美好的。一个普通少年，遇不上显示骨头硬不硬的机会。因此，没有研究家说少年鲁迅的骨头是硬的。其实，即使少年鲁迅的骨头是软的，也不能说他的骨头以后不能硬。当他的爷爷坐牢，父亲生病，家境衰落之后，还是这个鲁迅，还是在绍兴城，还是那些人，对他投向的目光却成了“异样”。对于这“异样”的目光，他茫然、困惑，让他是那样的刻骨铭心，以致他宁可“逃异路”与畜生为伍，都不愿意多看一眼。他或许应该反抗，他那时或许不知道怎么反抗，他或许因为缺少反抗的资本而不能反抗。反抗的结果，或许更要恶化生存的环境。在恶劣的环境下生存，虽然很痛苦，能够坚持下来，就是一种磨炼，就会转化为一种精神财富。为了生存，除了忍，“逃”是唯一的选择。当逃不掉的时候，如果不想妥协与退却，那就只有战斗了。鲁迅的骨头，是伴随着压迫和战斗而硬起来的。如果没有压迫，就没有不平。如果没有不平，就不会有反抗。没有反抗，就没有斗争。没有斗争，就不需要硬骨头，甚至不需要骨头。

    人们说鲁迅的骨头硬，没有人以为是赞美他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下的顽强的生命力，而是说他面对强权与现实的死亡威胁所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大无畏精神。这样的精神，愈是到了晚年，愈是显得顽强。这种精神的形成，有个发展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他并不都是以战斗的姿态面对社会、面对邪恶。他曾经彷徨过。不过，他没有从彷徨走向颓废和堕落，而是在彷徨中思考，为迎接未来战斗。

    鲁迅说：“给我以诬蔑和侮辱，是平常的事；我也并不为奇：惯了。”（《南腔北调集•给文学社信》1933年7月29日）这是鲁迅身处诬蔑与侮辱的生存环境中的一种心态。这样一种坦然的心态，是斗争磨炼的结果。

    如果看鲁迅的“斗争史”，不难发现，他的每次斗争，并不是为了显示自己的硬骨头而斗争。也不像胡适先生对青年学生谆谆教导的那样，是为了“争取个人的自由”而战斗。他面对社会现实，面对鬼蜮魍魉，没有麻木，还有是非之心。在是非面前，他不愿意把这是非之心隐藏在内心深处，也不愿意扮演不偏不倚的的角色。

    7 硬骨头与碰硬

    常言道，是骡子是马拉出去遛遛。那是骡子与马的比赛，要分出高低。

    人的骨头硬不硬，并没有这样的比赛。但是，每个人又都随时面对着这样的“比赛”。问题是是否敢于参加这样的“比赛”，是不是主动而积极地参与投入随时可能出现的“比赛”。明哲保身者、无知保身者、怯懦者永远是比赛中的看客。

    一个人的骨头是不是硬，是在社会实践中表现的，是在复杂的斗争中表现的。这种表现是能够让热心的“看客”们看得到的。

    鲁迅作为文学家，他的表现在文坛。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作为共产主义战士，他的表现不仅在与社会正面的敌人的斗争中，特别还在于他积极地参与同无产阶级内部的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在鲁迅留给人们的精神财富中，敝人看来，这是最具价值的。“鲁迅思想”若少了这一笔，其思想的价值将大打折扣。而以“鲁迅思想”为“立人”的人们，是不愿意把这纳入“鲁迅思想”的，因为那与“立人”思想并不和谐。鲁迅的文章，不仅反映他的思想发展与变化，而且也反映了他的一种风格。在他的风格中，透着一种性格。

    硬骨头只有在遭遇硬茬的时候，需要碰硬的时候才有用，才能够显示，平时并派不上用场。比如在家庭生活中，无论骨头多么的硬，也只能束之高阁。像鲁迅，并不见有他在母亲、儿子面前显示硬骨头的记载。相反，在儿子面前“甘为孺子牛”，需要“卑躬屈膝”，已经近乎软骨头了。

    鲁迅的笔是犀利的，鲁迅的战斗是不讲情面的。他遇狼像狼，并不怕碰硬。但是，他也并不是谁硬就碰谁。在1925年3月15日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倘荆棘非践不可，固然不得不践，但若无需必践，即不必随便去践。”（《两地书•北京•四》1925年3月11日）他还说：“逼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这时候，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两地书•北京•二1925年3月11日》）道出了他不怕碰硬的心态和对“硬”的策略。

    鲁迅这个沙场老手，在战略上，在大的目标上意图明确，坚定不移，勇往直前，跟着社会一同前进。但是，在战术上，灵活机动，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在复杂的环境里，采取的是“游击战术”，打的是堑壕战。他就像一个弹无虚发的狙击手。他的一篇篇杂文，就像是射出的一支支响箭，投出的一把把匕首。他知道与什么人战斗，他知道如何战斗。他的战斗在于弘扬一种思想，恐怕并不是为了享受胜利者面对失败者那份得意和惬意。一些人常常关注鲁迅“骂”了谁，在鲁迅的名望如日中天的时候，被鲁迅“骂”固然很不幸，活下来的因为被鲁迅“骂”而吃了不少的苦头。其实鲁迅与他们并无私怨。如果只注重了“个人”，骂人是展示“个性”，把它看做是“个人”之间的恩怨与冲突，必然忽视了他阐发真理这个根本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被鲁迅“骂”的人，也是对于文化界、思想界作出“牺牲”的人。没有了他们，鲁迅恐怕很难“借题发挥”。历史将因为鲁迅，记下他们的名字，使他们成为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成为“代名词”。这是他们的“幸运”，是历史对他们的一种“补偿”。他们的典型意义在于他们并不是孤立的个人，他们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活，而且无一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活。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其实就在每个人的周围。无论在上层还是在下层，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一定的角色。正如在鲁迅那个年代鲁迅不多见一样，在鲁迅以后的年代，扮演鲁迅这个角色的人也不会有很多。对于别的人，敝人不敢说，对于钱教授，虽然有“当代鲁迅”的美誉，不过，我只想在“当代”之后加上一个字：伪。

    一个人，无论他多么反动，或者多么伟大，总有死的时候。中国人很知道“人亡政息”。人死了，无论如何不能像活着的时候那样影响社会和他人。但是，一种思想，不到一定的条件下，是不会消亡的。总是有它的或者好的或者糟糕的继承者。不同思想之间的斗争不会因为什么人的死亡而熄灭。对于文化思想上的问题，鲁迅认为：“要在文化上有成绩，则非韧不可。”（《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硬碰硬，震撼一时的牺牲，并不是文学家、思想家鲁迅的首选。那只能是狭路相逢时不得不直面的问题。

    硬骨头固然是有战斗力的。要战斗，仅仅靠骨头硬是不够的。战斗，并不都是狭路相逢“短兵相接”的战斗。除了骨头硬，智谋是不可或缺的。因此，鲁迅认为：“若专一冲锋，而反遭覆灭，乃无谋之勇，非真勇也。（《1933年6月20日信》）

    鲁迅的经验与教诲是十分宝贵的，是用鲜血换来的。

    “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狭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反映了他不屈不挠、顽强彻底的斗争精神。

    “我终于还不想劝青年一同走我所走的路；我们的年龄，境遇，都不相同，思想的归宿大概总不能一致的罢。”（《华盖集•北京通信》）“在青年，须是有不平而不悲观，常抗战而亦自卫，倘荆棘非践不可，固然不得不践，但若无须必践，即不必随便去践，这就是我之所以主张‘堑壕战’的原因。”《两地书•北京•四1925年3月18日》“青年思想简单，不知道环境之可怕，只要一时听的畅快，说的畅快，而实际上却是大大的得不偿失。”（1933年10月31日）

    他这样说，透出了一个踏过荆棘的老人对青年的爱护。

    8 奴隶、奴才与主子

    主与奴，是鲁迅著作中谈到的一个问题。软骨头常常被认为是奴才的特性。

    奴才，在国人的口碑里并不好，常常在奴才的头上冠一个“狗”字，以表蔑视。奴才之所以成为奴才，平时表现在奴颜与献媚上。奴颜与献媚，当然不是硬骨头的表现。其实，当了奴才，就不可能有硬骨头，就不允许有硬骨头。想当奴才的人，并非天生的贱骨头。当他们决计当奴才的时候，就需要按照不同主子的不同嗜好和要求塑造自己，就需要研究如何讨得主子的欢心，当奴才的“诀窍”，要像狗一样地竭力事主。放弃“个性”，不做“硬骨头”，是必须的代价。他们得到的回报是“饭碗”里的“饭”要比奴隶多些、质量高些。这也是让想当奴才的人心动的地方。再有些头脑的，不再只是盯着“饭碗”，而是相机取主子而代之，爬到主子的位子上去。为此，奴才常常做些为虎作伥的勾当也就不奇怪了。

    研究鲁迅的专家如钱教授者，在主与奴这个问题上，自然也应该研究出些门道。他研究的结论是：“人必须有一个信仰，一个内在的精神支撑，才能不成为奴隶。”

    一个人之成不成为奴隶，究竟与信仰、精神支撑有多么大的关系？在钱教授看来，奴隶是根本不配有信仰、有精神支撑的。敝人猜测，奴隶的主子是不希望奴隶有信仰、有精神支撑，甚至是不允许奴隶有信仰、有精神支撑的。

    一个人之成不成为奴隶，好像与信仰、与精神支撑没有什么关系。

    奴隶的身份，仅仅说明他处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中。谁愿意做奴隶？是谁让人成为奴隶的？是社会制度。因为奴隶必须唯命是从，以主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常常被认为是没有信仰、没有精神支撑的人。把看主子的脸色行事、唯命是从、唯唯诺诺、没有主见等视为奴性，也叫奴隶主义。

    其实，表面上表示顺从的奴隶何尝与他们的主人同心同德！

    奴隶，固然下贱，为钱教授那样的大学者所不齿。按照现在通行的观点，人，无论是不是奴隶，有没有信仰、有什么信仰，有没有精神支撑、有什么精神支撑，都是人。他们是不是因为信仰与钱教授的不同而被歧视和嘲弄？他们的人格是不是应该受到尊重？那些不是奴隶的人们应该把他们当人看，还是把他们当狗看？把奴隶当人看，对奴隶施以人道，这对于奴隶，恐怕是求之不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