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教授论“不成为奴隶”，把“信仰”与“精神支撑”当成了根本性的，但是，在讲知识分子获得自由的条件的时候，很重视知识分子的“经济基础”。对于奴隶的存在，却“忽略”了经济基础。如果不毁掉奴隶存在的经济基础，仅仅靠“一个信仰，一个内在的精神支撑”，就能不成为奴隶，是值得怀疑的。历史地看，那也是不可能的。道理并不深奥，奴隶的社会地位不是奴隶和奴隶主们的主观意志决定的。

    人在专制制度下，作为个体的主与奴的对立与转化，是社会地位的对立与转化。其中主子与奴隶的对立与转化是财产所有权的转化。没有这样的转化，主子就是主子，奴隶就是奴隶。而这样转化的条件，仅仅靠“信仰”与“精神支撑”是无济于事的。如果靠个人奋斗，个人谋略，篡夺了主子的财产，自己成了财产的新主人，就具备了做主子的基本条件。同样，他做了主子也可以被别人篡逆。个人之间这种社会地位的转化，仅仅涉及的是个人财产及由此而衍生的权力的转移，并不涉及社会制度，特别是制度的改变，因此说不上是革命。这种转化虽然不叫革命，仍然充满着惊心动魄的斗争，充满着血腥。没有任何一个主子会自动地把自己的“椅子”让给奴隶去坐，而自己甘心做奴隶。历史上的臣弑君，子弑父，兄弟为了财产而反目而大打出手的事不胜枚举，就更不要说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了。

    但是，奴隶与奴才并不是同一概念，也不是同类人。在这个问题上，鲁迅是注意区分的。

    在《隔膜》一文中说：

    “奴隶只能奉行，不能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譬如说：主子，您这袍角有些儿破了，拖下去怕更要破烂，还是补一补好。进言者方自以为在尽忠，而其实却犯了罪。因为另有准其讲这样话的人在。不是谁都可以说的。一乱说，便是‘越俎代谋’，当然‘罪有应得’。倘自以为是，‘忠而获咎’，那不过是自己糊涂。”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在《漫与》一文中说：

    “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镣铐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生活。就因为奴群中有这一点差别，所以使社会有平安和不平安的差别，而在文学上，就分明的显现了麻醉和战斗的不同。”

    “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华盖集•十四年的“读经”》）“善于变化，毫无特操。”（《华盖集•马上支日记》）应该说是鲁迅所勾画出来的奴才的基本特征。

    鲁迅虽然看到了奴隶与奴才的不同，而且将笔锋指向的显然是奴才而不是奴隶，但是，还应该看到，奴隶与奴才不仅表现出来的特征不同，在本质上也是对立的。从本质上说，奴才从肉体到灵魂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了他的主子，成了主子的附属品。

    奴隶，是一无所有，没有奴役别人的资本与权力而只能是被压迫、被奴役的人。在奴隶中固然有为了在主子面前表现奴颜与媚骨以讨好主子者，但是，也必须承认，并非所有的奴隶都是奴才，所有的奴隶也不可能都变成奴才。原因恐怕也不复杂，因为主子不需要所有的奴隶都成为奴才。奴隶在一定的条件下要造反，而奴才从来就想不到造反，不但不想造反，甚至还可能是竭力护主、出卖造反者的人。

    奴才，是对人的一种能力评价。

    并不是每个奴隶都能够有资格成为奴才。其实，在奴隶制度下，奴才的一个重要条件需要有“才”。能够为主子做一般的奴隶所做不了的事。听话，唯命是从，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基本条件。奴隶因为不是知识分子，大多为“庸众”、“愚氓”，很难具备主子所需要的才。

    奴才，又是对人的一种道德评价。

    奴才的身份与社会地位是比较的复杂的，并不是只有“奴隶”才可以做奴才，奴才甚至并非主要由奴隶做。奴隶之道德，他们大都是信不过的，只配做下人。只有那些做着或者做过主子的人，善于揣摩做主子的门道，而又想做更多人的主子的人，才知道怎么做奴才，才适合做奴才，做大奴才，做名奴才。奴才大都是具有双重身份的人，也是具有双重人格的人：在主子面前，他是奴才；在奴隶面前，他又是发号施令的主子。或者说是二主子、三主子。对主子，都是摇头摆尾；对奴隶，都是汪汪乱叫。

    一个人是不是奴隶，是由经济基础而不是由主观意志决定的，因此与他的信仰没有关系。

    一个人是不是奴才，不是由经济基础而是由主观意志决定的。

    这就是奴隶与奴才的区别。

    钱教授解释说：“主奴转化完全决定于权：有权就是主人，没权就是奴才。”

    这个话应该倒过来说：因为是主人，才有权；因为是奴才，才没有权。先做主人，之后才是有权，才能奴役奴才。钱教授这种认识上的颠倒，反映了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专制者、主子的权力，源于他们的经济实力即物质力量。权力是物质力量的集中表现。权力的大小和强弱，是由经济实力决定的。地主的实力是土地，资本家的实力是资本，将军的实力是士兵及战争物资。没有了土地的地主，没有了资本的资本家，将军没有了士兵，徒有虚名，则失去了做老爷的资格，身边不会有奴才，也就不是什么主子了。

    主奴转化是社会关系的转化，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地位的转化。这种转化取决于力量的对比和斗争。没有物质力量的个人与组织，没有钱的人，就没有压迫与剥削他人的权利，也就谈不上权力。阿Q之所以敢摸小尼姑的脸蛋，并不是他有摸小尼姑的脸蛋的权利，也没有谁赋予他摸小尼姑的脸蛋的权利，是因为阿Q比小尼姑有力量。阿Q之所以吃了王胡的一顿饱拳之后，只能说“儿子打老子”，是因为阿Q的拳头不过硬，没有力量。否则，说“儿子打老子”的应该是王胡。

    为钱教授所憎恶的红卫兵“杀人”，并不是“杀人”的红卫兵有什么权力。看中国当时那不健全的法律和中央的文件，并没有谁赋予红卫兵“杀人”的权力。现在也有杀人的，除了法院依法之外的杀人，每天都有发生，谁都不认为他们有杀人的权力和权利。我在“文革”中也亲耳听一个红卫兵说过，他们夺权就夺到了一个“木头疙瘩”，什么用处都没有。所谓的“木头疙瘩”，就是象征权力的公章。事实上，握有“公章”即权力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并没有成为所谓的“主人”。对于所谓的“保守派”，同样叫做红卫兵的组织，并不听他们的发号施令。没有出现钱教授在讲演中所说的：“你这一派掌权了，你就是‘主人’中的一分子，可以分享各种权力；你这一派的对立面掌了权，你就是‘奴隶’，随时都有可能被‘专政’的铁拳剥夺一切权力。”（《话说周氏兄弟•第十讲析“主与奴”（上）——“改造国民性”思想之四》第244页）钱教授好像不大注意区别“权力”与“权利”。权力的本质是“力”，不取决于当权者的主观意志。没有强大的物质力量做后盾，没有力量的当权者，只有被架空、被夺权，做“阿斗”的分儿。这样的事例，古今中外，人们知道的都不少。权力，并不能保证“主子”的地位。当他的物质力量消耗到不足以维持他的主子地位的时候，权力就保不住了。如果钱教授看不明白发生在“文革”中的事，那么，他应该知道，日本等帝国主义在中国并没有法律意义上的权力，中国的主权不属于他们，他们在中国也没有政权，但是，他们在中国却可以不顾国际法，恣意烧、杀、抢、掠。他们之所以能够那么做，就是因为国家、国人没有力量反制。

    现在，我有理由怀疑，钱教授不仅是个“金钱崇拜”者，或者说是“金钱至上论”、“金钱决定论”者；还是个“权力崇拜”者，或者说是“权力至上论”、“权力决定论”者。

    但是，认为专制制度下的人都是奴才的，不是鲁迅。因为，鲁迅认为奴隶与奴才是有区别的。奴才与专制者看似对立，在对待奴隶的态度问题上，实则是一伙的。

    现在的问题之一是，在鲁迅那个时代和鲁迅以后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就是只有主与奴这一种关系，进而，“为虎作伥”是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唯一选择？按照钱教授的理论，应该是的。因此，无论是谁的反抗，无论是个人的、还是有组织的反抗，包括毛泽东、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都是争夺鲁迅所说的那把“旧椅子”。按照钱教授对于“鲁迅思想”的诠释，中国几千年中所发生的反抗统治阶级的农民战争都成了毫无进步意义的的争斗。以后任何的斗争都是主与奴的斗争，周而复始。而且是新主子还如鲁迅所说“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如此一来，还是老主子好。但是，老主子也会死，新主子还会接班。不管新主子还是老主子，看来总要找个主子。于是，如果自己坐不上那把“旧椅子”，就只有做奴隶或者做奴才。在知识分子，做不了主子，只好“为虎作伥”下去了。

    如果按照钱教授这样的理解，那么，鲁迅是在为谁、为什么而斗争呢？如果说他是不安心做奴隶，那么，他的斗争那就是想做主子么？绕来绕去，钱教授把鲁迅先生绕了进去。在这里，钱教授把鲁迅先生的思想中的一个严肃的话题弄成了及其荒谬的东西。

    鲁迅生活的时代，前半生是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后半生虽然经过了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但是，鲁迅认为，只是换了块招牌。鲁迅的认识，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情况。作为反封建的战士，他是用笔，用文艺的手段与旧制度、旧文化、旧思想作斗争，目的在于：“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坟•灯下漫笔》）这“厨房”，难道不是旧制度吗？

    鲁迅所处的时代是由半封建、半殖民地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无产阶级正在崛起，农民阶级正在觉醒。各种政治力量，各种社会关系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每个人都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鲁迅并没有脱离当时的社会而存在。当时人与人的关系，并非是单一的主与奴的关系。如果把复杂的社会关系简单化，单一化，那么，就意味着承认鲁迅所进行着的斗争，也是“争夺一把旧椅子”的斗争。他与共产党合作，就是在帮助共产党“争夺一把旧椅子”。按照钱教授的理论，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钱教授在这个问题上显然忽略了鲁迅的政治立场问题，忽略了“争夺一把旧椅子”的斗争是鲁迅说的“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那统治阶级，就是封建统治阶级。一般的人对这个“统治阶级”是不会判断错的。钱教授按在鲁迅所参加的共产党、毛泽东及其领导的劳苦大众的革命斗争的头上，是张冠李戴。因为，天下人都知道，毛泽东、共产党所领导的斗争是被统治、被压迫的劳动阶级同统治阶级的斗争。不属于鲁迅所说的“统治阶级的革命”。真理向前迈一小步，就会成为谬误。钱教授的荒谬是他想把鲁迅的论述当成了适合不同阶级、不同革命的，因而是超越阶级、超越时代的颠扑不破的真理了。

    如今，奴隶制度早已瓦解。如今，人们通常把唯命是从看做是奴隶主义。

    作为文学家、思想家的鲁迅，对于奴性给予了毫不留情的批判。这种批判，是思想批判，这种批判，表现在他对于奴性的深刻揭露。

    奴性，归根到底，属于个人的修养问题。属于思想意识问题。无论是政治，还是法律，在奴性面前，都显得很无力。

    鲁迅反对奴性，这是不错的。反对奴性的并不只是鲁迅，也是必须承认的。

    个性主义是反对奴性的。承认这个对于钱教授并不困难。但是，反对奴性的并不仅仅是个性主义，在共产党人看来，马克思主义也是反对奴性的，这也是应该承认的。而承认这个，对于钱教授就不那么容易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有自由主义者曾经指责共产党独裁，专制。按照他们的认识，共产党与国民党，毛泽东与蒋介石这一对冤家对头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共产党、毛泽东只能是培养奴性而不可能反对奴性。

    奴性，是鲁迅在反封建过程中，以个性主义为武器而批判的对象。具有“唤起民众”的觉悟意义。钱教授从所谓的“鲁迅思想”“立人”中不难判断，奴性是与个性相对立的。

    在专制制度下，作为个体的主子与奴隶的对立与转化，是社会地位的对立与转化。没有这样的转化，主子就是主子，奴隶就是奴隶。而这样转化的条件，仅仅靠信仰与精神支撑是无济于事的。

    奴隶制度早已经被推翻，但是，奴隶主义、专制主义并不会随着奴隶制度的被推翻而消亡。奴隶主义、专制主义，在新的社会制度和变化了的社会形势下“借壳”复活，也可以在种种借口下大行其道。有的人可以借口组织纪律而给专制披上合法外衣，有的人将执行上级指示不走样作为组织观念强的表现。这两种倾向并不是那么容易克服与消除的。对于许多人，这只是个认识问题。动辄给人扣上专制主义或者奴隶主义的帽子，如把知识分子中存在着的某些问题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斥责为“为虎作伥”就很值得问他一个为什么。鲁迅在去世前曾经说过：“据我的经验，那种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钱教授说“中国知识分子”“为虎作伥”，到底是个什么问题？他为什么那么说，他到底又是哪路人？

    9 析“有权就是主人，没权就是奴才”

    权与奴的确是有关系的，是值得好好分析的。在中国“主”和“奴”的迅速转化，它的关键在什么地方呢？钱教授说：“在一个‘权’字”。并结论说：“有权就是主人，没权就是奴才。”

    当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做不做奴才好像与是不是“职业作家”，有没有“经济基础”，有没有“信仰”，追求不追求“精神自由”统统没了关系，只与权有关了。这真像是狗熊掰棒子，边掰边扔，最后只剩下了一个字：权。好好精辟哦！

    如果他只说“有权就是主人，没权就是奴才”也就算了，那也仅仅是自己的认识。但是，却又紧接着说：“在我看来，这种权力崇拜在鲁迅之后的中国社会有了更大的，或者恶性的发展，以至毛泽东明确地作出理论的概括，叫做‘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发展为‘有权就有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话说周氏兄弟•第十一讲析“主与奴”（上）——“改造国民性”思想之五》第244页）

    钱教授怎么就没有好好地想一想，“有权就是主人，没权就是奴才”与“有权就有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究竟相差几何。钱教授怎么总爱抽自己的大嘴巴还不觉得？如果仅仅是自己抽自己的大嘴巴，那是他自己的事，但是，却偏偏把林彪那著名的“有权就有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与毛泽东那著名的“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混为一谈，这到底是要干什么？在林彪成为千夫所指的时候，这不是成心恶心毛泽东吗？是不是以为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诋毁毛泽东的思想？不过，在我看来，毛泽东不但毫发未损，却暴露了损人者的荒谬、自负和卑劣。

    究竟谁是权力崇拜者？是毛泽东吗？

    看来，钱教授好像没有心思搞清楚“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是个什么问题，不知道政权问题是个什么问题，不知道主与奴都是怎样对待革命问题和政权问题的，也不知道革命对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奴隶是一种权利，而这种权利从来就不是有权力的主人赋予的。对于这一点，读一点历史就会知道，历史上当老爷的主人们，在他们制定的法律中从不曾赋予过奴隶们革命的权利。奴隶只能在他们的主人所制定的规章、法律范围内活动。谁要是越雷池一步，特别是进行具有革命性质的“造反”、“夺权”，都严惩不贷，杀无赦。

    奴隶要实现自己的人的权利，必须首先要有自己的政权，否则一切免谈。这难道是什么多么深奥的道理么？千百年来，劳动人民受压迫、受剥削，难道不是因为政权不在他们自己的手里么？如果像钱教授那样，谁认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就是权力崇拜，那么，要克服权力崇拜，是不是就不应该革命，不应该把革命的矛头对准压迫他们的反动政权？或者把已经从敌人手中夺得的政权再拱手让出去呢？

    常识告诉人们，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政权。到现在，恐怕谁也找不出一个没有政权的国家。任何一个政权都不是个人的。任何个人都支撑不起一个政权。但是，任何政权中都有他的核心人物、灵魂人物、代表人物。他们不是完人。要反对一个政权，没有不对准他们的头儿的。这大概就是老百姓说的“枪打出头鸟”，是政治家、军事家所谓的“斩首行动”。钱教授把权力崇拜的罪名加在毛泽东的头上，究竟是要表现自己对一切政权的深恶痛绝呢，还是只对毛泽东心怀不满呢？还是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所建立的政权充满仇恨呢？

    人们看到，任何一个政权都需要有物质力量做后盾，其中最离不开的是枪杆子。中国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军阀割据或者土匪占山为王的混乱局面。广大的老百姓很无奈，认为“有枪就是草头王”。要国泰民安，要把他们统一起来，靠嘴皮子是不行的。共产党在没有枪杆子的时候，被有枪杆子的国民党反动派随意屠杀。共产党因为没有枪杆子而险遭灭顶之灾。在这样的形势下，毛泽东才在1927年意识到并指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并且拉队伍，上了井冈山，但是，他并没有占山为王。他们要通过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从要消灭他们的国民党反动派那里夺取政权。对于毛泽东的“壮举”，钱教授认为“残酷与荒诞”，认为是“教人死”。这样，毛泽东“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的思想，与钱教授革命的“要害”问题是“教人死”的思想就是明显对立的思想。钱教授怎么可能认同！

    如果说“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就是毛泽东对权力的崇拜，那么，我不得不再一次拉鲁迅出来为毛泽东垫背。钱教授肯定知道，早在毛泽东之前的1925年，鲁迅就看到了孙中山因为没有军队，才不得不迁就那些有武力的别人，认为“改革最快的还是剑与火”。钱教授也肯定读过鲁迅在黄埔军校那“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的讲演。按照钱教授的理论，鲁迅不但是一个“枪杆子”崇拜者、一个权力崇拜者，而且应该是毛泽东、共产党的先生。即使不是先生与学生的关系，起码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是相通的。

    骂别人是权力崇拜的人大概不认为自己是权力崇拜者。他们是什么呢？无政府主义？权力虚无主义？我是说不清楚的。我只相信，他们要是掌握了政权，恐怕要比他们所谓的权力崇拜者还要贪婪。这样的例子还是钱教授自己去找吧。

    如果钱教授不认为共产党的政权已经蜕变，已经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如果他了解了共产党政权的本质，就应该知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人民群众对政权及行使权力的人们的根本要求。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有权的不仅不能是“主人”，用马克思的话说，应该是“公仆”。用毛泽东的话说，无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这样的政权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权力，权力者应该是代表人民行使权力。这样的权力，是一种责任，是一种使命，不允许权力者把它当成个人摆谱、显示“主人”身份、作派，奴役民众，攫取民脂民膏及他们想要的“一切”的工具。在这样的政权下，起码在理论上，不能说“有权就是主人，没权就是奴才”。在共产党内部，担任领导、有权力的共产党员与没权的共产党员在理论上是同志关系而不是主与奴的关系。与没权的群众是鱼水关系而不是猫鼠关系。当然，那只是一种理论。不仅这种理论，就是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制定的党纪国法，也不能保证在事实上每个权力者都能够那样做，都能够摆正自己的位置。那些想破坏政权的人，那些想从执政党的地位捞取好处的人，那些迷信权力的人，都千方百计地往政权里钻。因此有的伪装，有的韬光养晦，有的投机钻营，有的拉帮结派，有的依靠裙带，有的花钱去买，有的靠姿色去交换，真是阴谋、阳谋，机关算尽，花样不断翻新，有的还真的爬上了高位。他们一旦大权在握，就要改变权力的性质和用途，便滥用权力，就要“五子登科”。以前的林彪、“四人帮”就不要说了，前些年不是枪毙了一个叫成克杰的副委员长么？近年在政治局里不是出了一个叫陈良宇的人么？那样的人物恐怕谁也不敢保证今后不会再出。这说明问题的严峻性和严重的程度。在外国，有的爬上了最高权力宝座，把政权的性质改变了的都有。那样的权力者，是人民公敌、人民公贼？还是人民公仆、人民救星？人们的认识不会是一样的。那样的权力者，是附着在政权主体上的蛀虫。试想，如果没有了他们的存在，老百姓的心，将舒坦得多。气儿，将顺得多。社会将和谐得多、稳定得多。要说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恐怕就数他们了。这也无须讳言，看看报纸就知道，共产党也没有刻意地掩饰这种现象。但是，不能因为他们的存在，就说“有权就是主人”，更不能说“没权就是奴才”。有权的，或许想做主人，但是，没权的决不会因此就都是奴才。说“有权就是主人，没权就是奴才”，那无疑是说共和国里没好人了，事实上也并不是那么回事。钱教授想骂有权的，说他们“有权就是主人”，有权的有什么反应是有权人的事。钱教授作为那么大的一个知识分子，一会儿骂非知识分子没有“人性”，一会儿又把没权的都骂成奴才，这一骂又把我捎带进去了。越想越不对劲，越想越憋气。前思后想，不得不劳神专门补写这一节以表明态度，不能被骂成了奴才还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