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谁教红卫兵“渴望嗜血”

    一个人如果对另外的一个人产生了成见，就很容易产生偏见。偏见，不仅可以把人看扁，还会殃及池鱼。例如，外国那个“农夫与蛇”的故事，只因为一个共产党人讲过，钱教授便读出了新的意境，给这个故事赋予了“嗜血的渴望”，和灌输“仇恨”的主题。这样的“讲故事”，在我所经历的老师中，还没有过。只是读了钱教授的书，才知道“农夫与蛇”的故事原来还有这样一种读法。知道了“红卫兵杀人”原来是这个故事作得怪。

    钱教授在讲演中说：“大家不能理解红卫兵为什么杀人，其实很简单，因为红卫兵从小生下来就听一个故事：‘农夫和毒蛇的故事’，就是时刻要记住何为自己的敌人，何为敌人的朋友，而敌人与敌人的朋友都是该杀的。从小灌输到十七八岁，充满着对‘敌人’的仇恨，充满惩罚‘敌人’的嗜血的渴望。”（《话说周氏兄弟•第七讲说“食人”》第170页）

    经翻书查阅，知道了“农夫与蛇”的故事。在全世界究竟有多少人知道，恐怕难以计数。毛泽东是知道这个故事的人中的一个。1948年底，在中国人民即将取得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之时，他不但看到了“敌人忽然竭力装作无害而且可怜的样子”，而且还看到了“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他不希望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一切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于是于12月30日在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就讲了这个故事。这个时候，毛泽东这个中国农民的儿子，没有做故事中的那个外国农夫。

    外国这个农夫与毒蛇的故事，是个寓言故事。按照老百姓的说法，就是瞎编的，不是真事儿。毛泽东在当时讲那个故事，并不是无的放矢，是因为当时有人劝共产党做这个农夫。胡适先生就是劝毛泽东放下刀枪、俯首称臣中的一个。起码在当时，没有什么人把毛泽东讲这个故事视为毛泽东在向共产党人和民主党人乃至全国人民灌输“嗜血的渴望”和“仇恨”。钱教授“不和众嚣”，见解独特，正可谓“个性”鲜明。

    如果共产党对于敌人像那个农夫一样怜悯、宽容，实行“费厄泼赖”，共产党的领袖们恐怕早就被蛇咬死了，成了被吃的人，恐怕想踏踏实实做个农夫的机会都不会有的。不仅不会招致钱教授的奚落和痛批，很可能成为被钱教授所同情和怜悯的人。中国的老百姓很幸运，他们的领袖是毛泽东。

    当他津津有味地向他的学生讲述并评论外国的“农夫与蛇”的故事是灌输“渴望嗜血”和“仇恨”的时候，好像不知道中国还有一个几乎家喻户晓的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但是，他最不应该忘记的是，鲁迅为什么写《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篇文章，不应该忘记鲁迅讲的王金发不打“落水狗”而被爬上岸的落水狗咬死的故事。对于这个真实的故事，鲁迅是这样说的：

    “秋瑾女士，就是死于告密的，革命后暂时称为‘女侠’，现在是不大听见有人提起了。革命一起，她的故乡就到了一个都督——等于现在之所谓督军——也是她的同志：王金发。他捉住了杀害她的谋主，调集了告密的案卷，要为她报仇。然而终于将那谋主释放了，据说是因为已经成了民国，大家不应该再修旧怨罢。但等到二次革命失败后，王金发却被袁世凯的走狗枪决了，与有力的是他所释放的杀过秋瑾的谋主。”

    对于鲁迅所经历和看到的这个真实的事，难道不是一个中国现代版的“农夫与蛇”的故事吗？这个“农夫与蛇”的真实故事给鲁迅所留下的惨痛的记忆，难道能够轻而易举地忘却吗？

    共产党人毕竟知道蛇的本性是“嗜血”，因此，他不是、也没有当故事中的农夫。对于那些两手沾满共产党人和与共产党并肩战斗的群众的鲜血的反革命，并没有实行“费厄泼赖”，更没有奉为上宾。而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进行了“报复”，只许他们老老实实，不许他们乱说乱动，罪大恶极者杀无赦。共产党对此并不讳言。他们要这么做，也不需要什么人充当裁判，指指点点。共产党人做的鲁迅说到了。现在，钱教授居然充当起了历史裁判员的角色，苛求于共产党人，自以为明察秋毫，实际上是在宽纵什么人，为什么人张目，不是一目了然吗？

    记得鲁迅说过一段话。他说：“谩骂固然冤屈了许多好人，但含含糊糊的扑灭“谩骂”，却包庇了一切坏种。”（《花边文学•谩骂》1934年1月7日）

    由鲁迅的话又想到，在被共产党杀的人中，当然有被冤枉的好人。把本来是革命的而被当成反革命错杀了的事，在红军时期就是有的。共产党是在内部斗争中成长、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混淆了不同性质的矛盾这样的事，无论在什么营垒，在什么时代，都是不可避免的，都是存在的。共产党承认这个现实，正视这个现实，因此，才有了“有错必纠”的方针。但是，要像钱教授那样，“一风吹”，指责对于反革命的镇压，借用鲁迅的话说，就是要“包庇了一切坏种”。他要包庇一切“坏种”，除了把矛头指向那些制定革命政策的人们之外，作为文人，还能够做什么呢？

    在社会上还有革命与反革命的分野的时候，闭着眼不看这种社会现实的存在，故意混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谴责革命对于反革命的镇压，这其实是面对强大的革命力量发出的哀鸣和发泄对革命的仇恨。

    认定农夫与蛇的故事是灌输“仇恨”，灌输“渴望嗜血”，又认定“红卫兵杀人”就是因为知道了“农夫与蛇”的故事所致，这真是一个伟大而惊人的新发现。

    如果有仇恨，就灌输仇恨，本来也在情理之中。钱教授在圣殿般的国家最高学府，在大庭广众之下，痛斥“革命”吃了多少人，而且还要印成书，广为传播，这难道不是在灌输对于另外的一些人的“仇恨”么？共产党人不是基督徒，用基督教义要求他们是强他们所难，是徒劳的。其实，以钱教授对“革命”的批判看，也不像是个基督徒。钱教授把人当人看，“教人活”，好像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不过，他关于“红卫兵杀人”的高论与态度却让人费解。人们知道，嗜血，不是人而是传说与神话中妖魔鬼怪的本性。是“农夫与蛇”的故事中蛇的本性。把红卫兵描述为“渴望嗜血”，分明就是说红卫兵不是人，而是毒蛇、是魔鬼。显然，这又与“人派”的基本教义发生冲突。真不知道钱教授到底是什么主义的，是哪家的门徒。

    关于“农夫与蛇”的故事，近日到书店查阅，知道了它出自公元前六世纪古希腊的《伊索寓言》。以此推论，这个农夫比孔夫子还年长，更比中国的东郭先生年老。在传到毛泽东那里的时候，在外国存在了两千五百多年。外国有多少人知道这个故事？外国有多少人是听了这个故事就渴望“嗜血”，就去“杀人”，是没有办法统计的。近代美国的独立战争，法国的大革命，都是杀了不少人的。他们杀的人比中国的“红卫兵杀人”在数量上恐怕要多得多，持续的时间也长得多。他们的杀人是不是因为受了农夫与蛇的故事的诱导？史书恐怕没有这样的评说。现在搅得世界不安宁的恐怖分子大多是青年人，他们是不是人人都揣着农夫与蛇的故事去杀人，去制造恐怖事件？至少敝人没有听到这样的报道。在中国，听过或者知道这个故事的可以肯定不只是红卫兵，听了这个故事是不是就会因为渴望“嗜血”而去杀人？这样的逻辑怎么就只适用于“红卫兵”？
根据钱教授“红卫兵杀人”这个说法，在这里，“红卫兵”是个集合概念，是一个个红卫兵的总称。因此，可以推测为红卫兵里没有好人。不但没有好人，而且个个是杀人犯。事实上，谁都知道，并不是那么回事，也没有那么回事。作为经历了那段历史的钱教授，应该把真实的历史事实告诉那些没有经过那段历史的学生们。

    红卫兵是人，还是恶魔？这个问题对于“人派”就像“鲁迅是人，还是神”一样的简单，本来也是个常识问题。

    红卫兵大都由涉事不深的青年学生组成的，特别是中学中的红卫兵，大都是未成年人。从法律上说，并不具有完全的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他们对于革命的理解往往幼稚，这就决定了他们在行为上往往是盲目的。而这种盲目性，是政治上的幼稚病的表现。

    如何评价红卫兵，敝人自知没有这个能力，不具备评价这个问题的条件。但是，敝人毕竟与红卫兵有过“亲密的接触”。不仅在“大串联”过程中接待过红卫兵，而且还通过“军训”、通过参加“军宣队”，与红卫兵共同学习、生活，共同面对相同的问题有将近三年的时间。所直接接触过的红卫兵也有几百人之多，其中包括我的同学。就我所接触的那些红卫兵，他们有见解，有的见解我也并不以为然，但是，没有血债，也没有察觉出他们中的谁“渴望嗜血”。比起数以千万计的红卫兵来，我所接触的红卫兵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点点，当然不能以这一点点人的情况推论和概括那上千万。

    “红卫兵运动”是不是杀人、食人运动，笔者不敢妄评。我所能够肯定的是，我所认识的红卫兵并不是那样的人。

    红卫兵组织是什么组织，这关系到对红卫兵的一个基本态度问题。

    它是不是非法组织和犯罪组织，这是个法律问题。无论是当时的法律，还是以后的法律，司法机关都没有这样的确认。

    它是不是反动组织，也不见有权威的政治部门的确认。在当时只听说“联动”是反动组织，后又听说那是林彪、“四人帮”为了打倒老干部而定的。即使有个把红卫兵组织是反动组织，也不能因此把红卫兵组织都打成反动组织。事实上，对于红卫兵组织是不是反动的问题，到现在为止，看到的仅仅是某些“麻子脸照镜子——个人观点”。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权力机关或者政治组织宣告红卫兵是反动组织。因此，钱教授关于红卫兵的一切认识与结论，都是“学术”的。如果把红卫兵打成反动组织，那么，曾经戴过红卫兵袖标的现在的和过去的许多领导人，将都有加入反动组织的历史，那是一个不小的政治污点。

    不用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听说哪个红卫兵组织是反动组织，在我参加“军训”的时候，红卫兵组织之间“派性”最严重的时候，至少我们那个部队奉行的是“支左不支派”的方针。上级明确规定，不能宣布哪一派为“保守”组织，要实行“一碗水端平”的政策。时至今日，反省过去，我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当然，我作为一个战士错不错无关大局。

    对于红卫兵组织，只能说是群众组织。

    红卫兵在最初是学生组织，但是，它并没有游离于社会之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有不同的政治力量渗透其中，红卫兵组织经历了从分裂到联合到被取消的过程。在每个红卫兵组织的背后，都有自己政治上的支持者。这支持者中，就有没有被打倒的或者曾经被打倒而被“解放”了的革命干部，也就是当权派。红卫兵组织之间的派性斗争，实际是当时党内斗争的反映。

    红卫兵组织的群众性具有广泛意义，据说，仅仅受到过毛泽东和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八次接见过的就有1200万人。这1200万人，大都是在“大串联”的名义下到北京来的外地红卫兵。

    当然，我不能据我自己的一孔之见断定红卫兵中没有杀过人的。即使是杀过人的，也不能断定他是因为当了红卫兵才去杀人的。即使是自恃自己是红卫兵而杀人的，也不能断定他的杀人是由于读了农夫与蛇的故事的缘故。红卫兵毕竟不是专门以杀人嗜血为目的而成立起来的群众组织，据我所见，现在的在职的、在校的各级领导和五十多岁以上的教员，真正一天红卫兵都没有当过，一天“造反派”组织都没有参加过的或许有，恐怕不多。1200万红卫兵中，许多都在工作，甚至是在相当一级的领导岗位上，他们肯定是经过审查的、肯定是没有杀过人的。“红卫兵杀人”中的红卫兵，肯定不包括他们，虽然并没有人站出来，或者没有机会站出来特意来声明这一点。对于红卫兵杀人案，专门机关对于他们杀人的动机、目的、原因，肯定是要审查的。可有一例是因为听了农夫与蛇的故事？可有一例自恃自己是红卫兵，有杀人的权力？当钱教授读了农夫与蛇的故事之后，是不是就油然产生出“嗜血”的渴望？如果听了农夫与蛇的故事就 “渴望嗜血”的逻辑在自己的身上都不灵验，怎么能够当做“普遍真理”而推及到他人呢？古今中外具有大智慧的人不少，他们的智慧即使不在钱教授之上，也并不会在钱教授之下。如果农夫与蛇的故事真的那么毒，恐怕在外国早就成禁书了。何以让它留传至今？在中国，至少在现在，也应该列为禁书，以免谁看了它就 “渴望嗜血”，就去杀人。但是，到书店一转才知道，各种版本的《伊索寓言》应有尽有，甚至还有适合少年儿童看的印刷精美画本。在新版的《毛泽东选集》中，也没有把他讲的那个“农夫与蛇”的故事删掉。

    问题不在于红卫兵是不是产生和存在。他既然产生了，存在了，就应该面对它，正视它，引导它。事实上，不同的政治势力都想引导它。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应该自觉地想一想自己那个时候做了什么和为什么做。事实上，恐怕都想过。几十年过去，有的早已经作为经验或者教训转化成了精神财富。在红卫兵的问题上，仅仅在事后谴责是没有什么作用的。红卫兵毕竟已经成了历史。事实是，当年参加过红卫兵的许多年轻人，已经摆脱了幼稚，走向了成熟，甚至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材。像我的同学，虽然有大作为的不多，当教授的还是有的。我不知道我承认并说出这个事实，要被扣上个什么帽子，是不是被认为是歌颂红卫兵。

    红卫兵是人，这是应当而且必须承认的。我这样说，既不违反“人派”的理论，也不违背事实。当过红卫兵的中学生也好，大学生也罢，都是人。他们决不会因为当红卫兵而成为圣人或者罪人。更不能因之而被开除出“人籍”。用一个简单的农夫与蛇的故事诠释复杂的红卫兵运动，不管怎么说，也是一种现代历史观。钱教授难道不认为自己的理论有“打击一大片”的“极左”之嫌吗？虽然钱教授为人们提供了可资参考的理论和认识方法，但是，我宁可相信自己的眼睛和感觉，这比钱教授的理论要真实得多。钱教授的理论或许是通过他自己的眼睛感觉之后而升华的，对于这，敝人并不怀疑。不同的人看到的东西不同，感觉是不同的。其实，即使所见相同，感觉往往不同的事也很常见。因此，敝人没有必要去附和钱教授或者什么人，而想保持一点点个人的“独立性”。在思想文化“多元化”的社会，钱教授的认识大概只能算做“一元”。这“一元”可以凸现，却代替不了它元。

    由“红卫兵杀人”，我想到震惊全国的“马加爵案件”：2004年2月13日至15日马加爵因报复，在某大学宿舍先后将4名同学残忍地杀害。这样的案件，不知钱教授可知道与“红卫兵杀人”中的哪起案件相似。他连杀四人，下手如此之狠毒，一点也不“费厄”，那是多么大的仇恨！如此“嗜血”，不知道是不是与农夫与蛇的故事有关联。不过，对于这样的案件，国人没有因为马加爵是大学生，就说是“大学生杀人”。

    鲁迅说过：“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对于这句话，钱教授是应该知道的。一个农夫与蛇的故事怎么能够改变数以千万计的红卫兵的人性，把他们引向“嗜血”的罪恶深渊？

    如果说钱教授在事实上分不清国民党与共产党、蒋介石和毛泽东，在“学术”上说不清革命与反革命，这是可以理解的。那毕竟不是钱教授所攻读的专业。常言道，隔行如隔山。教授不是万能的上帝，不能要求太多。

    但是，研究了一辈子鲁迅的钱教授应该知道鲁迅说过，吃牛肉是不会变成牛肉的。至少，不会都变成牛肉。如果以为读了农夫与蛇的故事就都变成了蛇，那么，为了避免这种悲剧的发生，除了禁之外，应该让学生们都去念“阿弥陀佛”，让他们牢记“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其实，那些嗜血如命的杀人犯罪分子，何尝知道什么农夫与蛇的故事？口念“阿弥陀佛”的何尝都是菩萨心肠？

    要说起来，钱教授要让自己的理论能够自圆其说，互相照应，那么，红卫兵就必然“渴望嗜血”和“杀人”。因为，既然毛泽东是“杀人”、“食人”成性，那么，毛泽东支持过的红卫兵岂能不“嗜血”和“杀人”？由此观之，在钱教授那里，妖魔化红卫兵，不过是妖魔化毛泽东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过，他好像没有想过，如此一来，在有意或无意之中把戴着红卫兵袖标，组织和陪同毛泽东八次接待红卫兵的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置于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