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就出来了。我曾经怀疑钱教授在说毛泽东做“大同世界梦”之前没有好好地阅读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现在，还怀疑他并没有认真读鲁迅的《听说梦》。他研究了一辈子鲁迅，研究鲁迅的文章可能都很认真，就是在研究鲁迅这篇文章的时候有点马虎。但是，我在此是不与钱教授马虎的。

    鲁迅说梦“大同世界”者有人，如果不看他后面的话，的确可以认为那时候正在做“大同世界”梦的就有毛泽东。但是，鲁迅却偏偏又说“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不知道这位号称治学严谨的教授是在讲演前没有来得及看这半句，还是因为“鲁迅笔法” 常招误解的缘故，教授没有看懂，还是因为只用前半句作文章就够用了，因而用不着再看后半句。不过，既然书里有那后半句，钱教授可以不看，我看到了却不能装着没有看见。教授学识渊博，但是应该知道，在汉语中“很少”并不等于没有。那么，这“很少”做“阶级斗争”梦的人是谁们呢？鲁迅没有点明，这大概的确是“鲁迅笔法”。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只要了解那时社会的斗争状况，谁都不会猜错谁在做“阶级斗争”梦。难道知识渊博的教授真的揣测不出那时候做“阶级斗争”梦的是些什么人吗？难道是“鲁迅笔法”招致了钱教授的误解？如果是一般的人，对于鲁迅存在着误解，也没有什么，是误解，总有解除的那一天。对于一个大学教授，对于一个自称研究了一辈子鲁迅的学者，恐怕就不是误解，而是有意玩儿的小把戏，蒙那些不怎么读鲁迅的学生们。对于一般的人，即使不读鲁迅，稍微读点中国共产党的党史，也不会认为毛泽东是那个做“大同世界梦”的人。钱教授的“说梦”足以把什么人廉价奉送的“当代鲁迅”这块招牌打得粉碎！

    既做“大同世界”梦，同时又做“阶级斗争”梦就不容易了。在鲁迅看来，那简直是不可能的。那么，那时候，谁在做“阶级斗争”梦呢？别的人不敢说，毛泽东肯定是一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是他提出来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也是他提出来的。

    毛泽东当然是可以做“大同世界梦”的。但是，他不可能同时做相互对立的“大同世界梦”和“阶级斗争梦”这两个梦。至少鲁迅不可能这么认识。

    从鲁迅的《听说梦》一文推断，在毛泽东做什么梦的问题上，钱教授与鲁迅先生的认识与判断并不一样。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与鲁迅先生没有“针锋相对”起来，而钱教授却与鲁迅对立起来了。

    当钱教授说毛泽东正在做着“大同世界梦”的时候，当鲁迅说“梦大同世界者有人”的时候，毛泽东正在干什么呢？正在被当做“匪”被悬赏缉拿。正在井冈山上“落草为寇”。那时候，在他的“大同世界”里，连吃饭穿衣都成问题，睡觉都不得安宁。就连“朱毛红军”中堂堂的朱德军长，也要扛着扁担与士兵一样地挑粮食。艰苦之状可见一斑。要说这时候毛泽东还在做“大同世界梦”，只有一种人可能相信，那就是不知道“大同世界”是什么世界的人。

    鲁迅在作《听说梦》的时候，是知道毛泽东们在井冈山上做着“山大王”的。毛泽东到延安后，还托人给他送过火腿。这都是鲁迅知道毛泽东在做什么梦的证据。在鲁迅的笔下，毛泽东显然不属于“梦‘大同世界’者”而属于 “梦着将来，致力于达到这一种将来的现在”的人们中的一个。否则，恐怕鲁迅要留着火腿自己吃了。

    在毛泽东“做梦”的问题上，毛泽东与鲁迅没有“打”起来，钱教授却狠狠地抽了鲁迅一个大嘴巴。

    3 最大的梦想家

    “大同世界梦”的确是个大梦、长梦。中国人从孔夫子时代做到毛泽东时代，毛泽东被钱教授封为中国二十世纪最大的梦想家。

    当全国的工人、农民、战士们都“迷迷糊糊”地跟着毛泽东做“大同世界梦”的时候，当“中国知识分子”在“推波助澜”、“为虎作伥”的时候，这位未来的北京大学教授在做什么呢？他自己说，在“整夜不睡”地作诗。作诗，当然不是“做梦”。我不能判断他的写诗是不是奉了梦中毛泽东的旨意，更不能知道他“一天要写几百首诗的计划”是不是毛泽东在说梦话的时候哼唧出来的要求。不过，可以肯定，他作诗不作诗，一天能不能作几百首诗，肯定不关毛泽东的事。敝县是全国有名的诗乡，作诗的人自然是受人尊敬和注目的。但是，仍然有许多人是不会作诗，从不作诗的。即使是在“大跃进”那个年代，因为不作诗、不会作诗而被另眼看待的，在当时闻所未闻。毛泽东活了八十多岁，郭沫若赞誉他为诗的“泰山北斗”。读了钱教授的书才知道，这是不誉之誉。满打满算，他作的诗词不过几十首。平均下来，一年也就合一首。日作百首，恐怕连敢发动“大跃进”的毛泽东都不敢想，都做不到。毛泽东作诗的气魄与能耐远在这位未来的北京大学教授之下。如果真的能够“整夜不睡”，“ 一天要写几百首诗”，我敢说，肯定是天下第一“诗王”，最有资格作诗坛霸主。什么“诗仙”李白，什么“诗圣”杜甫，都将相形见绌。就是诗界前辈如郭沫若、臧克家面对如此奇异的学子，恐怕也要发发“廉颇老矣”的感慨了。

    品味钱教授的讲演，他在大跃进中的作诗，并没有人强迫。不像曹植，七步之内作不出诗就有杀头之祸。

    新中国的路怎么走？鲁迅也没有说过。周作人也没有说，周作人的导师、导师的导师都没有说。那时候，有人说让他们走美国的路，但是，共产党并没有采纳这些意见走那条路，非难才由此而生。

    毛泽东说过，夺取政权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当他和红军迈出长征第一步的时候，他想到过湘江惨烈的战斗吗？他想到过遵义会议吗？他想到过雪山草地吗？他想到过在陕北建立根据地吗？当他参加共产党的时候，当他拉队伍上井冈山的时候，是不是认定自己就是未来的共产党领袖，人民军队的统帅，未来的那个中国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

    如果新中国不应该沿袭祖宗们走过的老路，如果不沿袭旧的政治、经济制度，那么，就应该开辟一条新路。共产党人从组织成立共产党那一天开始，就不想走祖宗们的老路。他们走的是一条在中国从来没有人走过的路。什么是路？鲁迅说：“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热风•六十六 生命的路》）鲁迅早在大清王朝的时候，就认识到：“所谓世界不直进，常曲折如螺旋，大波小波，起伏万状，进退久之而达水裔，盖诚言哉”。（《坟•科学史教篇》）共产党人要踏出一条路来。这条路，走得的确很曲折、很艰苦。不仅有荆棘，甚至还有陷坑，还有不知道怎么走，需要停顿下来研究研究的时候。至于走在那样的不是路的路上，偶尔听几声狼嚎狗叫，简直就算不了什么了。连老农都知道，不能因为拉拉蛄叫而不种地。何况走过万水千山，什么险都历过，什么鸟都见过的毛泽东及其战友们！走在这样的路上，能绕则绕，绕不开，除了逢山开洞，遇水搭桥，大概没有捷径可走。他们除了与民同甘共苦，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大概也没有别的办法。善良的理想家、观察家自然希望他们走的路像长安街一样笔直、宽敞、明亮，前边不仅没有敌人，而且也没有荆棘。但是，事实却与理想家的想象相差甚远，超出了他们精神上的承受能力。于是，他们惊慌，诅咒，甚至绝望。他们把满腔的愤怒指向那些开辟道路的人。而在这个时候，早把鲁迅的教导忘到爪哇国去了。

    毛泽东和共产党好像并没有被困难和挫折所吓倒。走自己的路，让他们骂去吧！像战争年代那样，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他们又继续战斗了”。这是毛泽东在战争年代说过的话。现在用在他们的身上仍然适用。毛泽东横空出世，遭到的挫折，非难，谩骂和攻击难道还少吗？多钱教授一骂不多，少钱教授一骂不少。如果看一看中国这一段的历史，有意思的是，在挨骂方面，唯一能够与毛泽东相媲美的，恐怕也就是鲁迅了。别人的骂归骂，攻击归攻击，他没有因为什么人的攻击和谩骂而趴下，而放弃营垒，而停止探索的脚步。看看毛泽东的言论，他在乎过谁对他个人的人身攻击和谩骂？不过，也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在延安的时候，一次打雷，辟死了一个县长。有人骂道，怎么不辟死毛泽东！这个诅咒够狠吧？毛泽东听罢，不敢怠慢，令人查明原因，于是，有了“精兵简政”，有了“大生产运动”。这就是毛泽东对待群众的骂的态度。

    由于钱教授一辈子研究鲁迅，动辄拿鲁迅说事，敝人不得不被逼多看两眼鲁迅的书，有的文章不得不反复地看，不得不时不时地搬鲁迅出来说话。鲁迅说：“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冷笑家的赞成，是在见了成效之后。”（《且介亭杂文•中国语文的新生》）我原以为钱教授可能属于冷笑家，事后诸葛亮，爱放马后炮的那么一个人。现在看来，这个判断并不准确。因为我并没有看到钱教授赞成过共产党的什么。

    钱教授让毛泽东做了个“大同世界梦”之后，就把“20世纪最大的梦想家”的头衔授予了毛泽东。这肯定是钱教授对20世纪的梦想家们研究比较之后得出的结论。

    钱教授说：“四十年代的延安不仅知识分子在做梦，农民也在做梦。而且知识分子的梦与农民的梦逐渐合一。就在这样一个梦的土壤上出现了20世纪中国最大的梦想家毛泽东。之所以说他是最大的梦想家，是指他的梦的大胆与影响而言。由此开始了由他率领亿万人民为了实现一个又一个雄心勃勃的梦想而奋斗牺牲不惜一切代价的‘毛泽东时代’。概括说，这场梦在当时是历史的壮举，在过后看来，既有让人动心之处，又包含了太多的残酷与荒诞，让人后怕。”（《话说周氏兄弟•第八讲谈“做梦”——“改造国民性”思想之二》第181页）

    20世纪谁可以称为梦想家？从光绪皇帝，到康有为，到孙中山，到袁世凯，到段祺瑞，到蒋介石，他们谁没有梦？他们或许可以被称为梦想家，也比较的有资格被称为梦想家。但是，他们都没有资格称为“最大”。他们为什么没有被称为“最大”？从毛泽东被称为“最大”的原因看，是因为毛泽东的“壮举”“包含了太多的残酷与荒诞，让人后怕”。相比之下，袁世凯、段祺瑞、蒋介石的所为即使称不上“温柔与真诚”也决不能称为“残酷与荒诞”。即使算得上“残酷与荒诞”，也决不能说“太多”。即使称的上“太多”，也没有让人后怕的感觉。这“让人后怕”中的“人”是钱教授自己吗？不像。如果是教授自己后怕，那他就应该说“让我后怕”。向来只代表自己说话的钱教授，连毛泽东写文章、作报告用个“我们”都要嘲弄一番的钱教授，而这次说是“让人后怕”。那个“人”是谁？人，当然不仅是“我们”，也应该包括“我们”之外的“他们”。如果不把“他们”开除“人籍”，那么，钱教授认为“我们”与“他们”都在“后怕”。如果说钱教授“后怕”的感觉是自己的体会，我是愿意相信的。但是，他那“人”的感觉是从哪里来的，就不好揣测了。这里需要声明的一点是，那个“人”是不包括我在内的。我也没有向钱教授袒露和传递过“后怕”那样的心态。有道是，一笔写不出两个“人”字。既然那个“人”字属于了钱教授一族，看来我只能不是“人”了。虽然民间有“有拾金的，有拾银的，就是没有拾骂”一说。如果被人骂了还装没事，那岂不是让他背地里窃窃自喜，再骂一声“大傻帽”。权衡一下，还是拾了这个骂，做个不是人的东西吧。这样，也就自动地与钱教授划清了界限。

    中国人都知道毛泽东的“壮举”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壮举”，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的“壮举”。没有了中国共产党，没有了人民，不管是毛泽东，还是别的什么人，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名字罢了。说毛泽东的“壮举”“包含了太多的残酷与荒诞”，那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包含了太多的残酷与荒诞”。

    中国进入20世纪之后，钱教授的家族发生过何等变故，无法知道。但是，蒋介石对毛泽东的家族岂止是“残酷与荒诞”？ 像毛泽东那样满门英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中可多乎？在全国可多乎？在钱教授眼里，他们大概死得活该。因为，他们是为殉毛泽东的“大同世界梦”而死的。按照钱教授的伦理，应该“比鸿毛还轻”，毫无价值。如果毛泽东不做“大同世界梦”，老老实实地在韶山冲那个山窝窝里帮着老子种地、算账、做生意，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按照当时的情景，早就是“小康之家”了，过的应该是好日子。家人和乡亲也不会因他而受难、受牵连。倘使如此，那现在被钱教授骂的该不知道是谁了。

    以“鲁迅思想”为“立人”的教授肯定知道，青年鲁迅提出“立人”是为了建立“人国”。“人国”，肯定是个没有阶级的国度。因为，在青年鲁迅提出“人国”这个国度的时候，他还不知道什么阶级、阶级斗争。以此为根据，是不是可以判断，鲁迅先于毛泽东做“大同世界梦”，这且不必讨论。不过，青年鲁迅的“人国”梦做得很无聊，并没有人随着他一起做。或许他意识到了那是将来或者说是“未来”的事，于是，不再做“人国”梦，而是“梦着将来，致力于达到这一种将来的现在”。先生这一“致力于达到这一种将来的现在”不要紧，竟然冒着杀头的危险，与共产党、与毛泽东搅和到了一起，搞起“阶级斗争”来了，还引以为荣。这样，是不是可以认为鲁迅在去世前是在与毛泽东共同做着相同的梦，又共同“致力于达到这一种将来的现在”？鲁迅斯人已逝矣，鲁迅去世前做着的是什么梦，人们或许只有听那自以为是“正宗”的传人如钱教授之类去“说梦”了。

    周作人做“大同世界梦”，是为民造福，当然没有危险，毫发无损，因此后来才有机会做汉奸。康有为做“大同世界梦”，为国变法名垂青史，但是也惹下了杀身之祸。杀声惊醒“梦”中人，要不是逃得快，怕是性命不保。倘使与六君子一起被杀，那么，可能被史家称为戊戌七君子之首，没有了后来做“保皇派”那一段历史，他就是一个完人了。惟独毛泽东的“大同世界梦”，不是别人杀他，而是他“杀人”，而且还“食人”。同是“大同世界梦”，评价怎么就是那么的不同呢？在钱教授的心目中是不是有多重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