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混淆事物

    不同的事物具有不同的性质，或者说不同的本质。人们分析事物，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及不同的矛盾方面的特征。不同的事物具有不同的特征。否则，人们就不能区别事物。

    看来，钱教授在做讲演和写书的时候，并不大注意这个问题。如钱教授认为“忠”、“孝”与“革命”在本质上是“吃人”就是其中的一例。

    “忠”、“孝”是什么？这是一种十分古老的思想，被认为是两千年以前出现的儒家思想的核心。现在有人说它属于道德问题，近读经典著述，方了解到，这样的思想在孔子诞生之前就存在了几百年，甚至千年以上。特别是被孔子十分注重的那个礼，具体规范了它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忠”、“孝”不仅是一种思想，也不仅属于道德。他的本质是统治阶级的意志的反映。是与当时所存在着的社会制度相适应的。确切地说，反映的是奴隶主阶级的意志，维护的是奴隶制度。在礼不下庶人的社会，“忠”、“孝”对于奴隶，并不适用。到了封建社会，虽然也把“忠”、“孝”作为最崇高的道德。但是，这时候的“忠”、“孝”远非大周时候的“忠”、“孝”了。现在，人们也没有废弃“忠”、“孝”，但是，如果谁以为那是要回到民国之前，则大谬不然。作为词语的汉字“忠”、“孝”，没有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改变他的字的形态和发音。但是，作为概念的“忠”、“孝”，却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这反映了人们思想是随着社会制度的变化而变化着的。

    革命是什么？既不属于道德规范，也不属于法律规范。革命，特别是社会革命，是指社会制度所产生的深刻的质变。革命，是在一定思想指导下，由代表社会发展方向的社会政治力量所发动的社会变革。其中，包括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革命。因此，革命，并不受旧的道德和法律的约束和限制。通过革命，要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包括道德秩序、法律秩序、政治秩序、经济秩序等。

    对于“革命”，作为一个词语，存在了两千年以上。恐怕还要继续存在下去。即使革命终结了，也仍然会存在于历史著作中。但是，革命这个概念，在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人的意识中，革命的性质、对象是不同的。

    常识告诉人们，“忠”、“孝”作为旧的、传统的道德观念，必然与现代民主制度发生冲突，因此，在民国之后受到鲁迅等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的猛烈抨击，把它视为革命的对象。要把人们的思想从它们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种革命，属于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革命，属于思想革命、文化革命。

    钱教授不仅把革命与“忠”、“孝”混为一谈，而且还把“革命”这个词语与“革命”这个概念混为一谈。不仅混淆了“革命”与“忠”、“孝”的本质，而且，也混淆了不同革命的本质。因此，才把一切“革命”统统斥责为“教人死”，是“食人”。在认识方法上，只看到了现象，即革命过程中的死人、牺牲这种现象。这样的事摊在谁家的身上都是残酷的、痛苦的。因此，对于亲人或者同志的牺牲要开追悼会而不是开庆贺会。钱教授不愿意探求之所以死人、牺牲的原因和价值，即本质。因此，他只承认人有死活之分，不承认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泰山与鸿毛不过是一个“词”，没有轻重之分。

    2 偷换概念

    文人，特别是像钱教授那样的文人，玩弄文字游戏，应该是驾轻就熟，不费吹灰之力的事。偷换概念对于他们，不存在能与不能的问题，只存在想与不想的问题。虽然，那并不是一件很露脸的事。

    作为中文教授，把握词和词语的基本含义应该是基本功。一个词或者词语表达怎样的内涵，应该比一般的人更清楚。但是，钱教授在这方面的造诣实在令我这个没有念过大学中文系的人感到惊诧。由于一个词可以表达不同的概念，离开了特定的语境，就不好作出准确的判断。如果学识有限，或者一时疏忽，弄错了的时候，也会有。这或许就是所谓的“偷换观念”。对于这样的事，本也不应该大惊小怪，小题大做。但是，明明自己把词语搞错了，却又学猪八戒上城墙——倒打一耙，反要讥讽和嘲弄别人，借机发泄一大通感想，阐发一番破绽百出的思想，犹如钱教授那样，那就有些过分了。像钱教授对于“舜尧”的解释就是其中的一例。

    尧舜，本来是两个历史传说中的人物。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人们赋予了他们不同的含义。因此，可以说，“尧舜”这个词可以表达不同的概念。钱教授在为毛泽东“测字”，解读毛泽东“六亿神州尽舜尧”的时候，就把“尧舜”这一“词语”的内涵单一化，解释成了“圣人”，并强加在毛泽东的头上，于是，借题发挥，说是毛泽东自己想做圣人，还说毛泽东想让全国人民都做圣人。钱教授这样的解释，遵从的显然是亚圣孟子的“人皆可以为尧舜”中的“尧舜”。在孟子的意识中，人皆可以做尧舜那样的圣人，但是，不可能都做尧舜那样的社会的主人。因为，那时候，人们信奉的是“天无二日，国无二主”。虽然他也讲“民为贵，君为轻”，人们可以发挥想象力阐述他的这个思想。但是，他决没有让民取代君做国家的主人的意思。孟子的思想不可能超越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具有现代的“民主”思想。看来，钱也只是知道“尧舜”是“圣人”，不知道“尧舜”曾经是天下的主人这个历史常识，更没有看到在1958年那个时候，至少在国家的法律上，六亿人民已经是国家的主人了。钱教授承认不承认是一回事，或许钱教授认为这时候的大批国民正在被知识分子带领着做奴隶呢。由于钱教授忽视了一个历史常识问题，作为学者，在这句诗的问题上，钱教授并没有做“纯学术”的解读，而是掺进去了自己的个人的好恶，采取了与毛泽东相对立的立场。因此，面对同一个“尧舜”，钱教授的理解就不可能与毛泽东同。否则，钱教授说毛泽东想做圣人就没有依据了，在这个问题上也就没有什么可供批判的了，钱教授要阐发自己的思想，就需要另找由头了。

    3 混淆概念

    概念与词语有着密切的关系。概念是用词语表达的。由于汉语是由汉字组成的，而许多汉字又是多义词，因此，不同的词语可以表达相同的概念，相同的词组同也可以表达不同的概念。如果搞不清概念与词语的关系，就很容易混淆。在语文教学中，把概念弄错了，不过是个语法之类的问题。但是，在论战中，在对自己的论敌实施攻击的过程中，在概念上玩弄游戏，将一些貌似一样的概念进行混淆，这就改变了那个概念所表达的思想，成了另外的一种思想。这种概念上的混淆，就在事实上改变了概念的内涵和适用范围、所指对象等，是诡辩者惯用的手段。在这个方面，钱教授把反动派与反对者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不过是其中的一例。

    钱教授指控毛泽东“要把反对者全部消灭”。如果看共产党的文件和毛泽东的著作，恐怕是找不出那样的内容。把一个明眼人一看就能够看出问题的“要把反对者全部消灭”的思想强加在毛泽东的头上，是不是有点太拙劣了？

    反对派与反动派，并不是同一概念，也不是矛盾概念。有点逻辑常识，一般不会搞错。如果懂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常识，就不会不知道，在毛泽东、共产党的词典里都是有特定的内涵的。在对待反对派与反动派的问题上，在政策上有着明显的区别。诚然，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在事实上也有混淆反动派与反对派的时候。但是，应该承认，那并不是事物的主流，而且是违反政策的行为，一经发现，就应该得到纠正的。如果不承认这个事实，那么，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共产党能够战胜国民党和新中国的发展与进步。特别不能解释为什么毛泽东能够得到那么多的人的怀念和爱戴，为什么共产党仍然受到人民的拥护。

    因为钱教授认为“现代中国”的革命，或许应该说是“一切”革命，都是“教人死”，这样，在他的思想里，就没有了革命。因此，也就没有了反对者与反动派的区别。于是，说“要把反对者全部消灭”，与说“要把反动派全部消灭”在钱教授的词典里就成了同义语。显然，钱教授混淆了“反动派”与“反对者”的区别，根本的原因是他混淆了革命与反革命的区别。

    4 制造矛盾

    有矛盾，可以利用矛盾，这是一种斗争策略，是智者之间的角逐。没有矛盾，就要制造一个矛盾，在政治斗争中，也不是什么卑鄙的事。但是，作文章就不同。“纸上谈兵”，就不能说是一种高明的手段。制造出来的矛盾，是虚拟的矛盾，可以转移视线，造成误导，并不等于是事实上存在的矛盾。制造出来的矛盾，常常会造成自相矛盾。这样的矛盾，一旦被戳穿，就会暴露出矛盾制造者目的的卑鄙。对于一般人而言，这应该是说话、写文章的一大忌。出现这样的矛盾，应该属于低级错误。这样的错误，在语文中应该叫病句，没有想到，中文教授也会犯。最最显眼的例子是，钱教授关于毛泽东做“大同世界梦”的根据的表述。本来，毛泽东在“大同世界”的问题上，并没有“语言”上的逻辑错误。但是，钱教授要在“大同世界”这个问题上拿毛泽东“开刀”，就需要首先制造出矛盾来，才可以下“刀”。这个矛盾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呢？其实很简单，也很省事，只要自己编造一个就行了。于是，他说：“他要在中国现实土壤上实现大同世界。《论人民民主专政》开章明义，就说我们中国的未来就是要走向大同世界，建立一个至善至美的理想社会。”这个矛盾制造得很拙劣，连我都没有瞒过。只要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都知道，“现实”与“未来”不是同一概念，而是不相容的概念。如果一个人说做梦，那么，他现在做没有做梦和做什么梦，是比较好说清楚的。但是，那个不知道起于何时的“未来”做什么梦，甚至今天或者明天晚上或者午休的时候做什么梦，恐怕包括钱教授在内的所有人，都没有经验。而钱教授却把在时差上十分矛盾的概念同时出现在相连的两句话中。如果仅仅是一时的疏忽，也仅仅是个“用词不当”的问题。如果真的如此，在讲演的时候一不留神说错了，那么，在写书、出版的时候就应该纠正过来。事实上，在钱教授的书上，白纸黑字在那里摆着。因此，可以推断，是有意为之。因此，还不能用“用词不当”为这个中文教授开脱。这样做，虽然并不能给具有些许语文知识和政治常识的人的思想造成混乱，但是，却反映了作者的良苦用心与手法的拙劣。既然钱教授说毛泽东自己说“我们中国的未来就是要走向大同世界”，而钱教授却要讲“现实”问题。至于毛泽东是怎么说的就显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钱教授要说什么和怎么说。于是“要在中国现实土壤上实现大同世界”就成了毛泽东的。毛泽东的话本来没有矛盾。这个矛盾，是钱教授刻意地制造出来的。不制造这个矛盾，那么，他所谓的毛泽东的“大同世界”梦就无从讲起，因而，就无从借机阐发自己的思想和完成对毛泽东的批判。

    5 借题发挥

    是借某个话题阐发自己的意见。对于这个方法，看来钱教授运用的得心应手，比较老道。他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给自己的定位，是接着鲁迅的话往下说：阐释鲁迅；传播鲁迅思想的遗产。”“接着鲁迅的话往下说”，借鲁迅的话题，发挥鲁迅的思想，如果是这样，当然可以说是“传播鲁迅思想的遗产”。那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在尊鲁迅为圣人的共产党所领导的国度，也是一件应该得到鼓励的事。但是，“接着鲁迅的话往下说”的话是不是“传播鲁迅思想的遗产”，那将是另外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仅仅自以为是是不行的。从《话说周氏兄弟》一书看，钱教授并没有“传播鲁迅思想的遗产”方面的特长。把“接着鲁迅的话往下说”当成一块招牌，用以招摇过市可以，是不是就是“传播鲁迅思想的遗产”，那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如教授接着鲁迅“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这句话往下说的时候，说着说着，就变成了自己的“一切”革命就是“教人死”。革命就是“食人”。这样的思想，恐怕已经超出了“阐释鲁迅”的范畴，而是南其辕北其辙了。这样的“阐释鲁迅；传播鲁迅思想的遗产”，有“挂羊头，卖狗肉”的嫌疑。对于鲁迅的伤害，恐怕要胜过与鲁迅“对着干”的那些人。这样做可以蒙人一时，不可能蒙人一世。钱教授不仅借题发挥鲁迅，也借题发挥毛泽东，借毛泽东的一句话、一句诗便能够窥视到毛泽东的内心并加以发挥。或许钱教授认为，自己的心不仅与鲁迅相通，也与毛泽东“相通”，因此，才那么信心十足地让鲁迅与毛泽东发生碰撞，针锋相对起来。

    6 无中生有，嫁祸于人

    这样的例子在钱教授的书中俯拾即是。例如，本来在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中并没有什么“非动物化”标准和“非个人化”标准之类的标准。对于这样的标准，钱教授显然认为是荒谬和不可接受的。不要说钱教授不能接受，恐怕没有什么人会赞成这样的标准存在。谁要是赞成或提出这样的标准，一定会成为千夫所指。于是，钱教授就制造出了这两个标准，并且按照这两个标准去到毛泽东的言论中去找支持他这两个标准的事例，以论证那两个标准是毛泽东制定的标准。不过，钱教授的论证尤其混乱。本来，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赞扬白求恩具有“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而钱教授却拿着毛泽东所说的“精神”，一会儿说是伦理“原则”，一会儿说是什么“标准”。真不知道钱教授是不懂得什么是精神，还是不懂得什么是“原则”，什么是“标准”。关于“非动物化”标准和“非个人化”标准，其实钱教授本人也并没有说清楚，也不可能说清楚。因为，那两个“标准”本身就很荒谬。特别荒谬的是，他的两个“标准”居然都是毛泽东所说的一个“精神”，即“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这个精神，到了钱教授的笔下，既是“非动物化”标准，又是“非个人化”标准。真不知道钱教授在自造这两个标准的时候，是不是把“非动物化”标准和“非个人化”标准的内涵搞清楚了。在这个问题上，真不知道是只有师范专科学历的毛泽东“谬妄”，还是有着具有号称中国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博士学历的钱教授“谬妄”。其实，愈是荒谬，对于自己的论敌就愈不具杀伤力。钱教授把这一招用在毛泽东身上，是弄巧成拙，很不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