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食人”这个问题上，像钱教授这样的由个别到一般的推理，虽然在逻辑上可以说得过去，但是，国民性的问题毕竟不是个别人的“个性”问题。

    敝人注意到，钱教授在讲演中用“食人”，代替鲁迅《狂人日记》中的“吃人”，看来不仅是文字上的“技术处理”。所指事物已经成了两个。其实，钱教授清楚地知道，“食人”这个实指，根本就不是鲁迅的新发现。古有“食人”现象，但是，并没有什么人提倡“食人”。更没有人以为“食人”为美德而大加赞扬。关于“易子相食”的故事，以鲁迅读史的功夫，相信在少年时代就知道的。关于战乱中人相食的记载就更多了。这还用的着鲁迅去发现吗？再说，鲁迅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文章中说过，“食人”是中华民族的“国民性”？人肉是宴席上的美味？什么人好那一口？就算是有人好那一口，好那一口的人能够代表中华民族吗？如果说鲁迅所说的“吃人”是实指，那只能说鲁迅是在重复着古人已经记载的历史事实和现实中存在着的事实，说不上是什么思想，更说不上思想上的深刻。《狂人日记》在社会上、在人们心中引起震撼的原因决不在此。如果他看了《通鉴》之后，写的是一篇专门讲述和描写怎样“食人”的小说，那么，他很可能就成了中国“恐怖小说”之父，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恐怕要重新评估。

    如果说“革命”就是“吃人”，那么，也就是说“革命性”就是“吃人性”。“革命性”愈强，“吃人性”的表现和欲望也就愈强烈、愈彻底。但是，无论在什么社会，总是有不革命的和反革命的人。他们因为不革命和反革命，就不应该具有“吃人性”。 这样，钱教授关于“革命”即“吃人”的理论就与他“食人”是“国民性”、“民族性”的理论发生冲突。这种冲突，混淆了共产党人与“中国人”、与“国民”、与“中国民族”的“矛盾”和界限，混淆了“食人”者与被食者的界限，有把“中国人”、“国民”、“中国民族”推向共产党及其革命一边的嫌疑。如果我要是反革命，那么，我一定怀疑钱教授是不是为敌人所派遣，故意在舆论上混淆视听。如果真的那样揣测，肯定是冤枉了钱教授。由此推测，钱教授主要是想说革命者“食人”，所谓的“中国人”、“中国民族”食人，不过是让那些“无辜”的中国人和整个民族为革命背负“食人”的罪名罢了。

    本来，人们知道，鲁迅从“仁义道德”的字缝里看到的“吃人”，是软刀子杀人。并不是在现实中存在着的“食人”：以人肉为佳肴，或者以人肉充饥。“食人”，需要先杀人，需要用刀杀人。这样的常识一般的人都知道。鲁迅说的“吃人”揭示的是“仁义道德”的本质，是一种人的“人性”。确切地说是以仁义为道德的统治者们的人性。经过钱教授“研究”，“食人”却成了中国国民的“食性”。改造国民性，就这样变成了改造国民的“食性”。因此，在讲演中讲“改造国民性”就专门把“说‘食人’”当做一讲。这与其说是鲁迅的“改造国民性”，不如说是钱教授的改造国民的“食性”更合适。故去的鲁迅生前要改造“人性”。“当代鲁迅”要改造的是“食性”。或许就是真假鲁迅的区别。

    有道是真理向前迈一小步就会成为谬误。而钱教授把鲁迅所揭示的真理由一种人的而偷换成了一个民族的。把一种意识——道德，偷换成了一种具体行为——食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挂鲁迅的招牌，连“易子相食”也在证明着鲁迅新发现不是象征而是实指；不是一部分人，而是一国的人；不但是历史发生过的，而是延续到现在继续和发展着的。这样的逻辑不把鲁迅置于荒谬绝伦的地步才怪呢。

    古有“食人”，而没有人把那归罪于仁义道德。有人杀妻招待贵客，还一度被传为佳话，认为是很合乎“仁义道德”的。也没有人把“食人”认为是人的，或者说是民的本性问题，相反，许多人，特别是老百姓，认为那是“兽性”。因此，古多有提“治民”、“爱民”的思想家、政治家，却没有提出“改造国民性”问题的思想家。愚昧而松散、不团结的“国民”，是统治者所需要的“国民”，是不需要改造的。

    国民性改造的问题，钱教授等概括为“立人”。说“改造国民性”是鲁迅“立人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样，就把“改造国民性”问题纳入了“精神革命”的范畴，国民性的问题，当然地就属于意识形态问题。敝人这样理解，不知钱教授以为然否？

    杀人、杀而“食人”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意识形态问题，超出了“精神革命”的范围。 “食性”是个“习性”问题，不用非常手段是不能迫使人改变的。远的不知道，像这些年，有人有爱吃野生动物的习性，即使国家制定颁布了法律，仍然不能禁。“食人”的国民，靠通过文艺而改造，那简直是白日做梦。鲁迅难道一直在做那样的梦？指望一篇，或者一本小说就能够把国民的“食性”改变过来，那未免天真。

    “食人”那样的“国民性”当然应该在必须改造之列。不过，在改造这种“食人性”之前，恐怕首先应该把“食人性”为合法性的制度或者习俗废除掉。共产党本来要“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推翻“食人”的制度，破除“食人”的习俗，他们称之为革命。而钱教授却认为他们是“食人”。一边破口大骂“食人性”之可恶，一边诅咒那些“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的人们。既唱“改造国民性”的高调，又反对革除寄生着那种“国民性”的社会制度。钱教授到底想让人们做什么？钱教授到底是什么人？到底是反对“食人”，还是维护“食人”？

    国民性的改造问题是个很有意义的、也是很大的“课题”。但是，如何改造，改造什么，谁有能力和责任组织和实施改造等，即使是理论文章的，也不多见。鲁迅在他的文艺作品中通过不同的人物刻画和描述了不同的国民中所存在着的无疑是应该改造的东西。关于这些应该改造的东西，鲁迅把它们概括为“劣根性”。这样的看法是不是与鲁迅一样，是另外的问题。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看法与钱教授的说法是不一致的。

    钱教授如果真的要讲“改造国民性”问题，那么首先应该知道国民性是什么。对于钱教授把国民的“人”性“演变”为国民的“食”性的“学术”意见，敝人不敢苟同。倒不是因为鲁迅没有那样说过，而是因为，钱教授把鲁迅认为的具有“吃人”属性的“仁义道德”，用“国民”代替了。这里就有一个问题需要弄清楚，“仁义道德”与“国民”的关系问题。

    “仁义”，究竟是“全民”的道德，还是牧民的统治者的道德？

    “仁义”，对于压迫者到底意味着什么？是平日里对被压迫者的仁爱或在穷困潦倒时的怜悯和救助？对于被压迫者又意味着什么？是平日里对压迫者的仁爱，还是在他们失势或者垮台时给予的怜悯、支持？

    “仁义”，到底是统治者“吃”被统治者的武器，还是被统治者“吃”统治者的武器，还是互相“吃”的武器？

    如此种种，在鲁迅的著作中思路应该说是清晰的。在钱教授的讲演中却乱成了八宝粥。

    按照一般常识，“仁义道德”属于意识形态，属于精神范畴。而人或者说国民，有骨头有肉，是客观存在，属于物质范畴。“仁义道德”之所以成为主导社会的意识形态，是因为他属于统治阶级。仁义道德，即使是在最昌盛的时代，也不能说是意识形态的全部，也并不是附着在每个人的身上。如果承认这个事实，承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道德准则，或者承认有不同于仁义道德的道德准则的存在，那么，就不能认为“吃人”或者说“食人”是“国民性”，而只能说是部分国民的“性”。

    但是，为钱教授所津津乐道的，讲的却是实打实的“食人”。那样的人，都是些什么人呢？

    一部分非盗即匪，历来为官家所缉拿的对象，他们不仅不信什么仁义道德，也不把当局的法律放在眼里。一般说，他们只杀人，不食人。他们的杀人，是为了抢劫财物。他们虽然不信仁义道德，却未必认为人肉是上好的、必备食物。

    再就是那些挣扎在死亡边缘上的饥民。这些人们，在官方的眼里恰恰也是不懂仁义道德的流氓和愚氓。他们的吃人，也许很残忍，可以诅咒。但是，他们的行为与仁义道德究竟有多么大的关系？他们中有谁一面大口地咀嚼着同胞的肉，一面还念念有词，以为那是在弘扬仁义？没有听说过。他们即使是真的“食人”，与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描写的“吃人”有什么相像？

    敝人从来不隐讳自己的文化层次低。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从鲁迅的著作中，即使是从字缝中，也并没有读出“食人”即“国民”之一“性”的内容和结论。

    钱教授由古论今，意不在古。从古代中国的“食人”，说到共产党时代的“食人”，意不在古人，古人亦不在意。不同于古人的是，共产党是在“革命”的名义下“吃人”。于是，就扣住了“革命就是教人死”这个他要突出的主题。讲来讲去，拉了那么多的古人垫背，绕了个大弯子，才把“改造国民性”的问题、“食人”的问题，集中到了一个人：领导现代中国革命的那个人。集中到了一件事：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

    不过，这里还有两个概念是应该说清楚的。作为国学教授是不应该马马虎虎地使用的，就是“食”与“杀”的不同。鲁迅讲的“吃人”，并不是他或者什么人真的首先是个杀人犯，真的以人肉当饭吃。有的人杀人也许是为了吃人，但是，大多数人的杀人，并不是为了食人，除非仇恨极大或者是饿极了。杀人与食人是有区别的。杀人即食人在实际上是不成立的。说国民党反动派杀共产党人，说共产党杀国民党反动派，甚至说他们杀人不眨眼都可，唯独说他们“食人”则不可。因为，他们毕竟还没有学着孙二娘，把谁的肉摆到饭桌上当下酒菜吃。如果说共产党的革命“杀人”可以。但是，说“食人”，钱教授只能象征性地说说，如果要是实指，那是需要证据的，信口胡说与教授的身份是不相称的。

    说起来，国民不同于其他的动物，甚至不同于他们的祖先猿。他们生活在一个叫做“社会”的环境里，那是人做主宰的世界。那里的人，有许多身份，那里的东西，有许多叫法。国民，是近代的称呼。社会，是国民生存的空间。没有了社会，国民将被吊在半空，没有着落，是不可能生存的。人从猿脱胎出来之后，就不断地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和条件，经过多少万年之后，才知道制造、改进生产工具，学习、传授技术，才知道建立社会制度、制定法律，才摆脱了茹毛饮血的生活。有的人才能够住宫殿，吃上了特等饭，坐上了特等车。中间经过多少次现在看来可以称得上是革命的战争、变法等，死了多少人，是无法统计的。社会革命和改革到现在在任何国家里也没有停止。对于社会的改造，人们通常叫做革命或者改革。这样的革命或者改革，固然推动着社会的前进，但是，每次革命和变革，无不是调整不同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这样的革命或者改革，无一不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因此，必然引起其中一部分人的抵制和反抗。革命或者改革，总要有人付出代价甚至是生命。对于这种现象，鲁迅看得是清楚的。他说：“革命有血，有污秽。”（《鲁迅译文集•毁灭•第二部一至三章译者附记》）毛泽东也说：“要革命，就会有牺牲。”他们所说的“革命”，应该都是“社会改造”，而不是“改造国民性”。“改造国民性”的问题，是人的改造问题，通常人们不笼统地用“革命”这个词。即使非要用“革命”以显得庄重，比如鲁迅，在“革命”之前也要冠以“精神”二字以显示革命的领域和内容。对于这些，钱教授似乎不大清楚。

    “食人” 性，到底是想批判共产党领导下的共产党人及其群众的“国民性”，还是批判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和改革？到底是讲鲁迅的国民性改造这个属于人的主观世界的问题，还是讲中国社会革命这个属于改造客观世界的政治问题？吃人到底是旧的、传统道德的本质属性，还是国民的，亦即人的本质属性，还是革命的本质属性？看来钱教授在这几个问题上是不想搞清楚。以他的学问，他实际上是清楚的，不过是故意把不同的问题混淆起来说罢了。不如此，自己的理论或许就不能自圆其说。按照正常的逻辑论证问题，他想说的话就说不出来了。岂止是说不出来，简直是背道而驰了。

    吃人，在鲁迅的笔下本来是封建统治阶级所宣扬的“仁义”道德的本质属性问题，经过钱教授的嘴一忽悠，被偷换了概念，扯到了政治革命问题。政治革命居然纳入了“国民”的性的问题。本来是“国民”的一种意识形态问题，却成了“国民”的一种行为问题。于是，“国民性”似乎又可以与“革命性”相提并论了。“国民性”即吃人，“革命性”当然更是吃人了。按照钱教授的逻辑，人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矛盾的怪圈：国民性——吃人——革命——国民性。

    不过钱教授认为“忠”、“孝”属于 “道德”原则的确是对的。说他对，因为在那样的道德原则下，臣在君面前、仆在主面前，子在父面前、妻在夫面前，生命的确是微不足道的。

    要维护一条原则，一个法律，一项制度，总要有人做出牺牲。如果谁都不想、也不去牺牲，那么，天下恐怕就没有原则、法律、制度。那些把自己的生命看得高于一切原则、一切法律、一切制度的人，最好的办法，是离开那个社会，到没有原则、没有法律、没有制度的社会去。这样美的社会，如果要是有，我会跟着去。

    世界在进步，中国的科学在发展，教育在发展，生产力在发展。这些变化使得外国人都刮目相看，而钱教授却“觉得不但鲁迅、周作人当年所批判的‘国民性弱点’今天还在继续与发展，而且这几十年还培养出了鲁迅、周作人时代还不曾有过的新国民性弱点”。（《话说周氏兄弟•第九讲论“演戏”——“改造国民性”思想之三》第232页）中国这个国度是怎么了？这就是说，中国国民的“食人性”不仅没有改变，而且更强化了。中国民族甚至倒退到了一个甚于古代食人族的那样一个残酷、不知长进的民族。这种民族居然还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咳，真不知道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是应该感到骄傲，还是应该感到羞耻。

    3 有“教人死”的革命吗？

    钱教授只一指，“革命”就与“忠”“孝”并列，具有了仁义道德的“吃人”属性。“革命就是教人死”，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公理”。谁要是革命，谁要是承认共产党领导的是革命，那么就逃脱不了“教人死”的指控。

    问题在于，革命是不是如教授所指，与忠、孝同属于性质一样的“传统观念”。革命，是不是与忠、孝一样，属于同一伦理。如果这答案是否定的，用逻辑语言说是“假”的而不是“真”的，那么，钱教授的逻辑就真的只能属于钱教授一人，与共产党的革命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1）什么是革命？

    什么是革命，现在要问这样的问题似乎有点可乐。说它可乐，是因为在一个进行了几十年革命，那些跟着共产党参加过革命，为革命出生入死的那些人们及那些从革命中获得解放和利益的许多人还都活着的时候，许多人还并没有遗忘革命的时候，提这样的问题，好像革命真的离开国人很远了，人们都弄不清楚什么是革命了。如果说革命对于一些人的确远去了，已经不知道什么是革命，甚至开始诅咒革命了，或者说，革命的确是应该重新认识了。那么，这就不怎么可乐而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

    忠与孝，从属于“仁义道德”。这样的道德作为中国的正统观念，仅从孔夫子时算，就传了两千多年，没有多少人提出过疑义。更没有人提出要对忠与孝进行革命的问题。即使有人提出，也不过是在荒原上的呐喊。像忠与孝这样的观念，在中国是最有资格被称为“传统观念”的观念。如今，仍然有人在呼唤。不过，也应该承认，此时的忠与孝已非彼时的忠与孝。它经过了“否定之否定”，有的人在用新的认识诠释忠与孝。相比之下，共产党人的“革命”观念并不“传统”，至少在孔孟之道中没有那样的内容。或许是因为“革命”还没有形成“传统”，有人也不希望其成为“传统”而传下去，正在被一些人所淡忘。有人抨击革命，或许就是阻止革命成为“传统”的一种努力。即使这种努力不能奏效，至少反映了他们不愿意再看到工农革命发生的愿望：工农能革什么命？除了破坏，还能做什么？

    什么是伦理？钱教授提到了，却又不愿意说清楚。不得不去词典中找答案。

    从中国权威的《哲学百科全书》中看到：

    伦理二字，在公元前中国最古老的《尚书》、《诗经》、《易经》等著作中就出现了。伦，有类、辈分、顺序、秩序等含义，可以被引申为不同辈分之间应有的关系。理，则具有治玉、分别、条理、治理等意义。伦理二字连用最早见于秦汉之际的《礼记》一书中。

    据《现代汉语词典》：

    伦理：指人与人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按照这样的解释，忠与孝等道德应该属于伦理的范畴。

    在伦理之外，还有一个词，叫伦常。

    伦常：我国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封建时代称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关系为五伦。认为这种尊卑、长幼的关系是不可改变的常道，称为伦常。

    道德：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按照这样的说法，道德属于意识形态，属于行为准则和规范。

    革命：古代指天子受天命称帝，故凡朝代更替,君主易姓,皆称为革命。近代则指自然界、社会界或思想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深刻质变革命。《易经》有“汤武革命”之说。

    《现代汉语词典》对于革命的解释是：被压迫阶级用暴力夺取政权，摧毁旧的腐朽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进步的社会制度。革命破坏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的发展。这好像不是个“道德原则”和“伦理”问题。

    什么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只要读过中学的人，大都能够说上几句。就不要说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了。

    在什么是革命的问题上，敝人对革命素无研究，除了重复所敬重的革命家的言论，并没有个人的独特见解。如果讲革命，特别是讲中国的革命，恐怕只说革命并非叫人死而是叫人活是很不够的。

    现在看来，什么是革命，革命是不是属于“道德原则”而纳入伦理的范畴？传统观念中的革命是不是属于“道德原则”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国民党怎样认识“国民革命”，共产党怎么认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或者别的什么人怎么认为“革命”也已经显得无足轻重了。重要的是，拿鲁迅说事的钱教授在什么是革命的问题上是不是与鲁迅的认识统一了。对于一个常常被誉为“当代鲁迅”的人，这才是最重要、最最重要的啊！

    （2）看鲁迅讲革命

    鲁迅怎样认识革命？

    在清末，当许多人在谈论推翻帝制，进行政治变革和政治革命的时候，他提倡并思考的是精神革命。具体说是“尊个性而张精神”。这样的思想，在当时并没有得到社会的响应，哪怕是反对的。这样的革命，一般说来，是个人内省，依靠的是个人的自觉，用现在的话说，也许应该叫“自我革命”。这样的革命，没有任何敌人站在你面前。这样的革命，如果说有革命对象，那么，那革命对象就是自己。这样的革命，不像政治革命，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那么残酷。到了中华民国，当皇帝被赶下台，帝制被推翻，革命成为流行语的时候，无论是有党有派的人们，还是无党无派的人们，都在谈论革命。同是谈论革命，由于对革命的理解和追求不同，当他们面向实际的时候，当他们面对选择的时候，走向了不同的“革命”之旅。

    鲁迅无党无派，但是，他对革命的理解要比许多有党有派的人深刻得多。或许是由于他的深刻，才没有加入党派。他虽然无党无派，却未将自己置身于中国社会之外，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个中国人。在革命的策源地广州，他对黄埔军官学校的学员说：“其实‘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能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凡是至今还未灭亡的民族，还都天天在努力革命，虽然往往不过是小革命。”（《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1927年4月8日）

    这时候的鲁迅，对于共产党只知道一个名字。也还没有接受“狭隘的阶级论”。在这里，鲁迅不认为革命是“现代中国”所特有。按照鲁迅的说法，说革命是“传统”似乎也是可以的。但是，在这里，看不出革命就是“吃人”、“食人”，就是“教人死”的意思。革命，倒像是通向进步与文明的阶梯。钱教授所说的“革命”与鲁迅所说的“革命”，音同、字同、意不同。这或许是中国文字的神奇之处。或许因为它的神奇，普通的中国人一辈子都读不懂。这或许是某些文化高的人与没有文化或者文化不多的人不好沟通的原因之一。

    当鲁迅从青年的血中看清楚了国民党的“国民革命”的真面目之后，放弃了对“国民革命”的一切幻想，便离开了革命的策源地广州到上海定居。1927年12月21日在暨南大学讲演中说：“所谓革命，那不安于现在，不满意于现状的都是。文艺催促旧的渐渐消灭的也是革命。”（《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看中国的历史，看中国的现在，“不安于现在”者，“不满意于现状”者大有人在。如果那就是所谓的革命，岂不是说，那些“不安于现在”者，“不满意于现状”者都是继承了“传统观念”，是想“食人”的人？如果要是这样理解鲁迅，肯定被认为是歪曲鲁迅。那是对钱教授所敬爱的鲁迅的大不敬。

    钱教授是不是安于现在，满意于现状的人？从他的讲演判断，不像是安于现在，满意于现状的人。而且是很不满意于现状的人。如果这样的判断没有错，按照鲁迅的观点，他也应该是想革命的人。如果按照他自己对于革命的理解，他就应该属于继承了“传统观念”，想“食人”的人了。只是不知道，这样的推理和结论钱教授是不是能够接受。

    在现代中国，所发生的最著名、最有影响的革命，恐怕就是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了。对于这样的革命，不同的人自有不同的看法。这不同的看法不因为时间的流逝而统一。鲁迅当时也有自己的看法。

    1932年12月10日致《文学月报》编辑的一封信中说：“无产者的革命，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并非因为要杀人，即使是正面的敌人，倘不死于战场，就有大众的裁判，决不是一个诗人所能提笔判定生死的。现在虽然很有什么‘杀人放火’的传闻，但这只是一种诬陷。”（《南腔北调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人们都知道，当时中国的无产者的革命是由共产党所领导的。鲁迅在这封信中说得很清楚，他们的革命并非因为要杀人。这与革命就是“吃人”的判断和结论就不一样。当然，也看不出他认为那样的革命就是“教人死”。特别是鲁迅还指出了关于革命即“杀人放火”是“传闻”、是“诬陷”。

    这时候的鲁迅，按照某些共产党人的认识，已经是共产主义者的鲁迅了。

    按照某些鲁迅研究者的说法，鲁迅的这个观点所显示出来的是他在坚持“狭隘的阶级论”看待“无产者的革命”的。当然，这样认识“无产者的革命”的不仅是鲁迅。共产党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也是坚持“狭隘的阶级论”的。仅此，鲁迅的“革命观”就应该受到批判和抛弃。在“狭隘的阶级论”指导下的一切“革命”论，统统都是“食人”论。只是不知道他们是如何批判鲁迅这一关于革命的观念的。

    按照“狭隘的阶级论”，阶级表示的是社会关系中的生产关系。某种社会关系不消灭，阶级也不可能消灭，自己就解放不了自己。如果只消灭人，只夺权，不改变那种使其成为无产者的生产关系，那么，无论消灭多少人，不过是冤冤相报，被“解放”和解脱的可能是某个人，某些人。但所解放的不可能是作为阶级的无产者。看看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每次爆发，都杀了不少的人，包括贪官污吏，甚至皇帝。就因为只是改朝换代，没有改变生产关系，所以那些被称为农民的人们，仍然解放不了自己。因此，他们不得不一次次地进行为当时法律所禁止的“谋反”。又一次次地充当改朝换代的工具。

    只有把共产党领导的以消灭阶级为终极目的革命及革命中不可避免的死人现象与消灭人、“吃人”、“教人死”相提并论了，这才把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当成了“杀人”、“吃人”。才认为革命就是“教人死”。

    没有赶上那场“无产者的革命”的人们，是相信那革命是“杀人放火”的传闻呢？还是相信鲁迅所说的“杀人放火”是“诬陷”呢？崇敬鲁迅的钱教授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竟置鲁迅先生的言论于不顾，居然把“杀人放火”的传闻当真了呢？这不明摆着把自己放到了鲁迅的对立面上去了吗？

    鲁迅关于革命的话，虽然不是“定义”，但是，基本上反映了革命的一般内涵。

    革命，包含着政治革命、经济革命、文化革命，等等。如果伦理道德需要革命的话，那么，它应该包含在文化革命之内，只能属于革命的一个方面。在革命与伦理道德的关系方面不能倒置。

    革命，特别是政治革命，在最传统的儒家思想中，就是造反，就是犯上作乱，是对纲常伦理的扰乱，为礼及后来的法所严禁、严惩，属于十恶不赦之首，哪里还有什么道德可谈！以往的统治阶级之所以不惜靠法律维护忠与孝，是因为，他们认为恪守忠孝的人是不会造反的。即如孔子所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篇第一》）连古人都看出了造反即劳动人民所谓的革命是与孝对立、不相容的。怎么到了现代，经过鲁迅那一辈人的批判，在当时看似已经基本上解决了的问题，到了钱教授那里就把“造反”与“忠孝”一致了起来？钱教授的思想到底是进步了，还是反动了？

    革命，改朝换代的革命，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革命，是对旧秩序的破坏，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从来不受法律的束缚，也不受传统伦理道德的约束。事实上，古今中外，在过去的几千年里，有哪一个朝代的哪一部法律、哪一种道德阻止了革命的发生？不变的规律是，社会问题愈突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矛盾愈尖锐，法律就愈严酷。法律愈严酷，人们就愈不满意，是为官逼民反。在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泽乡农民起义的直接原因是，按照当时的法律，反固然是死罪，但是，不反必死无疑。他们的造反是因为不想伸着脖子等死，是想死里求生。

    新的道德原则是伴随着新的革命而产生的。新的革命必然要建立新型的社会秩序，建立新型的人与人的关系。道德原则是变化着的。道德原则因人的不同而不同。没有永恒不变的人性，也没有永恒不变的那个被称为道德的“传统观念”。到了鲁迅生活的那个年代，他有条件借助从西方拿来的“显微镜”，清楚地看到，几千年来被认为是最道德的那些东西，却是最残忍的“吃人”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