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鲁迅的实践看，他把传统的“仁义道德”判定为“吃人”，就是要革“传统观念”的命。这样的革命，当然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革命。青年鲁迅提倡的精神革命，就属于意识形态方面的革命。对于革命与革命对象，无论如何鲁迅也没有像钱教授那样把它们混淆得难解难分。

    （3）“革命并非教人死”问题的提出

    在鲁迅的意识和言论中，本来就没有“教人死”的革命。现在却出现了鲁迅的“教人活”的革命和另外的一切“教人死”的革命。这是个不能不弄清楚的问题。

    鲁迅为什么说“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是谁说了“革命就是教人死”，而不是“教人活”那样的话？鲁迅关于革命的全部思想是不是就是“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这句话？按说，要讲“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就应该把这句话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不得不翻书看资料。

    为了看个究竟，找到了记录“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那篇经典——《上海文艺之一瞥》（《二心集》）。看一看鲁迅是针对谁怎么说的。

    《上海文艺之一瞥》是1931年7月20日鲁迅在社会科学研究会上的讲演。其实也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正在进行的时候，而且是共产党人正在遭受大屠杀的时候。蒋介石纠集30万大军，正在忙活着发动对工农红军的第三次军事大“围剿”。那阵势，显然是非要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死不可。而工农红军是想活，而不想死，才进行革命、才进行反“围剿”的。共产党所进行的革命是想叫工农大众活的革命。这样的事实不知道钱教授承认否？

    鲁迅在社会科学研究会上讲演的题目叫做《上海文艺之一瞥》，而不是“中国革命之一瞥”，也不是“共产党革命之一瞥”。从这个题目可以判断，鲁迅是在讲文艺问题，不是专门讲革命的问题。是讲文艺创作中存在的问题，不是讲革命、革命战争中存在着的问题。是讲文艺界中某些人的问题，而不是讲共产党和他领导的革命和红军的杀人问题。从鲁迅讲演的时间上判断，是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之后。他的讲演不是为了责备共产党在革命中、反“围剿”中杀了多少人。鲁迅那时候的讲演，与钱教授这时候的讲演，一经比较，就会发现有很大的不同。把那时候的鲁迅与共产党人和他们领导的革命对立起来，亏了想得出、说得出。治文学史的人居然连这点起码的历史知识都不顾，连人物关系都不愿意弄清楚，按照我们那里乡下人的说法，简直是满嘴跑火车，太离奇了。这编故事难道是中文教授的一种本事？

    “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这明明是鲁迅针对“上海文艺之一瞥”说的，指的是上海文艺界中某些人所存在着的对革命的错误理解和宣传。而钱教授说鲁迅这句话“几乎是击中了一切‘革命’的要害”。如此一来，一切革命的要害，就变成了“教人死”。真不知道钱教授要把毛泽东给鲁迅戴上的那顶“革命家”的帽子扔到哪里去。

    从《上海文艺之一瞥》一文清楚地看到，鲁迅的话，是针对革命文学运动中的错误之处说的。其中说道：

    “他们，尤其是成仿吾先生，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这种令人‘知道点革命的厉害’，只图自己说得畅快的态度，也还是中了才子＋流氓的毒。”

    “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就势必令一般人望革命而却步。他们还怎么可能支持革命，参加革命呢？对于革命文学运动中的这种现象，鲁迅十分警觉，看得十分清楚，并深恶痛绝。在1927年的广州，伴随着国民党屠杀共产党人的“革命”，被鲁迅称为“国民党救护的发起者”，“革命文学的法师”的吴稚晖，就高喊“革命文学”。他的“革命文学”就是 “写着许多‘打，打’，‘杀，杀’，或‘血，血’的”文学。（《而已集•革命文学》）1927年12月21日在暨南大学的讲演《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说道： “我在广东，曾经批评一个革命文学家——现在的广东，是非革命文学不能算做文学的，是非‘打打打，杀杀杀，革革革，命命命’，不能算做革命文学的。”（《集外集》）这个“革命文学家”，大概指的就是吴稚晖之类。左翼作家中某些人的极左倾向，显然是受了他们的影响。

    共产党人是不是都是或者说大多数人都中了才子+流氓的毒，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要害”是不是就是“教人死”？像这样认识问题的人，即使特意地去找，恐怕也难出一个。而钱教授真有点卓尔不群。虽然说真理有时候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但是这一次，敝人并不认为真理在钱教授一个人的手里。即使是中过才子+流氓的毒的人，鲁迅恐怕也并不认为不可救药，以“食人”、“吃人”为理由给予打倒。如果鲁迅这样认识问题，“教人死”的罪名首先就该自己承担。鲁迅对于一些人的批评，是要他们好，而不是要他们倒。典型的事例就是鲁迅先生指名道姓地批评过的成仿吾先生。年轻的成先生是曾经围攻过鲁迅先生比较着力的一个，又被鲁迅毫不客气地点名批评。成先生不愧是革命者，对于鲁迅先生毫不留情面的批评并没有耿耿于怀。经过革命的洗礼，被鲁迅先生批评过的错误思想，得到了矫正，后来生死相托。1933年，成先生到上海不知道党在哪里，他首先想到的是鲁迅，而不是曾经的同志，并请鲁迅帮助找党。这足以说明成先生对鲁迅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看到成先生的变化，鲁迅先生又由衷地高兴。是在鲁迅的帮助下，成先生与党取得了联系。这也反映出鲁迅对反对过自己的人的胸怀。

    鲁迅的言论和行为为人们树立了可资效法的榜样。不幸的是，有的人只记住了鲁迅只言片语，而忘记了鲁迅的榜样作用，因此在实际的行动中，做出了不该做的事。做了不该做的事，固然不值得褒奖，甚至还很可恶。但是，是不是因此而该死？是不是就该教这样的人去死？研究鲁迅、学习鲁迅，是不是也应该学习学习鲁迅这样的胸怀？

    鲁迅死前说是“一个都不宽恕”，那是对他的怨敌。对于那些从不宽恕他的怨敌，他为什么要上赶着去宽恕呢？对于并非怨敌的人，虽然偶有误会或者发生口角，如成仿吾先生那样的人，就不存在宽恕不宽恕的问题。而有的人，正是把与鲁迅发生过笔墨交锋的人，不分青红皂白，统统打入了他的怨敌一党。时机一到，统统教他们死。鲁迅的怨敌现在大概死光了。钱教授的怨敌究竟有多少？看完他的书就可以估计出，大大小小，比鲁迅一个都不少。是宽恕还是不宽恕？是教他们活，还是教他们死？

    历史已经永远凝固在它发生的那个时刻。

    早在1931年，鲁迅就注意到并指出了文艺创作中的 “极左倾向”问题。而这时候的中国共产党党内，在“反右”之后，正是“极左倾向”急剧发展与膨胀的时期。特别是从1931年开始的王明左倾路线在党内居于统治地位，在党内实行的是“残酷打击”、“无情斗争”。有人丢官、罢职，有的人甚至丢了命。如果说他们是“教人死”，还是说得过去的。党内的政治路线斗争，不可能不反映到文艺界。不可能不反映在文艺作品中。而难能可贵的是，鲁迅却敏锐地注意并抓住了这个问题。往那些具有“极左倾向”的文艺家的背上猛击了一掌。这不仅反映了鲁迅作为思想家的深刻与远见卓识，而且反映了他革命家的魄力和责任感。他的重锤，是教革命活，而不是想教革命死。更不是反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王明路线在党内政治上的主导地位一直持续到1935年的遵义会议，对于王明路线的清算是在鲁迅去世之后1945年4月的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文艺队伍中的“左”，鲁迅早在“左联”成立的时候，就注意到了，并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当鲁迅与极左倾向进行严肃、认真、坚决的斗争的时候，却是极左倾向在党内膨胀、肆虐的时候。回首那段历史，那些深受极左路线的打击，看到革命事业饱受极左路线危害的年轻的共产党人们，怎能不由衷地为鲁迅的深邃思想所折服呢？在那个时期，没有人能够代替和超越鲁迅。在1931年3月2日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明确而尖锐地指出：“‘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的。”并指出病根是“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作文章，研究问题”。（《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像鲁迅那样如此敏锐地看到、明确地指出左翼作家队伍中所存在着如此严峻问题的，在共产党内恐怕还没有第二人。左翼作家中存在着的问题，在当时的共产党内，特别是领导核心层中也同样地存在着，正在严重地影响着革命的进程。这病根，其实也正是王明等那样的人的病根。无论是文艺上的“左”，还是政治上的“左”，病根是相同的。因此，他们也才能在不同的战线上遥相呼应。现在看来，鲁迅在当时已经占据了思想上的制高点。能够娴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并指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他对于“左翼”作家的指导是方向性的指导。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可见一斑。共产党把鲁迅的文章作为延安整风时期全党的学习材料，就是肯定了鲁迅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所作出的理论贡献。认为鲁迅是马克思主义的，并非无稽之谈，并非为了号召学习鲁迅而给他戴的高帽。学习鲁迅的人也许还不能立刻理解这一点，但是，不学鲁迅的人是根本就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的。

    当在共产党上层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错误思想的时候，在“左翼”作家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错误思想并没有好奇怪的。无产阶级文艺工作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都并非天上掉下来的天兵天将，完美无缺。他们有缺点、有错误，在开始的时候甚至连立场也可能是不那么坚定、态度也不那么坚决，甚至是动摇的。但是，那些旁观的人们应该看到，他们毕竟在革命最需要人的时候，没有做“看客”，而是迈进了革命队伍的门槛，参加到了革命队伍中去了。许多人经历了从不自觉到自觉，从不那么坚定、甚至动摇到坚定的过程。有的人，甚至在还没有来得及犯错误，或者犯了错误还没有来得及改正，就为革命而牺牲了，而且谁也没有记下他们的名字。有的在还没有来得及成为无产阶级文艺家或者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时候，就脱离了革命的轨道，或者走向了相反的道路。这样的人，人们都能够随口说出几个。以完美之身雄赳赳、气昂昂地踏进革命队伍，一贯正确从不犯错误的人，恐怕很难找出来。按照现在的说法，革命者也是人，有人所具有的缺点。在革命过程中，也犯人所犯的错误。从人到革命人，无一例外地要经历一个过程，一个历练的过程。经得起历练的，就从人走向了革命人——共产主义战士。经不起历练的，只能停留在人上。背叛了革命、成为叛徒的人，有的怕是连人也做不成。“左”的，或者右的错误，不过是错误的表现形式。没有“左”的、或者右的错误，就没有错误，就没有克服“左”的、或者右的错误的斗争，就没有共产党的发展与壮大。共产党就是在同“左”的、或者右的错误的斗争中发展、壮大、成熟起来的。每克服和改正一次错误，共产党的事业就前进一步。对于这些，在中国共产党内没有谁比毛泽东体验得更深刻。因此，他在党内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当年在毛泽东亲自领导的工农红军中也有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毛泽东并不讳言。对于犯错误的人，或者有错误的人的批评，他认为：“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对于犯错误的人，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反对“一棍子打死”的错误做法。这起码是一种公开的态度，被全党接受了的一种思想。这样的说法和做法，不能说就是“教人死”。鲁迅也很清楚，在革命队伍的突起，“终极目的是极为歧异的”。他也知道，“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在文艺队伍中出现“革命小贩”、“革命工头”、“奴隶总管”，在鲁迅看来，恐怕是正常的。而鲁迅看到了这个现实，正视这个现实，要改变这个现实，才敢于坚持原则，与他们作斗争。他的行为，为共产党人树立一个光辉的榜样。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具有典型意义。他是一个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指导斗争的典范和领袖。

    革命在发展、革命形势在变化，文化队伍也必然分化。“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的现象不会变。在文艺队伍中出现“革命小贩”、“革命工头”、“奴隶总管”的现象也不会变。这样的现象过去有，现在也有，恐怕在未来的相当长的时间内也会有。正是在这种变与不变之中，鲁迅的价值才是真实的。鲁迅将随着他们的“速朽”而“速朽”。如果他们不能速朽，鲁迅也不会速朽，他必然陪伴着他们走到历史的尽头。

    革命队伍中错误思想，甚至错误行为的存在，甚至“蛀虫”的存在，并不能成为否定革命、反对革命的理由。鲁迅对于文艺界“极左倾向”的批评，不能认为是对革命的否定。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混淆的。

    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子弟兵都是被反动派逼得活不下去的人们组成的。他们是想让被他们称为反革命的国民党反动派这种人“知道点革命的厉害”的人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国民党、蒋介石已经知道了工农红军的厉害。共产党对于老百姓从来没有“厉害”过，否则，它就不会有巩固的根据地。他们的部队，也不会被认为是工农子弟兵。为了批判的需要，这点常识性的问题，看来也只好不顾了。

    有一点钱教授应该明白，中了才子+流氓的毒的极“左”倾的人们是不能团结、领导共产党战胜比它强大的多的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胜利的事实，足以把他精心编织的“革命”即“吃人”的“伦理”打得粉碎。

    其实钱教授讲革命就是“教人死”并不是指那些中了才子+流氓的毒的人。文学家“教人死”，那点儿毒算什么？钱教授的眼光比鲁迅的“毒”，鲁迅仅仅看到了才子+流氓的那点小毒，而他看到的却是真正的大“毒枭”的剧毒。这个大“毒枭”是谁呢？
读过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的人都知道，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纪念张思德的追悼会上说过一句话，即：“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钱教授把这句话有意篡改为“为革命而死就是重于泰山”。于是大发感慨，认为：“为革命而死”，就是把“死亡”、“牺牲”绝对化。当然就是“教人死”。于是，“教人死” 就成了毛泽东的“新伦理”。

    死与活、新与旧是相对立的。毛泽东“教人死”的革命既然成了“新伦理”，那么，鲁迅所谓“教人活”的革命又是一种什么伦理呢？他没有说。能说什么呢？说是“新伦理”吧，就与毛泽东一致了。说是旧伦理吧，就与鲁迅笔下“吃人”的那个“伦理”一致了，那岂不是掴了鲁迅一记耳光？因此，不说，是最聪明的。毛泽东的“伦理”与鲁迅他老人家的“伦理”必须是冲突的。这一点很重要。

    毛泽东明明说的是“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而钱教授却偏偏说成是“为革命而死就是重于泰山”。虽然说“为人民利益而死”与“为革命而死”在毛泽东的词典里并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人民”与“革命”毕竟不是可以互相替代的概念。教授中文的老师应该知道这个。当钱教授用“革命”代“人民”的时候，恐怕就是另有目的了。经过文字上的“技术处理”，毛泽东说的“为人民利益而死”，就变成了“为革命而死”。于是，“革命”就是“教人死”，才能在毛泽东那里找到了证据。经过这样的“文字处理”，至少暂时在字面上能够自圆其说了，就可以把那些不读毛泽东的书的人们暂时哄过去。如果不做文字上的“技术处理”，那么，按照毛泽东“为人民利益而死”的说法，只能是“人民”就是“教人死”。这就狗屁不通了，中文教授怎么会犯这样的语法错误呢？

    “为革命而死就是重于泰山”，就是鼓励人去死，就是“教人死”。如此解读，那是钱教授自己的“意志自由”。这些与毛泽东、与鲁迅有什么关系呢？他不过是在借说“革命”，借鲁迅的个别词句，说毛泽东及其领导的革命，阐发自己的思想罢了。革命是什么，毛泽东思想是什么，鲁迅思想是什么，是无所谓的，是用不着做全面、准确地了解和理解的。现在看来，要求钱教授全面、准确地了解和理解革命，理解鲁迅，理解毛泽东简直就是一种奢望，是一种幼稚可笑的想法。

    如今，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成为历史和往事。想当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中，“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的只是“上海文艺之一瞥”。想不到，几十年过去了，这一瞥竟在北京的文化界再现。革命，就是“食人”、“吃人”，那的确是非常可怕的事，令人恐怖的事。过去，有的人是用“可怕”、“恐怖”描绘、宣传正在发生着的革命。现在， 则是用“可怕”、“恐怖”评价已经发生过的、看到了结果的革命。正是：时代不同，对革命的理解相同。

    如果说过去“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的是那些中了才子+流氓的毒的人。那么，现在把革命评价为非常可怕的事的是些中了才子+？的毒的人呢？鲁迅活着的时候说，无产者的革命，并非因为要杀人，“杀人放火”是传闻，是一种“诬陷”。鲁迅活着的时候恐怕想不到在他死后半个多世纪之后，有人要用他的话论证共产党领导的无产者的革命就是“杀人”、“食人”。幸亏九泉之下的鲁迅无知。自己中的毒已入膏肓，浑然不知也就罢了。却又来个猪八戒上城墙，倒打一耙。跟这样的人，往哪儿去说理？有理能说得清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