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教授说：“无论是我的著作，还是我的讲课，无非表示这样一个意思，就是在这样一个世纪末，有这样一个人，这么一个钱理群，他对鲁迅、周作人或者对现代文学有这么一种看法，有这么一种思考，如此而已。”

    这些话让我的思绪回到了粉碎“四人帮”之前。那时候，我还不到“而立”之年，也曾写过一些文字。现已经成了历史的陈迹而沉积，恐怕一时还难以见世面。那时，想法天真，也投过稿，都如泥牛入海。其实当时我何尝不知道那原因一是不合时宜，一是触动权威！比钱教授更有学术地位或者更有什么权势的权威。相比之下，在我的笔下，钱教授还真说不上是“大人物”、大权威。后来虽然不再投稿，却没有彻底搁笔，有时候还有写作的冲动，动笔写点什么。每到这时就想，自己写的东西，在我身后如果有朝一日能够面世，就可以证明：就是在这样一个世界上，在那个时候，有这样一个极其平凡而又没有多少文化的人，有这么一种看法，有这么一种思考，不同于某些“权威”、“权势”的思考和看法。

    钱教授说：“我就希望自己做一个‘偏至的学者’，而不愿做一个四平八稳、面面俱到、人人说好的学者。”“面面俱到、人人说好的学者”是稀有动物，连孔老夫子、鲁迅那样的人都没有做到，钱教授当然做不来。执意要做“偏至的学者”很容易，看准了“风头”，只要胆子够大就行了，学问知多少无所谓。看完《话说周氏兄弟》本来很纳闷，一个堂堂名牌大学的金牌教授的讲演，怎么会那么的置逻辑、常理、常识和事实于不顾，东拉西扯，还能“语惊四座”？看到《我的精神自传》才恍然悟出，教授原来是以此展示一个“偏至的学者”的风采。只是不知道他是不是知道自己偏向了谁。

    鲁迅先生说过：“如果已经开始笔战了，为什么要留情面？留情面是中国文人最大的毛病。”还说：“做几句不疼不痒的文章，还是不做好。”（《致萧军、萧红》1935年1月4日《鲁迅书信集下》第716页）我不懂“作文秘诀”，对于“笔战战法”，也不曾研习。钱教授是“接着鲁迅的话往下说”，我不过是接着钱教授的话往下说。而且是想到哪儿，写到哪儿。怎么想就怎么写。是疼是痒，还是不疼不痒，无法判断，最有发言权的，当属钱教授。

    敝人知道凡是在有“公理”的地方，就应该有“婆理”。“公理”、“婆理”，谁是真理，至今没有定论。在公有公的理，婆有婆的理的时代还没有过去的时候，我不知道“公理”去何处寻。因此，只能拿已经广为人知的事实和用常人所共知的常识说话，说自己想说的话。事实是不需要辩解的，常识是不需要论证的。研究鲁迅如果不顾事实，违背常识，那结论一定是很有趣的。

    尽管如此，当我写成这本书的时候，从心底里特别的感谢教授的书：没有他的书，就没有我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