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的哲学书上认为，“存在”是指不依赖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世界，即物质。任何“存在”都应该占据一定的空间和时间，都应该有它存在的形式。只是不知道“纯精神的存在”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存在？它的存在形式是什么呢？中国哲学家不少，谁讲过“纯精神”与非“纯精神”及它们的存在问题？“纯精神”、“纯精神的存在”，大概是钱教授为了讲演而生造的概念。

    对于道德，也只听说过“道德”和“不道德”。“纯道德”是什么道德？在“纯道德”之外，难道还有“比较”纯的道德和“比较不纯”的道德？如果说“纯精神”、“纯道德”的人是不存在的，那么，就是说凡是人，都是精神不纯、道德不纯的，那么，平时人们所说的有道德的人，实际上也都是些道德不纯的人。这样，不管是好人坏人，在道德上的差别，就不存在“纯”与“不纯”的差别，一律都是小巫见大巫。真不知道钱教授是怎么区别好坏人的。

    现在的核心问题是，钱教授的“动物性的本能欲求即低级趣味”这个判断，与他所研究的鲁迅并不一样。在鲁迅的言论中，他把人看成是生物的，动物当然也包括在生物之内。他也认为生物的“食欲”与“性欲”人也是有的。但是，他老人家好像并没有把“动物性的本能欲求”与“低级趣味”等同起来。

    如果没有看到鲁迅关于“食欲”与“性欲”的言论，对于教授所说，我肯定是深信不疑。但是，一边是令人爱戴的鲁迅，一个是令人尊敬的教授。

    研究了一辈子鲁迅的钱教授，是不是知道鲁迅如何对待动物的“本能欲求”即“食欲”与“性欲”的呢？应该知道，而且知道得很清楚。

    鲁迅认为：“食欲是保存自己，保存现在生命的事；性欲是保存后裔，保存永久生命的事。”还认为“性交是常事。”不过，“我并不是说——如他们攻击者所意想的——人类的性交也应如别种动物，随便举行；或如无耻流氓，专做些下流举动，自鸣得意。”（《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连“性交”鲁迅都认为是“常事”。“常事”，不带有贬义，当然不是“低级趣味”的事。认为“动物的本能欲求即低级趣味”的不是鲁迅，也不是毛泽东。

    鲁迅并不把“无耻流氓，专做些下流举动，自鸣得意”看得多么高级和高尚。在当时大约也不提倡公款吃喝，提倡有钱、有权就可以“包二奶”，什么人偷闲可以去“嫖娼”，以表明自己是多么尊重“人的性欲与物欲”。把鲁迅所例举的那类丑行归到“低级趣味”一类，不能说过分，甚至还不够。

    对于人的食欲，无论是有钱的，还是没有钱的，无论是有权的，还是没有权的，他们的消化器官大概不会因为贫富或者贵贱而有多么大的差别。就算是有差别，恐怕也不能成为他们是有钱、还是没有钱，是有权、还是没有权的原因。人的食欲不存在有与无的差别，但是，人的食物却有“高级”与“低级”的差别。

    鲁迅说：“‘物质文明’也至少有两种：一种是吃肥甘，穿轻暖，住洋房的；一种却是吃树皮，穿破布，住草棚——吃其所不当吃，穿其所不当穿。”（《集外集拾遗补编?两种“黄帝子孙”》）吃肥甘是一种“文明”、一种“趣味”，按照现在时髦的说法，是一种“文化”。吃树皮，当然也是一种“文明”，一种“趣味”，只是没有人说它是一种“文化”。那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文化”及由此而产生的不同“趣味”，是不是可以分出“高级”与“低级”？这个用不着鲁迅去说，那些吃肥甘的人们自己就分开了。吃肥甘当然属于“高级”趣味，吃树皮能有什么趣味？可以肯定的是，鲁迅并不认为造成不同的“物质文明”的原因是因为毛泽东想让那些吃树皮的人们做圣人的缘故。也不能说那些吃肥甘的人们就不想做圣人。看看中国历史上被称为圣人的人，可有一个是吃树皮的？

    凡是动物都有“本能欲求”，但是，在动物中有“低级趣味”与“高级趣味”之分，有“流氓”与“圣贤”之分的，只有人。人之外的动物，即使随便举行性交，做“下流举动”，也不会“自鸣得意”。“低级趣味”、“下流举动”只有人、某些人才有。吃“文化”、穿轻暖、住洋房的，也只有人。只有具有一定的价值观念、是非观念、道德观念的人才能够区分、判断出什么是“低级趣味”。否认“低级趣味”的存在，说明他已经失去区分和判断的能力。

    鲁迅还说过，“威福，子女，玉帛”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在一切大小丈夫，却要算最高（？）理想了。我怕现在的人，还被这理想支配着”。（《热风?五十九?圣武》）追求“威福，子女，玉帛”其内容就是包括食欲在内的“物欲”与“性欲”。鲁迅把它们归到了“兽性”，而且是“纯粹兽性”方面。是不是该把他们的举动叫做“兽性趣味”才合适？鲁迅并不认同、赞同和提倡以“威福，子女，玉帛”为内容的“纯粹兽性”。在这个方面，毛泽东与鲁迅并没有什么区别。怎么鲁迅反对“威福，子女，玉帛”“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毛泽东就批不得“低级趣味”？看来，钱教授“还被这理想支配着”。

    以鲁迅的认识为参照，可以肯定，关于“动物性的本能欲求即低级趣味”的判断是错误的。

    事实是胜于雄辩的。如果谁把“凡是人的动物性欲求都应该被改造、被抛弃”了，那么，中国人是靠什么活着的呢？更不可思议的是，中国的人口几乎翻了一番，生育还是很旺盛，害得到现在还要搞计划生育。怎么人的性欲、物欲愈被改造、愈被抛弃，人口反而愈增加了呢？

    物欲和性欲是生理现象，与生俱来，人人具备。如果人仅仅是生物的，那么，谁也不会去研究物欲和性欲的问题。证据是，人以外的生物并不研究那类问题。但是，正因为人是社会的人，人的物欲和性欲的获得与满足是个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不同的人不仅有不同的认识，而且对于物欲和性欲也有不同的要求。因此，才有人研究、才有人制定规则，甚至要用法律去规范，要用国家暴力去保障。许多的社会问题，甚至犯罪，难道不是因为人的物欲和性欲引发的吗？

    有的人活着固然是为了物欲和性欲，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威福，子女，玉帛”。但是，人并不都是物欲主义和性欲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钱教授应该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和差异。对于人的物欲和性欲是改造不了的，它们随着人的生命的终止或者到一定的年龄后，就会自然消失。但是，人，毕竟不仅仅是个生物学上的动物，他们关于物欲和性欲的观念是受客观环境和物的多少与有无制约的。而观念是可以改变的。人固然是有感情的动物，更是有思想、有理智的动物。人类关于物欲和性欲的风俗、规范，都是人类理性思考的结果。有理智的人会自觉遵守那些风俗和规范。所谓的改造，不过是让人使自己的观念更现实、更适应客观环境，丢掉不切合实际的幻想罢了。对于自己不切合实际的物欲和性欲要求，如果非要把他变成现实，比如去冒犯相关的规范，包括法律，后果是需要自己承担的。

    据说在外国，没有人的改造的思想。但是，在外国，在什么国家、在什么制度下，人的欲望可以充分发泄？这样的社会存在过吗？那样的社会，估计谁都没有见过。在经济高度发达的美国是不是已经解决了人的物欲与性欲的问题，据说也还没有。那里还有乞丐，还有抢劫犯罪、强奸犯罪。
 
    现在的经济的发展已经今非昔比。恐怕没有人想让十三亿人都做圣人了。“人的动物性欲求”，好像不再有什么禁忌，不必受压抑了。特别是有人还高扬“性解放”、“高消费”的旗帜。但是，“人的动物性欲求”是不是都得到了充分的满足？对于一些人，恐怕连最低限度的需求都满足不了。如果说像钱教授那样的人的“人的动物性欲求”能够得到充分的满足，用不着压抑，我是相信的。遗憾的是，像钱教授那样的人，毕竟是社会的精英，人中的龙凤。对于属于“弱势群体”的人们，恐怕不只是属于“弱势群体”的人们，在物欲与性欲的问题上，不压抑、不节制大概还不行。那些得不到性欲与物欲，哪怕是最低限度满足的人们，或许才是最需要改造与管教的人。他们要是不好好改造，要是不被管得严些，他们要是不能做“圣人”，压抑和克制性欲与物欲，就会成为抢劫、盗窃、强奸的罪犯。这样的现象，人们听说和见到的都不少。他们的“人的动物性欲求”不能被满足，真不知道与毛泽东有多么大的关系。

    钱教授应该知道，青年鲁迅在提出“立人”的时候，提出了一个鲜明的论点，即“非物质”。

    人要活着，就需要物质支撑。在现实生活中，不要说满足人的物欲之一的食欲不容易，就是为了满足性欲，不管是娶亲，还是嫖娼，没有钱财是不行的。对于广大的民众，为了基本的生存，物质是必不可少的，“非物质”是不现实的。为了满足物质的需要，为了不被饿死，为了传宗接代，他们必须努力生产。这已经是常识，用不着多说。
“非物质”的思想是什么思想？对“人的动物性欲求”是主张压抑的呢还是主张开放的呢？查毛泽东成为共产党之后的讲话与文章，好像没有“非物质”这样的内容。在延安，在物质极端匮乏的情况下，发动了著名的“大生产运动”，把军队这个战斗队，变成了生产队。至今留传下来的《南泥湾》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反映了那个时候的情况。
钱教授认为“鲁迅思想”是“立人”的，应该知道“非物质”与“人的动物性欲求”的关系。但是，在这里他连提都不提一句，却煞有介事地批判什么“凡是人的动物性欲求都应该被改造、被抛弃”的问题。是不是想以此说明，“立人”必须以满足“人的动物性欲求”为前提？还是认为“立人”是在“人的动物性欲求”得到充分的满足的情况下才能实现？不管怎么说，“非物质”与“人的动物性欲求”是矛盾的。

    “人的动物性欲求”对于个体的人说来，那是个人的问题，正如豺狼虎豹不仅不把自己的欲求当成是整个自然界的事，而且也不把它当成其他同类的事一样。但是，人的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任何一个社会的领导者，都把吃饭问题、婚姻问题作为社会问题对待的。个人的“动物性欲求”不可能不受社会物质生产和环境的影响。特别是不能超越生物中所没有的习俗、道德、法律而随心所欲，不受限制和节制。因此，人间有“婚姻法”，有“物权法”，而动物界却没有。

    因此，可以推论，说毛泽东提出做“纯粹的人”，与做“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不能说他就是否认人是动物，不能说他就是“凡是人的动物性欲求” 都被抛弃——“从性欲到物欲”。而是看到了人是社会的，不仅仅是动物的。

    应该说，“低级趣味”也是“非动物化”标准。看来钱教授好像不知道在自然界的动物中，并没有什么“低级趣味”、“高级趣味”之类的标准的。把“低级趣味”看成是“动物化”标准的钱教授反映了他对于动物的鄙视。如果钱教授不能区别社会上的人与自然界的动物，可以放下架子，去请教北京大学的生物学教授。从钱教授的语境分析，他的“非动物化” 标准不可能是“植物标准”或者属于“非动物”的其他物的标准。“非动物化”标准，其实也可以说就是人的标准。只是钱教授不这么看。因为，承认了“非动物化” 标准就是“人的标准”，他关于动物的物欲与性欲说，就不能用在人上了。

    钱教授清楚地知道，毛泽东“注重”的是“对人的改造”。对于动物的改造问题，他并不研究。再说，动物的物欲与性欲是不能、也不需要改造的。因为动物对于物欲的要求决没有人的复杂和贪多无厌。它们的物求仅仅是食物，而且多则多吃，少则少吃，无则不吃，即使是饿死，或者被强者吃了，也决不会怪这怪那，以为自己是冤案的受害者，至多在被吃的时候因为疼痛而吱吱地叫几声。这一点动物与人的确有很大的不同。但是，看了钱教授的文字，一时还真分不清钱教授是社会的人，还是自然界的动物了。一个教授能够把读者折腾到这份儿上，也真的不容易。

    事实上，专门关注“人的性欲与食欲”的是弗洛伊德和信仰弗洛伊德的人们，包括钱教授。毛泽东、鲁迅并不相信弗洛伊德那一套。钱教授用弗洛伊德那一套解读毛泽东，又把鲁迅当成弗洛伊德的信徒，这样一来，不把毛泽东与鲁迅“针锋相对”起来才怪呢。

    “非个人化”这个词汇在毛泽东的著作中也没有搜索到。

    要说起来，“个人”这个词在毛泽东的著作中出现得倒是不少。而且，“个人主义”是毛泽东所极力反对的。不过，“个人”一语，在青年鲁迅的《文化偏至论》中就是“个人主义”。而当时的鲁迅对于“个人主义”的确推崇备至，这是不能否定的。而毛泽东在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也是曾经信仰过那个个人主义的。把反对个人主义说成是“非个人化”的不是毛泽东。一般的人大概不用“非个人化”表达反对个人主义。“非个人化”在钱教授那里却是另有门道。他认为，“非个人化”，即“‘毫无利己之心，专门利人、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伦理原则”。

    看来钱教授讲演和写书都很随便。刚说了标准，接着就说原则。标准与原则当然是不同的。标准与原则相比，应该是稍微具体一点的吧？但是在钱教授的书里，好像颠倒了。把原则当成了标准说。标准是什么？如，化到了什么程度，就可以叫“非个人”了？钱教授好像连自己也没有弄清楚。他虽然口口声声说是毛泽东的，恐怕连毛泽东也不好说清楚。因为，人们能够知道的就是，毛泽东并没有那样的标准和原则。那样的标准与原则实在也是钱教授专门为毛泽东定做的。如果他的学生多看几眼毛泽东的书，就不会连这个小把戏也看不穿。

    无论是反对个人主义，还是提倡“毫无自私自利之心”，并不是什么标准。“非个人化”是个什么标准？“个人化”是个什么标准？即使当年鲁迅提出“重个人”的时候，也没有给“个人”立个标准。现在，钱教授也没有讲出达到了什么标准，才叫做“个人化”了。具体的说，钱教授自己在“个人化”的问题上化到什么程度了？达标否？
其实，毛泽东并没有说过“‘毫无利己之心，专门利人、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伦理原则”这类话。他认为，“毫无利己之心专门利人”是白求恩同志的精神。“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精神与伦理、精神与标准是不是可以互换，在这里无暇讨论。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在这里清清楚楚讲的是一种精神。再说，毛泽东同时还说了要学习白求恩的“真正共产主义的精神”。“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应该是一种“共产主义精神”，这样的精神，在动物中是不提倡的，如果把它归到 “非动物”标准中，也是可以说得过去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钱教授却把它归到了“非个人化”的标准中去了。“非个人化”是什么化？难道毛泽东说的那种“精神”既可以是“非动物化”标准，又可以是“非个人化”标准？琢磨不透，实在琢磨不透。

    辩论问题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说话要注重证据。

    如果说谁在什么地方，在什么书中提出了“ 非动物化” 和“非个人化 ”两个标准，就应该明确地指出出处。看来教授不习惯这么做。

    “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实在说不上是“非动物化”标准。社会上是不是有那么个标准，或许本来没有。钱教授把这样的标准，荒谬的标准，自己认为存在的标准，安在别人的头上，到底是为什么？

    自己编织了“两个标准”，却硬说是别人的，这很有些霸气。大概不如此不足以显示自己的标新立异与独树一帜。先把自己的论敌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的想当然地歪曲一通，然后大加挞伐，这样的手段虽然不高明，不过也不是教授的发明。

    如果谁真的为“圣人”制定了什么“非动物化”和 “非个人化”那两个标准，那么可以肯定，谁也难以达到那两个标准而成为了圣人。就会形成有“圣人”的标准而没有圣人的现象。不管是谁的“圣人梦”，到头来的确只是一个梦而已。

    历史上有圣人，有文人心目中的圣人，有武士心目中的圣人，有没有人提出过“圣人”的标准？好像没有。小人、下人是提不出那样的标准的。因为他们压根就不想做圣人，自然不会关心他的标准问题。历史上，不知道是谁，只树立了孔子这个样板。连在儒家中地位极高的孟子，也只给了个“亚圣”的封号。因此，古人大概意识到，圣人是不能按照一定的标准培养的。否则，历代的帝王不会不设立专门培养圣人的学府。既然孔子孟子有了圣人、亚圣的称号，因此，他们对于人的要求与希望应该更具有权威性。他们对人提出了什么要求呢？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这是不是对想做君子的人的“非动物化”标准呢？难说。钱教授应该知道，在动物中，只要食物充足，它们是一定要求饱的。倒是居不求安，就很符合动物的特征。动物迁徙不定，居无定所，说不上求安。

    子还曰：“修己以安百姓。”“天下为公”也是这位至圣先师孔老夫子提倡的。而更有甚者，他还提倡“杀身成仁”。孔子的弟子子夏认为“事君，能致其身”（《论语?学而篇》）。在仁面前，在义面前，在君面前，必须具有牺牲精神，连身家性命都得豁出去，难道还叫有“自私自利”之心么？难道还不是“忘我”吗？他们算不算是“非个人化”的祖宗？其实，在他们那个年代，臣在君面前，奴隶、奴才在主子面前，敢有“自私自利”之心吗？

    特别是孟子，还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他那关于“尧舜”的标准是什么？应该从他的言论中去寻找。找来找去，无非是“舍生取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之类，仍然逃脱不了“非动物化”和“非个人化”。像“杀身成仁”，必须去“个人化”。“仁者爱人”，必须割舍“个人”的感情与利益，否则就是一句空话。当然，即使做到了，也仅仅算得上是个君子，还远说不上那是圣人的标准。
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说道，对于“个人一语”，号称识时之士，意者“迷误为害人利己之义”。这是鲁迅所不能接受的。钱教授是不是认为“个人化”就是“利己主义”呢？《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鲁迅认为：“人类总有些为他人牺牲自己的精神。”当一个人“为他人牺牲”的时候，表现的是“个人化”呢，还是“非个人化”呢？“立人”，是包含着“为他人牺牲自己的精神”呢，还是与“为他人牺牲自己的精神”相对立的什么精神呢？

    以敝人所学，到现在还没有发现哪一个社会，哪一个思想家、政治家是提倡“自私自利”的。更没有发现哪个思想家提倡损人利己。更不见什么人认为“自私自利”的人、“损人利己”的人是最懂得“动物性欲求”——人的“本性”——的人。

    如果用“非动物化”和“非个人化”这两个标准衡量古人，用至善至美要求人，即使是被称为“圣人”的如孔夫子，恐怕也名不副实了。

    对于圣人，人们有一个参照的标本，那就是孔夫子。这是个被历代文人尊为圣人中的一个。已知，孔子是个食不厌精、出有车的人，而且还是个做了父亲的人，至今子孙遍天下。“动物性欲求”一个都没有少。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孔夫子并没有因为他的“人的动物性欲求”而影响人们尊他为圣人。看来，把“圣人”与“人的动物性欲求”对立起来的并非古已有之，是钱教授所独有的新思想、新观念。

    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毛泽东说：“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毛泽东说的“这点精神”，就是“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在这里，“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高尚的人”，“有道德的人”，是用排比的手法表达“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对于这种修辞方式，钱教授应该不陌生。如果说“脱离了低级趣味”就是“非动物化”标准，“毫无自私自利之心”就是“非个人化”的标准。那么“高尚的人”，“有道德的人”又该是什么标准呢？

    尽管对于“两个标准”搞不清楚，为了不转移话题，还是姑且承认有“两个标准”的存在。

    3 纯粹的人

    “纯粹的人”是什么人？

    从钱教授把“毫无利己之心，专门利人、毫无自私自利之心”作为“纯精神”的理解中，进而把“纯粹的人”看成是“纯精神”的存在中，从而把人这个客观的社会存在，转化成了仅仅能够存在于人的意识中的精神“存在”。

    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对于“纯粹”的解读。

    为什么钱教授把“纯粹的人”理解为“纯精神”的存在？其中的关键又在于那个“纯”字。这里，钱教授似乎又是在做代数题。在这道代数题中，他首先设定的“纯”=100%。即纯金、纯银的纯。在这里，不得有些微的杂质。

    但是，钱教授好像不知道哲学不是数学。在哲学上，至少到现在在我所读过的哲学书中，还没有发现哪个哲学家在哪本哲学著作中使用过“纯精神”或者“纯物质”这样的概念。据敝人所学的基本知识，物质与精神概念的内涵是不同的，因此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哲学上说二者是一对矛盾，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而对立反映了它们之间关系的本质。敝人理解，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都是100%。正如不存在不“纯粹”的物质一样，也不存在不“纯粹”的精神。或者说，不存在一个“X%的物质+Y%的精神”那样的一个东西。或许在理论上应该有那么一个东西，物质与精神的混合体。在事实上，并不存在那么一个具有100%——X%精神的或者100%——X%物质的人。

    如果把“毫无”、“纯粹”、“脱离”等做“百分之百”的理解，那么，那样的人也许确是根本不存在的。但是，应该承认，人的“自私自利之心”，人的“趣味”、“道德”等的确是有差别的。而这种差别，并没有见过谁以百分比计算过。事实上用百分比也计算不出。又由于人并没有脱离动物的“食欲”与“性欲”，因此，人并没有完全脱离动物界，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纯粹的人”是根本不存在的。按照某些人的理解，任何人都是“亦人亦畜”。有的人是三分是畜，七分是人，而有的人则是三分是人，七分是畜。如此一来，鲁迅当年认为不很有趣的 “人+家畜性=某一种人” 的算式倒是很有趣的了（《而已集?略论中国人的脸》）。不但有趣，而且简直是“公式”了。当然，这样的“公式”大约只能适于相信这个“公式”的人们。鲁迅既然不认为那个算式“有趣”， 可以肯定，他不认为那个算式是“公式”，因此，才等于“某一种人”。

    如果要用数学的方法认识“纯粹的人”，那么“纯粹的人”是无从判断的。因为无从判断，也可以说是不存在的。这样，关于“纯粹的人”的说法，就是虚无。

    人们大都知道，关于人的问题是社会科学而不是自然科学即数学问题。对于人，一般的人并不以几分是人，几分不是人，或者几分是精神的，几分是肉体的来评价。钱教授关于“纯粹的人”的判断方法显然运用的是数学原理而不是社会学原理。

    当毛泽东认为白求恩具有“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的时候，是“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的时候，似乎并没有忘记白求恩是个“动物”，是个有性欲与物欲的人，而是在物资极端匮乏的情况下，尽量满足他的物质需要，让他吃得稍微好一点，行军可以以马代步。共产党并不是“共产、共妻”党，也是提倡自由恋爱、婚姻自主的。在这一点上与西方“民主国家”并没有两样。至于性欲，那就不是一相情愿的事了。也不像有的社会，也不像有的人，只要有了钱，有了社会地位，就可以找得到发泄性欲的地方和人。

    又过了二十多年，1963年，周恩来总理为雷锋同志写下了“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的题词，肯定了雷锋的“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这是不是把雷锋“非动物化”、“非个人化”了？

    较起真儿来，鲁迅对“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的人的赞扬要比毛泽东早好几年。

    鲁迅在1933年2月谈到柔石的时候说道：“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南腔北调集?为了忘却的纪念》）先生所谓的“损己利人”与毛泽东的所谓“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吗？

    再说，把“纯粹”用于人，其实并不是毛泽东的发明与首创。教授作为全国知名的研究鲁迅的专家，应该知道，鲁迅1930年写过一篇叫做《非革命的激进革命论者》的文章。他在其中说道：“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二心集》）在这里，鲁迅提出了“纯粹”的队伍的说法。

    在鲁迅的眼里，即使是一支队伍都可以“纯粹”，而况个人呢？如果队伍中的人都是纯粹的人了，那么，那个队伍肯定也就纯粹了。鲁迅说的这个话要早于毛泽东近十年。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与鲁迅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了。教授有意给了毛泽东一掌，无意中却砍了鲁迅一刀。敝人在这里抬出鲁迅来，目的很明确，就是让鲁迅老先生为后生毛泽东顶杠垫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