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儿子在写书的时候，为什么要披露此事？为什么在披露不披露的问题上还要请教别人？看来，披露不披露对于许多关心这件事的人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在鲁迅儿子的书里，毛泽东的“估计”大概是个大“卖点”。有人认为是孤本，不足信。有人又认为可信。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谁也拿不出证据，证明毛泽东没有做过那样的“估计”。谁怎么看，怎么“研究”，由他去吧。

    毛泽东是不是对罗先生说过那样的话，已经无从对证。即使毛泽东活着，敢不敢且不说，谁有机会去找毛泽东取证核实呢？

    从证据的角度上说，提供证据的人应该把时间、地点、人物、情节说清楚。罗先生大概没有“估计”到这些。

    既然因为毛泽东1957年在上海的这次“谈话”，才激起了滔天浪。因为不能肯定毛泽东没有说过那样的话，虽然有些疑问，还是同意钱教授的意见，“可以当作真实的”。这样，才好接着往下谈问题。

    “鲁迅如果还在世，他会怎么样”？

    一些人似乎从毛泽东那里找到了自己所希望的“答案”。

    “鲁迅如果还在世，他会怎么样”？

    这应该是个永久性的问题。

    毛泽东在世时，有个“鲁迅如果还在世，他会怎么样”的问题。

    毛泽东去世也有三十年了。是不是还有“鲁迅如果还在世，他会怎么样”的问题呢？也应该是有的吧。

    时间永远不会停滞，“鲁迅如果还在世，他会怎么样”是不是一个永久的话题？不过，这个问题似乎还没有列入鲁迅研究界的日程。鲁迅研究家们仅仅在研究1957年“鲁迅如果还在世，他会怎么样”的问题，还没有让鲁迅一直活着的打算。对于文艺界，对于鲁迅的同行，对于现在活着的文人们，其实这才是最具有现实意义的。面对现实的社会问题，面对文艺界的现实问题，文人怎么做才无愧于鲁迅呢？

    推而广之，当然还可以提出，别的什么人，“如果在世，他会怎样”的课题。

    其实，就算是“毛罗对话”句句是实，字字是真，又能说明什么？

    在论鲁迅的论坛上，由于毛泽东1957年的“谈话”，顿时热闹了许多。不少对于毛泽东的许多言论都持疑义或者批判态度的或文坛宿将，或文艺新秀，这一次却一反常态，深以为是。而且，不约而同地在以这个“估计”为标准，证明自己先前关于鲁迅要是还活着的判断是多么的正确。而且还有人正二八经地作长篇大论，论证鲁迅要是活着，肯定出不了毛泽东的“估计”。这回，毛泽东真是“神”了。毛泽东居然能为死后多少年的人“算卦”，而且算得那么“准”，算得让那么多有神论、无神论者满意。看着看着，生出了几分悲哀。细细想想，不过是一场精神上自我满足的闹剧。毛泽东死了，人们为什么不问一问、想一想，要是毛泽东还活着又如何？要是×××还活着又如何？而在这场闹剧中，被推向耀眼的地位的是鲁迅先生唯一的儿子周海婴。因为，是他，或许是什么人借助他，向全中国、向全世界披露了这个由他听到的信息。这分明是在以发布“最高指示”的方式，就如果鲁迅还活着的问题，做出结论，而且是最权威的最后结论。

    要说起来，他们也仅仅认为假如鲁迅活着，他会坐牢，满足了自己的揣测原来是与毛泽东一样的。他们怎么就没有深入地再想一层呢？他们怎么就没有想到，毛泽东是想通过罗老先生的所问向文化界发出的要对“知识分子”下杀机的信号呢？把这个“谈话”拿来做毛泽东“阳谋”的佐证不是更合适吗？他们没有想到这一层，说明他们很善良，还没有学会像鲁迅那样“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

    说到底，毛泽东关于鲁迅活着的话，“无非”是“估计”。

    坚信毛泽东有那个“估计”的学者、教授都是识文断字的高手。咬文嚼字应该是他们的基本功。在“估计”上的点滴误差，就可能谬之千里。

    什么叫“估计”？按理说，他们是应该知道的。字典中说是“预测”、“推想”。预测与推测固然有准的时候，不准的时候也同样是有的。否则，就不会用“估计”这个词表达了。因此，可以肯定地说，“估计”，不等于“肯定”。对于“估计”，更不等于就是事实，甚至谁也不能保证就一定能够变为事实。对于这样的区分，学者们、教授们怕不至于分不清楚吧。怎么到了“引经据典”的时候，就把它们的差别忽略了呢？如果他们是教中文的老师，这样的水平，真担心是不是要误人子弟。

    毛泽东毕竟是一国至尊，有人为他做“起居录”。

    在1957年，毛泽东并不止一次地谈到鲁迅，而且并不是与谁窃窃私语，说“悄悄话”。

    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在《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纪要》中说：

    “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国民党压他，我们上海的共产党员也整他，两面夹攻，但鲁迅还是写。”（《毛泽东文集》7卷263页）

    毛泽东在这里说的“有人问”中的“有人”肯定不是罗先生。说明在罗先生之前“有人”也有与罗先生一样的问题希望毛泽东回答。而且早了将近四个月。比较一下“毛罗对话”，这里也有“会不写”，也有“坐班房和杀头”。与贺先生转述的罗先生对他的亲口谈话差不多。

    事隔两日，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道：“假使鲁迅还在，他就要转过来对付我们的缺点、错误。”

    就在1958年，著名的粤剧演员红线女向毛泽东索字，毛泽东欣然答应，并手书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相送。在1961年，还赋七绝二首《纪念鲁迅八十寿辰》，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这在毛泽东，是少有的举动。1966年7月8日还在给江青的信中说：“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其实，还不止这些。难道他对被自己投入到监狱里的鲁迅还推崇备至？与坐在监狱里的鲁迅还能想到一块去？如果不幸这是真的，那将是一幅怎样的讽刺画？毛泽东的心怎么可能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呢？“毛泽东与鲁迅的心是不可能真正相通的”。有学者著书立说做如是说。似乎只有他们的心才可能与鲁迅的心真正相通、正在相通、永远相通。按照钱教授的研究，如果毛泽东活着，应该在牢里的是“吃人”的毛泽东。如果毛泽东不在牢里，那么，骂毛泽东“吃人”的“鲁迅”则必然坐在牢里。二者必居其一。他们的研究为鲁迅被毛泽东关在牢里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

    在一些人看来，毛泽东前前后后说了鲁迅那么多的话都不可信，只有他在7月7日说的“悄悄话”才可信。

    即使是真的，又如何？

    细抠起来，毛泽东与罗稷南说的“悄悄话”并没有逻辑上的错误。试想，一个人，不管是谁，活在人世，无非要么坐牢，要么不坐牢，非此即彼，不可能有既非此，也非彼的“第三种”情况。毛泽东“估计”鲁迅坐在牢里，与“估计”他不会坐在牢里并没有实际的区别。讲的都是“可能性”。不仅鲁迅活着有坐牢和不坐牢的可能性，阿Q活着也同样有坐牢和不坐牢的可能性。鲁迅作为一个作家，无非有两种状态，一是写作，一是不写作。其实，毛泽东那样的“估计”，即使是真的，对于任何一个过世的作家，都是适用的。毛泽东说是“估计”了，其实与没有“估计”一个样。毛泽东的所谓“估计”，不过是为撰写野史的人们提供了一个“作料”和想象的空间。这些年来，给毛泽东编故事的人还少吗？给毛泽东编的故事还少吗？对于故事，市井中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闲着没事扯淡，侃爷们聚在一起聊这等事，也是一个乐子。没有故事，还有人编笑话呢。故事的真与假对于他们都是一个样的，鲁迅坐不坐牢关他们屁事！不影响他们升职发财、吃大餐、打麻将。

    实际上，问题不在于毛泽东是不是“估计”了鲁迅是不是坐牢。退一步说，就算是毛泽东不是“估计”，而是“肯定”鲁迅活着；而且在主观上就是想把他弄到牢里去，把他自己树立的学习榜样打倒，证明自己还不如蒋介石。难道鲁迅就真的坐在牢里吗？为什么不“估计”一下鲁迅的态度呢？如果毛泽东估计了鲁迅被关在牢里，难道鲁迅就一定坐在牢里吗？如果一经毛泽东的“估计”，鲁迅就乖乖地坐到牢里去了，那未免又太小瞧了鲁迅的政治智慧和斗争艺术。

    有一句话，记得鲁迅也说过，看看他的过去，就知道他的现在，看看他的现在，就知道他的将来。引申一下，是不是看看他的活着，就知道他的死而复生之后呢？

    鲁迅是不是想坐牢？可以肯定地说不想，证据有三。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当听到他被当局通缉的消息后，就离家躲了起来。风声过后才回家。

    1930年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以“堕落文人”的名义通缉他，听到消息，于3月19日到4月19在内山书店避难31天。

    1934年8月23日，因为担心被捕的人告密而被捕，避难到9月18日被捕的人保释。

    以上的事实说明，鲁迅本不想坐牢。老先生既然不想坐牢，以他的智慧与经验，他必然有或者想不坐牢的法子。当然，在新中国，他大概不会想什么“避难”的方法。

    他有什么好法子呢？看看他在历史上用的法子，也说不上好，某些人甚至骂他“卑怯”。

    鲁迅的好“骂人”，在那个时候是出了名的。许多人都这样说。但是，有人说他不骂国民党，不骂蒋介石，不骂军阀。看鲁迅的作品，这似乎也是个事实。有人由此断言，鲁迅的骨头不是那么硬。对于这一点，鲁迅自有他自己的道理。他知道，说那话的人是不怀好意的。有人是在用“激将法”，诱使鲁迅往国民党、往蒋介石、往军阀的枪口上撞，鲁迅没有上当。那么，在毛泽东、共产党执政的情况下，就算是他对毛泽东的认识与钱教授一样，他能赤裸裸地骂共产党、骂毛泽东吗？似乎不可能，除非他疯了。那么，共产党、毛泽东凭什么去让他坐牢呢？愈加之罪，还何患无词呢，共产党和毛泽东总不会也以“堕落文人”的罪名治他的罪吧。

    共产党是不是审查和追究他的历史问题和他的家庭出身？似乎也不大可能。虽然，不少人的“右派”，是受了历史问题和家庭出身的连累。鲁迅的家庭出身是算不了什么的。他家的阔，是皇帝时代的事。共产党诞生的时候，已经败落了。鲁迅自己，一不是地主，二不是资本家，三不是官僚，四不是国民党也没有参加过反动组织。自然不属于“革命对象”。鲁迅的历史问题，就已经知道的，够得上问题的，就是他在“反动政府”中做过“佥事”。据说，相当于处级干部。但是，他做“佥事”的时候中国还没有共产党。因此，他做“佥事”并不是成心与共产党做对。到了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破裂的时候，也早与他任职的北洋政府决裂了，辞去了“佥事”，干了不长时间的教授，以后，在上海当起了“自由撰稿人”，充其量，算是“小资产阶级”。按照共产党的理论，不属于革命对象和“阶级敌人”。而当鲁迅与共产党合作的时候，鲁迅的老冤家、老上司，可以称得上是大官僚的章士钊老先生正在忙活什么呢？解放后，章老先生“镇反”无恙，1957年“反右”无恙，“文化大革命”中无恙，而且是毛泽东的坐上宾，鲁迅怎么一定要去坐牢？何况，鲁迅活着的时候，还替毛泽东说过话！给毛泽东送过“礼”呢！共产党、毛泽东对鲁迅有什么成见，必欲把他打入牢中？难道毛泽东真的要以此证明自己还不如国民党、蒋介石？还是有人在证明自己已经心向了国民党和蒋介石？对于毛泽东的人格，他们尽可以予以蔑视与贬低，但是，毛泽东作为大政治家，恐怕不会像他们想象的那样愚蠢和缺少政治智慧。否则，在超级大国的夹缝中生存，不会游刃有余。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几亿的人口，也不会在他领导下，在那个贫穷而艰苦的年代那么扬眉吐气，无所畏惧。

    鲁迅除了与共产党有联系外，并没有其他的党派背景。虽然他的夫人许广平女士是国民党员，但是，国民党并没有因此而对鲁迅格外开恩。国民党对他夫妇的态度是世人皆知的。以鲁迅生前的态度，对于知识分子组织的“民主党派”，他大约不会参加。在新中国，他仍然可能以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身份出现。因此，他不会站在别的党派的立场上，或者让别的党派当枪使。再说，鲁迅不是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狂妄之徒，也看不出他有什么政治上的野心。他知道，他是个文化人。

    以鲁迅的智慧，以他与共产党的历史渊源，以他对共产党的了解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他肯定不会妄想取毛泽东而代之。因为他无党无派，不拉帮结派，头脑中更产生不出什么“轮流坐庄”、“党天下”之类的“意见”。如果不与共产党争权，就犯不了共产党的大忌。如果毛泽东或者什么大人物不“冒犯”他老先生，他又怎么主动找上门去骂他们呢？毛泽东怎么会有闲工夫无缘无故地去冒犯一个古稀老人呢？

    诚然，鲁迅与被他称为“奴隶总管”的人们的矛盾可能延续下来。但是，毛泽东毕竟不是鲁迅所谓的“奴隶总管”。当时的“奴隶总管”即使对于鲁迅仍然耿耿于怀，连毛泽东都敬重鲁迅几分，毛泽东以下的一个“奴隶总管”怎么可能在他的“总管”面前对鲁迅恣意妄为呢？除非他不想做那个“奴隶总管”了。鲁迅要是真的活着，以他的胆识和斗争艺术，对于“奴隶总管”起码是一种制约力量。文艺界恐怕是另外的局面。在新中国，文艺界之所以出现那不尽人意的局面，或许就是因为文艺界里没有了鲁迅那样重量级的人物。没有了可以制约“奴隶总管”那样的人。“奴隶总管”是由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干到新中国的。并没有在与鲁迅的斗争中学到鲁迅的思想、胸怀、风格。有那样的“奴隶总管”，的确是文艺界的不幸。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奴隶总管”们整了与鲁迅接近的人。但是，他们仅仅整的是与鲁迅接近的人吗？事实上，他们“整”的并不仅仅是与鲁迅接近的人。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况且，谁的被整是因为与鲁迅的接近呢？被他们整的人地位毕竟在他们之下，被整的人也毕竟不是鲁迅，没有鲁迅那样的贡献、威望和影响力。谁要是整鲁迅，恐怕先要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整鲁迅可没有那么容易。如果认为整接近鲁迅的人算是报了当年鲁迅那“一箭之仇”，泄了私愤，这未免将严肃的党内斗争看成了个人、或者宗派之间的义气之争、权力之争。就算是被整的人都是白璧微瑕，而他们又偏偏被整了，这只能说明，共产党内仍然存在着斗争，这种斗争，因为那些党性不纯的人的存在而变得更加复杂。事实上，这样的斗争，并不因为“奴隶总管”的倒台而缓和。当老的“奴隶总管”被打倒，“四人帮”成了新的“奴隶总管”之后，斗争仍然在继续，而且更加激烈和残酷，更不要说消亡。这都是曾经发生过的事实。如果没有了那类人物，共产党内的、文艺界的事很可能好办一些。很遗憾，谁也不敢保证这类人物将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