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教授等人对于毛泽东的批判，在方法上，本来也没有什么新鲜的。

    一方面，是结合着已经发生、而且已经看到“结果”的历史事件而进行“马后炮”式的狂轰滥炸。这的确有一定的杀伤力。这种杀伤力在于，他们自以为那是在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这么个理论，那么，那些没有看到事物发展的结果的人们就无从判断自己的认识是不是具有“真理性”。人们有理由从对于事物的决策、发生的那一刻开始就产生怀疑。倘使如此，那人们什么也就别做了。如果谁能够预测到自己在什么时候睡觉的时候一定会尿炕，那么，按照我们那里的乡下人的说法，他一定会在筛子里睡觉。现在，要找个筛子并不容易。像钱教授那样的学者，或许又要整夜不睡地做诗。不会做诗的，或许要做点什么别的。钱教授对于自己的预测是不是很准确？历史的看，他还没有那个能耐。如果预测不到哪天尿炕，我相信，如钱教授者不可能天天晚上不睡觉，一味地做诗。中国的老百姓没有一个人怕尿炕就往筛子里睡。尿了炕，把被子晒一晒，或者拆洗拆洗就是了。虽然费事，总比不睡觉或者睡筛子要好些、舒服些。这样的道理，没有文化的老百姓懂，看来有大学问的钱教授不懂。或者说在生活中懂，在做讲演、写书的时候就晕菜了。谁能够保证事物的发展结果都能够与想象的一致呢？难道他们就不知道，事物的发展往往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按照这样的思维，现在的人们恐怕是看不到共产主义的结果了，人们甚至不知道在今后还可能发生什么。这是不是可以成为怀疑和反对共产主义的理由呢？因此，笔者推断，那些拿事物发展结果论事的事后诸葛亮们，懂得的是“结果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于他们，是一部永远也读不懂、也不愿意读懂的天书。其实，有幸看到事物发展的结果，并以此论事的人们，那只能说是知其然，问题是什么是所以然。不知其所以然，也是枉然。其实，他们并不知道、或者不承认，实践是个过程。也不知道、或者不承认，人们的认识也是一个过程。从一开始就知道事物发展的结果的人，他们的认识是不需要实践、也没有过程的。因为，真理就在他的大脑中储备着。由于人们的经验、知识、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要统一认识谈何容易？统一不了认识，是不是什么事就不干了？就不要说在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中，总要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总有一部分人本能地反对。即使同是反对，激烈的程度也不同。有的是否定、而且是彻底否定，那是不需要理由的。只有那些要总结经验教训，想踏着前人的足迹前进的人们，才需要知其所以然。只看事物发展的结果而做简单的否定，却不注重事物的发生、决策、发展过程，不注重分析事物发展过程中错综复杂的矛盾，这是好省脑子的、快刀砍乱麻的办法。由结果而看回去，一目了然，一切都变得简单化、明朗化了，判断起来自然就容易得多、轻松得多、“准确”得多，甚至是正确得多了。如果钱教授在当年也有现在如此清醒的认识，恐怕就不会想一天要做几百首诗了。如果处在风口浪尖上，在凶兽面前该显示凶兽相而不是羊样，许多事可能就是另外的情况。自己表现本来也不比“庸众”更好，自己不能做圣人，也没有人怪你，为什么却偏偏要求毛泽东做圣人呢？这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圣人之道就很相悖。自己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如果不愿意离开北京到什么地方去教书，完全可以展示一下自己的“个性”，做一个破除“单位所有制”的先锋，留在北京专心做个“职业作家”。在该显示“个性”的时候，却把“个性”隐藏起来。情况一变，摇身一变，显示和张扬起了“个性”。如今，钱教授好像什么都明白了，大彻大悟了。好像自己坐在毛泽东那个位子上会比他做得更好，更能做那些被饿死了的人们的救星。只是老天爷不开眼，偏偏让他做了个教授，虽然是名牌大学的。看来，历史不但要同毛泽东开玩笑，让他这个北京大学不起眼儿的图书管理员做了共产党的领袖。也同钱教授开玩笑，让他这个北京大学的堂堂博士生的导师大材小用。钱教授站在毛泽东的对立面、视之为千夫所指，为的是什么呢？难道仅仅是向学生卖弄学问，向世人炫耀“精神界之战士”之风采？不！钱教授志向高远，不会那么浅薄。从他对于“毛语言”的嘲弄中，我看到的是，他要解放“我们中国人”，以实现青年鲁迅的“人国”理想。相比毛泽东、共产党仅仅要解放劳动阶级来，胸襟当然要开阔得多、伟大得多。他要把毛泽东“未来”才做的“大同世界梦”，变成“现实”，这又是何等的气魄啊！

    另一方面，对人或者对事的批判，必须应用一定的思想武器。究竟用谁的，什么理论能够充当制胜的思想武器？特别是具有教授头衔的学者，是非常注重的。不如此，不足以显示与骂街的泼皮的区别。不如此，不足以显示学问。不如此就如上战场不带枪弹一样。在他们看来，在中国，唯一能够与毛泽东并驾齐驱的就是鲁迅。其他的人与毛泽东不在一个级别上，没法交手、过招。这样的判断无疑是清醒的、是对的。鲁迅思想在中国，特别是在经过毛泽东的“神化”之后，已经有了磐石般的学术地位。他的话，有了“金科玉律”般的权威。鲁迅、鲁迅思想是最理想的对付毛泽东的工具。如果毛泽东思想与鲁迅思想的确是对立的，通过学者的分析批判，能够让国人辨别清楚。啊，毛泽东思想原来是如此反动。这对于国人，是件功德无量的事。他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建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中，在中国共产党的章程中用“鲁迅思想”代替“毛泽东思想”。

    国人知道国有鲁迅，知道鲁迅是思想家。但是，像我这样的国人，并不知道“鲁迅思想”是什么。当看到学者、教授们认为“鲁迅思想”是“立人”的时候，居然有些茫然。到我作这篇文章的时候，一个上过高中的学生居然不知道在汉语中还有“立人”二字。当我自以为把“立人”这个思想弄得差不多的时候，才恍然大悟。“鲁迅思想”与“毛的思想”打起来是必然的。现在在自己看来，道理很简单，“立人”是鲁迅在做着大清王朝的子民的时候有过的思想，那是一种外来的思想。那是一种既不涉及社会实践，也不涉及劳苦大众的切身利益的思想。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思想怎么可能停止在“立人”上呢？“立人”，归根结底，是一种个人主义思想。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及其思想，如果不与“立人”思想发生碰撞倒是不可思议的。与毛泽东打起来的鲁迅是大清王朝的鲁迅，是青年鲁迅。不是把毛泽东引为同志的那个时期的鲁迅。若如此看问题，不但毛泽东与鲁迅能够打起来，鲁迅与鲁迅、毛泽东与毛泽东也能够打起来。这么一看，看到的只是不知道自己信仰什么主义的教授、学者与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打起来了。这是不同信仰与主义的冲突。在这种冲突中，让鲁迅扮演什么角色，那可由不得长眠于地下的鲁迅了。

    让鲁迅充当自己的打手打毛泽东，并不能改变历史事实。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似乎压根就不知道鲁迅论事、论人的教导。

    第一，鲁迅说过：“博识家的话多浅，意义自明，惟专门家的话多悖的事，还得加一点申说。他们的悖，未必悖在讲述他们的专门，是悖在倚专家之名，来论他所专门以外的事。”（《且介亭杂文二集•名人和名言》）

    自称是研究了一辈子鲁迅的人，当然有资格称为研究鲁迅的专家。教授，在当今的中国，也是社会名人了。但是，研究鲁迅的专家是不是也是研究中国革命的专家？是不是也是研究共产党的专家？是不是也是研究毛泽东的专家？起码不见谁有此评论。虽然研究什么并不一定要在做了专家之后，不是专家本来也不算什么缺点。在鲁迅与毛泽东的关系问题上，置历史事实于不顾也就算了，但是，研究了一辈子鲁迅的人，不该忘记鲁迅的告诫：“名人被崇奉所诱惑，也忘记了自己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或事业，渐以为一切无不胜人，无所不谈，于是乎就悖起来了。其实，专门家除了他的专长之外，许多见识是往往不及博识家或常识者的。”自以为研究了一辈子鲁迅的钱教授，可以对鲁迅“无所不谈”，自以为“无不胜人”，也是可以的。现在看来，在鲁迅之外，如果以为他“无所不知”，所谈无所不对就与事实相悖了。因为他对于毛泽东，对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所知道的实在不能算多。因此向钱教授郑重建议：对于专长之外的事，如果非谈不可的时候，如果有时间，在谈之前最好先把那个问题稍微了解一下。如果没有时间，人云亦云，也不算什么，总比当众出丑要好些。

    第二，鲁迅说过：“不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

    钱教授在论毛泽东的时候，论文、论诗，却没有顾及全篇。甚至连词句的词义都没有弄明白，更不要说顾及毛泽东全人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了。这是他近乎说梦的重要原因。

    毛泽东在生前各种各样的政敌和论敌有许多，他并没有被打倒。他的“倒”，并不是被什么人打的，更不是被钱教授那类文人骂的，而是因为他无法抗拒自然规律，病死了。如果哪个学者、教授在他死后想充当其中的一个打的或者骂的，本来也不怎么新鲜。无论是钱教授，还是什么学者，既不会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如果仅仅依靠自己的本事和学问，无论怎么反，反的效果怎样，仍然不失为一条好汉。如果说研究了一辈子鲁迅，自以为了解鲁迅也就罢了。更可悲的是，还以为自己是多么地了解毛泽东，多么地理解毛泽东的思想，居然让鲁迅与毛泽东打起来。这大概就是“知识分子”式的傲慢。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他真不知道自己姓什么，或说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一顿吃几碗干饭。

    教授、学者中毕竟有有自知之明的，似乎也深深地知道，以他们那点“资本”，无论是政治的，还是学识的，要对毛泽东进行清算，批倒批臭，就是把他们的手和脚都踏上去，也是没有什么分量的。让毛泽东永不得翻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能是一种愿望。看看当年的秦始皇死后的遭遇，聪明的教授、学者就应该悟出一点门道。在过去的两千多年中，他挨了多少文人的多少骂，那些骂他的文人，什么花招、贱招没使？有谁是因为骂秦始皇而名垂青史的？他们一个个被历史所淹没。而秦始皇，仍然矗立在民族英雄之中。现在，秦始皇仍然在挨骂，足以说明秦始皇仍然不死。对于毛泽东，不是有人骂他比秦始皇还秦始皇么？看来，说不定毛泽东至少也要被骂上两千多年。那将是毛泽东的荣幸，民族的悲哀。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是至圣先师的教导。要批判毛泽东，是个不小的系统工程。他们何尝不知道思想武器的重要？用外国的形形色色的思想批判毛泽东，国人中，特别是那些跟着毛泽东一起闹革命的穷光蛋及其子孙们，认同的并不多。用马克思主义批判毛泽东，那需要他们懂得马克思主义才行。对那些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过是“狭隘的阶级论”的学者、教授，避犹不及，怎么可能用来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呢？必须另寻“利器”。于是，一些文人开动了脑筋，展示其智慧，从“学术研究”入手，找来找去，议来议去，终于聚焦到了鲁迅，这个被毛泽东尊为“圣人”的中国人。鲁迅不愧为思想的宝库，早年的，中年的，晚年的，应有尽有，各有各的用途。有人应该是精通古文的人，从他早年的著作中，发掘出了“立人”。于是，就祭为旗帜。于是，鲁迅由毛泽东、共产党心目中的“圣人”，经他们这么一“包装”，就成了他们心目中的“人”，毛泽东、共产党的敌人了。于是，就指挥鲁迅这个“人”与毛泽东这尊“神”开战了。“为了打鬼，借助钟馗”的战术再次被弘扬。鲁迅，就成了他们的钟馗。拉起鲁迅这面大旗，把自己包装起来，的确是可以唬人的。

    不管鲁迅愿意不愿意，把老头子拉来为自己助阵，与毛泽东对阵，这对于我，是万万没有想到的。对于他们，或许也是对自己的思想、理论没有信心的表现。其实这也有风险，弄不好是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如今，从“鲁迅思想”中发掘出了它具有批判毛泽东的价值，这大概是某些鲁迅研究家的一项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一些讲演、著书就是这一成果的展示。

    “立人”与毛泽东“针锋相对”。教授如是说，真是一语道破天机，唯此千真万确。

    其实，钱教授和他的同志应该知道，鲁迅的“立人”思想，并不是鲁迅自己创造出来的，也不是从祖宗的思想中继承下来的，而是从外国的思想库中“拿来”的。既然能够“拿来”，也就能够“抛弃”。这样的事，人们见得多了。他曾经把“立人”当做一支响箭，射向中国当时的专制制度和外国的“民主制度”。如今，一些人将尘封多年的这支响箭拿在手里，是为了炫耀自己寻得了什么宝贝？不。是箭，总要离弦，该出手时必出手。当他们确认“万无一失”的时候，箭终于发出去了。“的”在哪里？或许有很多、很多。但是，最突出、最显眼、最现实的莫过于共产党。毛泽东是那个“的”的“心”。他们冲着的不能说是毛泽东个人，毛泽东知道他们是个什么呀！实质上是冲着毛泽东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这虽然有“上纲上线”之嫌，但是，谁也不能不承认，鲁迅“立人”思想下的“人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走的是不同的道路。

    如果赤裸裸地用个性主义、个人主义思想也好，无政府主义也罢，去与毛泽东“针锋相对”是迷惑不了几个人的，特别是那些心怀共产主义跟着共产党、毛泽东浴血奋斗的人们。把一个本来已经凋谢了的鲜花，经过加工之后，即使进行时髦的包装，仍然不好兜售。看来，虽然是文人，却很懂得商家的“名牌效应”。他们把本来属于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范畴的“立人”，贴上“鲁迅牌”，则大不一样了。不过，人们或许很快就会发现，能够从“鲁迅牌”中获利的是谁呢？是鲁迅吗？不是。是打“鲁迅牌”的那些人们。

    将“个人主义”、“个性主义”、“人道主义”、“人权主义”、“尼采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等等，凡是可以从外国拿来的主义，都集于“立人”这一炉，贴上“鲁迅思想”的标签，而独将马列主义排斥在外，的确是能够唬人的。

    当他们看到毛泽东时代饿死人的时候，就拿出了人道主义；当他们想反对共产党的共产主义的时候，就拿出了“个性主义”；当他们看到“人的性欲与物欲”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就拿出了“弗洛伊德主义”；当他们认为组织纪律、国家的法律束缚了他们的言行的时候，就可以置国家法律于不顾，“无政府主义”自然就成了他们的最爱。

    不过，这些手段并不新鲜。除了能添一点恶心，并不能给许多人的心灵造成太大的伤痛。学点共产党的历史，就会发现，民主革命时期的许多“真正”的，甚至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使得多少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人头落地，使得多少人心痛。社会主义时期将毛泽东的指示奉为“最高指示”的如林彪，向人们展示的是铁杆“保皇派”的面目，原来竟是“心腹之患”。在贩卖自己的私货的时候，何尝不是打着“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打着红旗反红旗”，“打着毛泽东的旗帜，打击毛泽东的力量”，这可是他们自己“招供”的阴招。这个招数的确很毒，对于有的人的确很有效。对于另外的一些人，也的确很有限。当人们看不清楚他们屁股上的徽章的时候，以为他们就是当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他们给人们思想上造成的创伤很难医治。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所造成的伤害，要远胜过像钱教授这样没有伪装的人。有多少人因他们而改变“主义”？现在，还有多少人在谈论什么“主义”、“信仰”？恐怕还是鲁迅说得对：“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致萧军、萧红》1934年12月6日）但是，那些“蛀虫”的头上并没有贴着“我是蛀虫”的标签。清除一只，还会有新的滋生出来。靠谁识别和清除那些“蛀虫”？也许应该靠除虫“专家”，真正的而不是冒牌的“专家”。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不能靠钱教授那类人。他们希望那些“蛀虫”的存在、发展和壮大。可以说，没有那些“蛀虫”，他们不可能有什么作为。甚至没有出头之日。
在“当代鲁迅”的笔下，毛泽东成了鲁迅的劲敌。相比之下，陈源、张资平、梁实秋自不必说，就连他所谓的“奴隶总管”也显得微不足道了。鲁迅在活着的时候，恐怕做梦也想不到，他真正的敌人是他“引为同志”的毛泽东。真不知道这是历史给鲁迅开的一个大玩笑，还是人为的恶作剧。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还有一样最能引读者入于迷途的，是‘摘句’。它往往是衣裳上撕下来的一块绣花，经摘取者一吹嘘或附会，说是怎样超然物外，与尘浊无干，读者没有见过全体，便也被他弄得迷离惝恍。”（《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看来钱教授攻读中文，很擅长于“摘句”。抓住一言半语，就当旗帜挥舞，津津乐道，自以为得了鲁迅先生的真谛。抓住了毛泽东的三言两语，就以为击中了要害，可以把他搞得名誉扫地，甚至置之于死地。那些不读或者没有读过毛泽东的书的大学生，或许真的被他弄得“迷离惝恍”了。这大概是钱教授追求的一种社会效果。

    如果要是在以前，如果不读鲁迅的书，对于这些当代权威的惊世之论，肯定是深信不疑的。但是，经过一次次的运动，偏偏逐渐养成了一个臭毛病，爱“怀疑”。现在才知道这是胡适先生所提倡的。一怀疑，就要问一个为什么。一不知道为什么，就要找书看或者找人问。这次找来鲁迅的原著一看，才知道，差一点被钱教授那样的“权威”给蒙了。

    他们是在学术掩盖下研究政治问题？还是研究学术是为了现实的政治服务？那些钟情于“纯学术”的学者们都说了，敝人已经无可说的了。

    毛泽东对于党内外人士的评价向来吝啬笔墨。惟独对于鲁迅是个例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这顶帽子，即使是党内的战友也不轻易奉送。到了晚年，更是认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而鲁迅，在他的心目中，却是不多的“真懂马列”中的一个。记得鲁迅说过，伟大也要有人懂。鲁迅懂不懂马列，作为学术当然是可以争论的。毛泽东认为懂。像教授那类的学者在这个很重要的问题的判断上，与毛泽东是不可能一致的。他们中的一些人或许是要通过对毛泽东这个认为“我党真懂马列的人不多”的人的批判，证明着自己是个比毛泽东懂得多的多的马列中的一个人。对于鲁迅，中国人中究竟有多少人真懂，真是不好估计。毛泽东也许并没有真懂。但是，敝人现在可以肯定的是，那些借鲁迅而打毛泽东的人中，没有一个人真正的懂得鲁迅。

    毛泽东敢于藐视历史上的一切帝王，文人墨客，连圣人孔夫子也不放在眼里。他可以对千军万马发号施令，可以与普通百姓平等交谈，可以与上司争长论短，与霸权主义争高下，而独尊鲁迅，甚至认为是他的学生。在“人派”看来，毛泽东尊鲁迅尊出不是来了。毛泽东尊鲁迅有罪，当然要口诛笔伐。倒是那些反对过鲁迅的人们反得有理，被当成功臣抬了出来。在这一骂一抬之间，让人们产生怎样的联想呢？是骂表明他们在坚持正义，抬是在表明他们坚持公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