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是毛泽东选集中开篇的开头语。

    鲁迅没有读过《毛泽东选集》，大概也没有读过毛泽东早在1926年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可能不知道毛泽东说过这样的话。有人为了表示与毛泽东的不同，可以拒绝或者反对毛泽东的所谓革命，而参加他们自己所心以为然的革命。但是，谁也不会因为毛泽东说了那样的话，而在与人的交往中，就反其道而行之，不分敌我、不问敌我而采取“一碗水端平”的原则。草民还知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哩，鲁迅这个阅历丰富的文坛宿将也不可能例外。任何一个人，无论如何表白自己的公允，在对待敌、我、友的立场和方法上从来都是不一样的。同样，从一个人对于另外一个人的评论中，可以窥视其所采取的立场和方法，也可以判断出被评论者与评论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那么，在鲁迅的眼中，在鲁迅的实际行动中，他是把毛泽东、共产党当成了敌人？还是当成了可以交往的朋友？还是视为可以信赖的同志？在评论鲁迅与毛泽东、共产党的关系的时候，这个最基本的问题是回避不了，而且是必须弄清楚的问题。这关系到鲁迅是个什么人的问题。

    鲁迅与毛泽东的关系，在毛泽东活着的时候，在毛泽东的评论中本来已经很清楚，不是个问题。在鲁迅的所有言论中，也没有鲁迅把毛泽东当成思想上、政治上的敌人的证据。只要尊重历史事实，这本来不应该成为问题。国民党与共产党两大敌对的政治力量，在这个问题上本来也是有“共识”的。当不是问题的问题成了问题的时候，那一定是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现在，经过北京大学钱教授们的研究，鲁迅成了毛泽东政治上最有力的批判者、思想上最尖锐的对立者，毛泽东俨然成了“鲁迅思想”最凶恶的敌人，这样的认识与研究“成果”彻底颠覆了像我这样的人以往形成的关于鲁迅的观念。我曾经怀疑自己是不是上了毛泽东的当、中了毛泽东的毒。不为别人计，就为个人而言，也应该弄个究竟。至于那是个学术问题，还是个思想问题，抑或是个政治问题，那是别人议论的问题，自己并不顾忌那么多。

    鲁迅长毛泽东十二岁，他们是曾经同在一片蓝天下生活过的中国人。都经历过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二次革命、张勋复辟及国民党、蒋介石的“清党”。甚至同在北京市、北京大学做过事。不过，那时，鲁迅是一个收入可观的政府科、处级官员，学校聘请的教授。而毛泽东，乃是一个月薪八元的小职员，不在一个等级上。因为不听鲁迅的课，自然无缘结识鲁迅。再说，毛泽东也没有什么可以让鲁迅注意的地方。那时候的鲁迅自不必说，包括毛泽东的老师胡适先生，肯定意识不到，未来在中国的政治大舞台上，两大政治势力对决中的一方的主帅竟然是那个并不被他们注意和看重的毛泽东。人，的确是不好琢磨和预测的。

    鲁迅是毛泽东的论敌或者政敌吗？

    可以肯定地说：不是。

    鲁迅早在1907年提出“立人”的时候，认为应该“非物质”、“重个人”，应该“排众数”、“绝义务”。这样的思想，与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应该说有共同之处。他的恩师章太炎当时也具有这样的思想倾向。他当时认为，斯蒂纳的无政府主义“谓真之进步”。这时候的鲁迅，并不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鲁迅自己后来曾经说过的。这不知道是不是在“鲁研界”已经有“共识”。而那时候的毛泽东，正在诵读四书五经，信仰孔夫子。如果说这时候的毛泽东与鲁迅的思想对立着，却是真的。因为，在韶山山沟里的毛泽东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没有外国书可读，当然不知道什么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主义。

    但是在对辛亥革命的态度上，他们是一致的。鲁迅与辛亥革命的领袖人物如章太炎、蔡元培等有着师生加同志的关系。辛亥革命发生时他还带领学生上街欢呼。那年毛泽东年满18岁，在湘乡驻省中学读书，也有过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剪辫明志”那样的举动。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毛泽东决定投笔从戎，月底，参加了起义新军当了一名列兵。在政治上，他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了。之后毛泽东才有机会读外国书，开始接触外国的主义。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在思想上，开始与鲁迅趋同了。大约在1917年前后，据研究者说，毛泽东也曾经相信过无政府主义。因此，可以推断，毛泽东与鲁迅的思想发展轨迹，颇有相似的地方。但是这个时期，毛泽东的思想的确有些“变幻无常”。

    毛泽东的“信仰”并不专一。到1921年，鲁迅已经是新文化革命的“主将”了，而这时候的毛泽东，包括鲁迅在北京大学所熟知的同事如陈独秀、李大钊，都改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组织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别人怎么研究是一回事，不过，毛泽东确实自己这样说过。

    从鲁迅“立人”思想具有反封建专制主义、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内容看，与共产党建党初期的纲领并不矛盾。事实上，在共产党成立后，鲁迅并没有“反共”的言论和事实。共产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也并没有将鲁迅作为革命对象。至于个别的、当时或者后来成为共产党员的人，在一个时期，在某个问题上，曾经与鲁迅笔墨相讥，那并不是组织行为，涉及的问题，仅仅限文化思想领域。这种斗争，现在看来，应该承认，对于鲁迅是十分有益的。正是那场斗争，创造社的人们“挤”他看了些马克思主义的书，“救正”了他只信进化论的偏颇。这也是鲁迅自己说的。如果没有斗争，没有斗争的逼迫，他当时或许就没有必要去看马克思主义的书，就没有“救正”他只相信进化论的必要。如果没有了这种“救正”，鲁迅的思想不会有新的“升华”。终其一生，或许最多只能成为一个受共产党人尊重的学者、教授或者作家。从这个意义上说，是那些幼稚而又敢于直言的、共产党内的文艺家，把他“逼”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他们之间有的是“相反相成”、相得益彰。

    历史地看，左派“幼稚病”的存在是共产党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不战胜那种“幼稚病”，就不可能走向成熟。对于“幼稚病”，无论是表现在政治上的，还是表现在文化方面的，总要有人“救正”，总要在斗争实践中得到克服。在文化领域，如果没有鲁迅，也会有别的人出现。历史眷顾鲁迅，这是鲁迅之幸，也是共产党之幸，也是民族之幸。正如在政治领域历史眷顾了毛泽东一样，虽然有人认为那是不幸。那些千方百计想割裂鲁迅与共产党关系的文人，就是不承认这个历史事实。历史，是遮蔽了他们的缺点和短处，让他们的不足显得微不足道？还是挖掘出了他们的长处、为“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提供了条件？他们能够走到一起，是历史而不是人为的安排。因为许多在学问上、在社会地位上并不亚于鲁迅，而在其他的许多方面胜于鲁迅的人，甚至是那些常常被称为“完人”的人，历史常常把他们遗忘，影响与历史地位远不如鲁迅、毛泽东。是历史的不公么？还是人的认识出了问题？历史并不理会这样的埋怨，尽管这样的埋怨很多、很多。这大约就是历史的公平与裁判。

    其时，在文化领域中的争论进行的如火如荼的时候，国民党把毛泽东逼到了井冈山上。在井冈山上，共产党内在政治上、军事上，何尝没有争论和斗争？这种斗争涉及的领域更宽广，对国家命运的影响也更大，其激烈与残酷程度也远甚于文化领域。毛泽东因为“右倾机会主义”被核心领导撤了职。井冈山上的斗争，让许多共产党人逐渐地认识了毛泽东。正如在文化领域中所发生的斗争，让共产党人认识了鲁迅一样。也正是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两大政治势力的对决中，让鲁迅也认识了共产党。当鲁迅与共产党有了联系的时候，共产党被当局称为“匪”。“通匪”，在当时是杀头的罪名。中国人是很相信“患难见人心”的，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蒋介石、毛泽东都从其文、其人，看到了其心，毛泽东自称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因而崇敬他，甚至自称为他的学生。蒋介石则通缉他，禁他的书，想利用打击鲁迅，阻吓向往光明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毛泽东赞扬鲁迅，错了吗？对于鲁迅的诠释的权力在鲁迅生前与死后，难道只在“人化”鲁迅的那些人们的手里吗？拿鲁迅批判毛泽东、批判毛泽东对于鲁迅的“神化”，把毛泽东与鲁迅对立起来，不就是要向世人宣称，毛泽东对于鲁迅的研究、评价是不算数的，应该怀疑和否定的，只有自己的研究才是“正统”的、才是客观的、才是正确的、才是算数的！这大概也叫“不破不立”。不破除在过去几十年中毛泽东在鲁迅研究上所形成的权威，怎么能够确立自己一派的权威？有一点他们忘记了，毛泽东在鲁迅评论问题上的权威，是在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殊死斗争这个大的社会环境中确立的。没有一定的社会环境，他们要树立自己的权威是困难的。现在是不是他们打倒毛泽东的权威，树立自己权威的最佳时期？或许他们以为是。敝人，不敢说不是，但总有些疑问。他们的存在，大概仍然是社会环境的产物。

    在鲁迅活着的时候，与某些共产党人之间发生意见分歧，不愉快，甚至是十分令他恼怒的事，这有什么可奇怪和值得渲染的呢？无非是反映了革命内部仍然存在着思想斗争。斗争，对于任何一方都是残酷的，都是一种精神上的历练。没有不经过斗争的洗礼而成为共产主义者的。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从来不避讳这个问题，而且认为，这是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这种斗争可以推动党的发展。毛泽东公开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并不是他有“斗争癖”，是因为斗争不可避免，与其消极逃避，不如积极应对。对于一个大党，如果没有了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的事。这种斗争，决不因为鲁迅的加入和毛泽东的退出而消解，甚至缓和。鲁迅的加入，鲁迅的战斗，鲁迅思想的深邃，鲁迅光明正大的斗争态度，使得这种斗争深化了，许多共产党人的思想认识因此而得到升华。鲁迅的战斗，锤炼和造就了一批能够战斗的一代文化新军，壮大了无产阶级在文化战线上的力量。鲁迅的战斗，更凸显了他共产主义的思想、硬骨头作风和独立思考的品格。鲁迅对于无产阶级文化的巨大贡献，特别是对于文化理论上的贡献，他所达到的高度和深度，是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文艺家远不能比拟的。在这方面，他做了毛泽东所做不到的。鲁迅的思想与实践，为后人树立了榜样，成为共产党的不可多得的、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毛泽东将他视为新中国的“圣人”，决不是廉价的吹捧和“统战”的需要。时间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毛泽东在世的时候自不必说，毛泽东去世也已经三十年了，如今的文艺界，就整体而言，老的、少的，在思想上、作风上，可有与鲁迅相比肩的人么？不是有知名人士曾经哀叹，新中国为什么出不了鲁迅吗？有人成不了鲁迅，不怪自己不争气，却将这迁怒于毛泽东。真有拉不出屎来怨茅厕的嫌疑。他们不愿意承认，他们与鲁迅的差别不在艺术上。那些艺术上的巨人，思想上的矮子，或许就不想成为鲁迅。

    以学者、教授们的阅历和学问，应该知道，鲁迅也并不是旧中国刻意培养出来的。他的父亲、祖父让他读书，是为大清培养臣子，也就是奴才。大清朝出资派他去日本留学，决不是为了培养自己的掘墓人。在民国，他虽然学富五车，多少届的政府，不过给了他一个“区区佥事”的椅子坐。而且一坐，就是十几年。国民党执政的时候，不要说“培养”鲁迅，甚至都没有给过他什么好果子吃。“堕落文人”的“通缉令”据说到他死，也没有被撤销。又据沈醉先生说，鲁迅的名字还上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毛泽东也有相同的遭遇。相比之下，新中国的文人，不，特别是现在的、在没有了毛泽东之后，不少人以为自己获得了“第二次解放”，遇上了“文艺的春天”，应该说是很幸运的了。不过，这种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别人的解放上，本身就有几分悲哀。这样的心态，是鲁迅所没有的。如今，没有鲁迅之德之才之骨头，但是，教授级的学者、作家大有人在。倒是那些自命不凡的文人，为什么不想一想，自己已经成了作家，成了教授，又有了获得“第二次解放”的感受和动力，为什么没有成为鲁迅？他们没有成为鲁迅，毛泽东到底应该负多么大的责任？毛泽东的责任到底要负到什么时候？是不是一直要负到新的鲁迅转世再生？通过批判毛泽东，是不是能够产生出一个中国现代的鲁迅？如今，偶尔看到有将钱教授捧为“当代鲁迅”者，如果中国真的有五十个这样的鲁迅联手，中国可能真的要发生“地震”了！如果文化是反映社会现实的，那么，真不知道那社会是什么社会了。

    毛泽东与鲁迅，已经知道的事实是，二人生前并没有见过面。既没有“师生之谊”，也不是“上下级”，更谈不上有“私交”。他们之间只有因为“志同道合”而“神交”。这个现实已经凝固成历史。

    据知情者说，1931年初，毛泽东在井冈山搞武装割据的时候，鲁迅通过国民党的报纸就注意到了他，并向过从甚密的茅盾询问过毛泽东的情况。1933年底到1934年初，毛泽东已被排挤在中央苏区和红军的领导之外，这时候曾经在鲁迅身边的冯雪峰来到中央苏区，毛泽东特意主动攀谈，了解鲁迅的情况。上海文人多多，为什么毛泽东独对鲁迅显示出格外的关心？可见，鲁迅在毛泽东心目中的位置之重。这时的毛泽东，即使是不“犯错误”，在共产党内的地位，不过是一个“地方”干部或者说“部门”领导。他做了共产党的领袖，在鲁迅去世一周年时候的纪念讲话说明，在文化领域的思想斗争中，毛泽东是站在鲁迅一边的，起码说明，他没有站在鲁迅的对立面。

    在钱教授们的笔下，鲁迅与毛泽东怎么打起来了呢？

    表面上看，是鲁迅与毛泽东打起来了。但是，谁都知道，死人与活人打不起来，死人与死人也打不起来。毛泽东躺在北京他的纪念堂里，鲁迅在上海躺在地下的棺材里，也不会知道什么人让他们俩打起来。实际上，是活着的人与死去的毛泽东打起来了。确切地说，是钱教授打起毛泽东来了。每个活着的人都知道，死人是不会说话的。这就注定了毛泽东必定要处在被挨打的地位，形成“一边倒”态势。笔墨论争离不开理论与事实，事实与理论的选择对于论者，是十分重要的。毛泽东一生说了多少话，做了多少事，恐怕谁也统计不出来。如果冷不丁地抽出一句话，拿出一件事，大批一通，不用说毛泽东这样本来就有国际争议的政治人物，即使是一个完人，恐怕也很容易被弄得体无完肤。但是，毛泽东这样的人物，决不是凭他的几句“错话”和几件“错事”，任凭几个或者多个文人的摇唇鼓舌所能够批倒、批臭的。他的遗产，不仅是巍巍矗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