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要为《麒麟皮下的马脚》写个后记，很是犹豫了一阵子。原本是不打算写的，因为觉得没有什么可写。因此，在“送审稿”中就没有“后记”。

    对于鲁迅，我并没有研究。也从来没有刻意地，或者去想研究他什么。因为对于他老人家的了解实在有限得很，基本上停留在高中的课本上。书稿虽然涉及关于鲁迅的话题，这并不说明，我也不因此认为自己对于鲁迅有什么研究。充其量，不过是针对某些议论有感而发的一通议论而已。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动手写成了文字。因为要写，才不得不去看鲁迅的相关文章。

    我本学无专长，术无专攻，岗无定位，文化是一个陌生的领域。文化那个看不见的圈，在我的想象中，宛如铜墙铁壁。一个年届花甲、普通的小老儿，对于所作能不能出版，实在没有把握。但没有因此而放弃写作与出版的欲望。在这欲望中，包含着自己的几分自信。

    蔡元培先生对于《红楼梦》研究曾经说过：“多歧为贵，不取苟同。”这是从刘心武先生在电视里讲《红楼梦》时听说的。由此想到，对于鲁迅的研究，是不是也应该“多歧为贵，不取苟同”。别的人是不是都以“多歧为贵”，那是别人的事。能不能做到“不取苟同”，是自己的事。能不能给“不取苟同”者一个说话的机会和平台，真不好说是谁的事。

    今年的7月份，曾经印出个“送审稿”。抚摸着那一捆一捆的“送审稿”，有几分喜悦，又有几分悲哀。想到去冬的一天，曾经怀着忐忑的心情贸然去了一家出版社，没想到，那里的门槛是那么的难进。在传达室，人家仅通过电话问了一下书名。没有想到他们那里又是那么的注重书名。当我说出了初步拟定的书名之后，那回答倒也干脆：“不敢出。”这对于我无疑是冷水浇头。走出门外，在寒风中站立良久，黯然而归。此后，我已经再无勇气走进哪一家出版社的门。在网上找了几家出版社，曾经发去了电子邮件，想碰一碰运气。运气没有眷顾我，都如泥牛入海。这毫无文采的粗俗文字，即使胎死腹中也很正常。出版的欲望或许本就是一种奢望，对这样的结果虽然有心理准备，但是仍然让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惆怅和无奈。有的人说“针对性太强”，“锋芒太露”。如果看过《话说周氏兄弟》那本书就会发现，我的“针对性”与“锋芒”，远在钱教授之下。

    钱教授针对的是世人皆知的毛泽东。这样的人在中国的历史上并不多见。在中国的历史上同样不多见的林彪说毛泽东那样的人一千年才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之而得名。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几千年的历史上，这样的共和国是第一次出现。因此，林彪说毛泽东那样的人一千年出一个说得并不到位，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不过，要再等上一千年，能不能再出一个，恐怕谁也不敢预测了。可以预测的是，现在活着的人们是等不来的。能够与毛泽东相比并能够超越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才能的人，也许是领导中国人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能够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自行消亡，建立“中华人国”的那个人。这是一个怎样的人，相信现在的人们是没有发言权的。那样的比较，只能由参与“中华人国”的建立，并生活在“中华人国”的教授、学者去做。钱教授能够拿毛泽东“开刀”，对毛泽东进行批判，我自叹不如。我针对的不过是我过去未曾听说过的一个教授。虽说钱教授在学界很有知名度，针对钱教授有针对知识分子的嫌疑。毕竟国人中不知毛泽东者少，而知钱教授者也少。钱教授还不能说是，或许还耻以做“为虎作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我虽然说不清什么是“人人平等”，但是，在我的意识中，作为教授的人并不比作为人的毛泽东更神圣。这样的认识，也许太过理论化了。

    在胡思乱想的时候，不知不觉地想到了阿Q，心很快就沉静了下来。“送审稿”能够印出，是向既定目标迈出了第一步，说不定还能意外地创个什么之最呢。有的书恐怕连“送审稿”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和在谁的手里“审”着呢。不管怎么说，写出了想要说的话，一吐为快，一出为快，那种感觉，爽。迟暮之年有此一快，足矣。

    由于以前没有写过和出版过书，自然也没有写过“后记”之类的文字。在我是不是写后记的犹豫过程中，又颇为认真地读了一遍钱教授的《后记》，以决定是不是照猫画虎地也写一个。我注意到，钱教授在他的书的《后记》中说他的书是“说自己的话，说自己想说、愿意说的话，尽可能地说真话”。我还特别注意到他“本来就是‘投石问路’”这句话。我相信这是钱教授的真话。触文生情，想到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算是想到一块儿去了。由于这个原因，决定也写一个“后记”。

    钱教授的“投石问路”，问的是关于毛泽东与毛泽东时代的“思考”之路。用他的一个学生的话说，是“毛泽东批判”之路。稍微睁着眼看中国的人恐怕不会看不出，“毛泽东批判”这条路已经有人在走，继续在走，而且不怕后继无人。走在“毛泽东批判”那条路上的人，有的不过是借毛泽东其人、其事、其言论阐发自己的思想，宣泄自己的感情。已知，他们中不仅只是教授。钱教授的路在《话说周氏兄弟》中展示得很清晰，以至连我这个没有多少知识和文化的人都能看出其中的端倪和一二。这条路对于钱教授个人来说可能是条拓展“学术”领域的新路。在思想方面，充其量是个追随者，并没有他所以为的“独立性”可谈。至少我没有看出他的“毛泽东批判”中哪个思想、甚至观点属于他自己的首创。因此，钱教授算不上是“毛泽东批判”之路的开拓者和先驱。如果真的是个开拓者，或者虽然不是开拓者，真的有几分“独立性”，能够让我从中得到点儿启发，我会格外敬重几分。钱教授的独特大概表现在他的“语言”上。如果说别个“毛泽东批判”者与钱教授有什么区别，那么，区别是他们没有假借鲁迅，没有用鲁迅、周作人的思想，具体说是“立人”这个具体思想批判“毛的思想”。不管怎么说，毕竟是钱教授的书激活了我那已经沉睡和木讷的神经，让我以前不知道怎么表达的思想借助钱教授的书的刺激，用文字表达了出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虽然不认为钱教授的“真话”就是“真理”，但是，钱教授作为人，作为比我年长的人，作为比我有文化的人，作为共同生活在这并非“至善至美的理想社会”里的人，活到这把子年纪，已经很不容易了，理应得到尊敬。不过，尊重人与尊重真理不能混为一谈。不是有一句话叫做“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吗？说的也许就有这个意思。钱教授虽非吾师，而且素不相识，彼此之间说不上有爱，也不知道他缺乏怎样的爱。特别是觉得被他骂了一通之后，更不知道怎么去爱。尽管如此，给予与其他的人一样的尊重，还不是很困难。信与不信，有机会做没有机会做，那不由我。如果说因为我的书“干扰”了钱教授关于毛泽东与毛泽东时代的“思考”，那我将很惬意。如果因此而“骚扰”了钱教授人的生活，那我将很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