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勤三化”的中心是职业化。在国统区,情工人员如果没有职业掩护,不可能做到社会化、合法化,更不用说长期埋伏、获取党所需要的情报。周恩来要求每个秘密工作人员都以固定职业作掩护,并按照职业要求扮演各种社会角色,一切言论、行动、服饰都要同本身的职业地位相称。他指出:“党的工作要打入社会,只有打入社会才能巩固党”。⑧针对叛徒顾顺章叛变后专为培训国民党特务写了《特务工作的理论和实践》一书,其中说到了如何从外表破绽及住房外的报警标志等识别共产党员,周恩来指示情工人员透彻研究此书,有的放矢地改进隐蔽方法。为使身分社会化,深入敌特内部,周恩来多次提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三教九流都可参加,但必须同流而不合污,入淤泥而不染,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对打进敌人内部的情工人员,周恩来要求他们具备、利用自己过硬的专业技术。仅举一例:情工人员沈安娜年轻时曾专修速记,又练得一笔好字,具备了国民党机要人员的必备条件,于1938年接受周恩来指示,“抓紧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处任机要速记。当她提出去延安学习的要求时,周恩来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和她谈话,指出:你有速记专长,别人无法像你这样打入国民党核心机要部门。要从革命大局着想,长期隐蔽埋伏下去。沈安娜精湛的速记特长为她提供了方便、可靠的掩护条件,是她搜集情报的主要工具。在国民党此阶段历届中央全体会议、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委员会及军政会议上,她都负责速记工作,曾记录过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陈诚及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机构的报告,取得了很有价值的情报。
如1939年1月,国民党在五届五中全会上加紧策划第一次反共高潮。会前,她就看到《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关于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的草稿原件,立即摘要抄送组织。文件正式通过后(后一文件未在大会讨论,由蒋介石秘密颁发),她又及时将油印原件送交组织。党中央后来从其他渠道也获得这两份反共文件,据以编成《磨擦从何而来》的小册子,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共阴谋⑨。
因为情报工作是一种高度科学的斗争艺术,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调查研究,因此,周恩来非常强调党的情报工作中调查研究的重要性。1941年,国际、国内反法西斯斗争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央急需国际、国内政治军事战略情报作为决定重大战略问题的参考和依据。这使党的情报工作发生重大战略转变,从搜集警报性和保卫性情报转到了搜集和研究军政战略性综合情报。周恩来具体布置了对蒋管区国民党党、政、军、文、特等各方面的组织、人员及实力进行全面调查。1941年1月,周恩来在布置西南党组织任务时,特别提出:“要熟悉各主要方面的情况,特别是其历史、政策、人物和活动,首先要知道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当局的、特别是各特务机关的经常情况和紧急措施。”⑩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善于调查研究,分析问题”。在此精神指导下,情工人员将情报工作与党的整个路线、战略、策略密切联系,将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与情报工作紧密结合,深入到日、伪、蒋的党政、军特机构中,直接了解内幕情况,再将调查获取的政治、军事、党派、人物、特务、社情等主要动向和各种具体材料加以系统的研究、分析、判断,确定其真实性和重要性。这样,获取机密情报的质量得以提高,情报工作得以开拓、深化,送交中央的大量军政战略情报和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情报,对抗战胜利起到重要作用。
如深受周恩来器重,后奉命负责组建和统一领导华南情报局的潘汉年主持了对香港、上海等沦陷区的情报工作。通过向日伪情报机关特别是日本最大的在华情报机关上海满铁事务所的渗透,大量情报汇集在他的敌后情报网上。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和分析,高质量的战略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往中央:日本御前会议及大本营会议决议案;日本扫荡兵力、时间、路线;日本政府对汪精卫的指示;蒋日勾结详情等等,这些,为中共中央制定政策和根据地反“扫荡”、反“清乡”斗争提供了依据,华南情报局的工作也多次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表扬。
三、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作出重大贡献近些年来,一些书刊披露了中共情报系统获取苏德战争情报的内幕,但很少提及的是,这些机密情报的侦悉也得益于周恩来的布置与指导。首先,关于对德国突袭苏联的及时报警,是不同的情报系统先后发出的。被称为“国际巨谍”、30年代曾在上海主持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的里夏德•佐尔格最早获得并向苏联领导人传递了这项情报,但未被重视。此时,经周恩来亲自批准入党并布置打入国民党内部的秘密党员阎宝航,在一次社交场合获得德国1941年6月20日前后一周内将突袭苏联的情报,周恩来得此报告后立即作出这一情报是真实可信的正确判断,为不延误时间,他直接用俄文拟了一份紧急电报,要求延安总部立即通报莫斯科。这份由中共领导人直接署名而不是通常由情报机构签发的情报引起了斯大林高度重视11.另一情报来源来自潘汉年情报网络。在收到若干分析预测性情报信息基础上,潘汉年又从一位留港要人处获悉美国作出苏德战争即将爆发的估计,即当机立断于6月13日向延安总部提前发出“德苏战争一触即发”的情报,此情报于6月20日及时转告苏方。事后,斯大林致电毛泽东,感谢中共情报使苏军得以提前24小时进入战备12.另外,潘汉年情报系统还及时向中央报告了所获取的日本在苏德战争爆发后的战略主导思想是南进而不是北进的战略情报,苏联在获得这类情报信息基础上,才敢于下决心从东线防御部队中抽调兵力,参加莫斯科保卫战。接受周恩来布置从事国际情报工作的阎宝航还侦获了日本王牌关东军在东北详细部署的书面材料原件,包括军队配置、要塞地点、布防计划、部队番号人数……周恩来看到这无一不备的情报,立即令南方局拍照报送延安并通报苏联,这使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开战后,按图索骥、势如破竹地突破了关东军经营十几年的防御工事,使日本企图以东北为基地作最后挣扎的幻想彻底破灭13.历史证明,周恩来和他指导下的中共情工战线在搜集提供战略情报方面建立了特殊功勋,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重大贡献。
三
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同时兼任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并领导中央社会部(中央情报部)。城工部统管党在国统区的工作;中社部(中情部)负责国民党党政军情报及统战策反工作。从党的情报工作历史来看,这一时期国内情报工作在党中央和周恩来正确指导下全面铺开,取得卓越成就,可以说是发展的最高点。
一、指导情报工作根据形势特点,为军事斗争服务在战争中,正确的战略来自正确的判断,而正确的判断又是以可靠的军事情报为基础的。为配合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党中央和周恩来提出了情报工作为军事斗争服务,从各个方面以各种手段打击敌军的要求。这使全国情报机关的力量都被调动起来,情工人员深入国民党机密决策机关,及时准确地提供大量战略性、动向性重要军政情报,为解放战争战略方针的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据。
仅以党的情报工作重地南京为例:在南京国民党党政军心脏部门,如国民党中央党部、三军司令部、国防部、京沪杭警备司令部,甚至军统南京电台总站、美军顾问团雇员中都有中共情工人员打入。国民党军用电台呼号被掌握,密码被破译,连蒋介石的电话也能听到。受周恩来派遣、指导的潘汉年负责着南京等几个情报工作据点的联系和情报审定签发工作。这一时期,潘汉年系统向中情部报告的国民党上层核心机密情报就有:东北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从海上向东北军事运输情况;国民党徐蚌会战部署、国防部战斗序列、淞沪警备计划及工事建筑要图;国民党国防部人事、联勤部的组织系统、补给表、军队运输情况;为配合解放军渡江作战,还获取了国民党《京沪、沪杭沿线军事布置图》、《长江北岸桥头堡封港情况》及《江阴要塞弹药储运及数量表》等等。值得一提的还有,1948年初我军转入战略进攻,军事指挥中枢急需对未来作战指挥绝对必要和具有重大意义的中国军事地图,青年时代曾参与刺蒋、汪,后成为中共秘密党员的华克之受命设法从国民党国防部二厅中获取了一批日军为侵华制作的,限师以上军官使用的二万五千分之一的大比例军用地图,并分五批辗转送往中央。这些对解放战争的胜利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为此中央曾多次对潘系统工作予以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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