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学者迪克•威尔森先生从西方人的视角研究周恩来。认为他是“一位有才智的人物”。在其后面“有一种智力的推动力”。这位学者评述道：“来访者离去时会对周多方面的智力、才能和明显的坦率感到惊讶。”美国学者兼外交家基辛格称周恩来：“无论是在哲学、在回忆往事、在分析历史、在战术探索和幽默机智的妙语等方面他都样样通晓，能同样的运用自如。他对事实的掌握，特别是对美国事件的知识，同时对我个人背景的掌握与了解是惊人的。”英国作家韩素音也认为“周恩来是懂历史的，也对地理很注意”，他发现“连印度外交部都感觉到，周恩来对印度的边界情况的了解比他们还清楚”。我国著名作家冰心，生前曾多次与外国朋友一起受到周恩来的接见。会见之后，外国朋友总是向她称赞说：“你们的总理，真是当今世界上少有的政治家!他关心的是全世界人类的大事，他熟悉我们每一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他甚至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听到这些赞叹之语，她“感到无限的由衷的自豪”。可见，周恩来的确是一位罕见的博学多才的政治家，因而他为中外学者及其政治家所称颂。

    作为一名学者，仅有丰富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对某些领域或某些问题有着创造性的研究并且取得了成果。认为周恩来具有学者的特质，也是因为他在某些领域如历史、文艺、文学、教育等领域有着创造性的研究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下面仅就他在历史、文学和教育方面的贡献，作一学术性的评析。

    在历史学领域，周恩来史学理论的功底深厚，历史知识渊博。他对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尤其是对中国近代以来的重要事件和人物的论析，相当规范，相当深刻。从他的史学文论看，笔者以为以下三篇即《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最能代表他的史学素养与风格。

    《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撰写于l943年8月。该文共分五个部分：一是问题的提出与回答；二是中国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体系；三是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历史根源；四是中国法西斯主义的政纲和策略；五是中国法西斯主义的组织与活动。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于三四十年代中国的一种反动思潮——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形成、主要内容、历史根源及其危害性，作了全面的深入的剖析，为中国人民争取光明的前途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武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撰写于l944年3月。此文在中共中央四十年代的整风运动中乃至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都是有重要影响的一篇力作。他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指导，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一次重要会议——“六大”，在其闭幕六年以后，结合中国革命的新进展作了全面的科学的总结，特别是对“六大”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前途、策略等问题的总结与反思极为全面和深刻，是对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撰写于l960年7月。这是共产国际解散十七年以后，对其存在二十四年的功过是非及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巨大影响，作了马克思主义的评价。全文既不溢美，又不贬损，中肯、合理，实事求是。以上三篇代表作不仅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在史学领域也有重要价值。其一是史识非凡。周恩来对于中国近代史上的“中共六大”、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及中国的新专制主义三大历史现象的考察、分析、评价，闪烁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光辉。其二是史才卓越。对于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复杂而曲折的关系，对于抗战时期蒋介石新专制主义，从材料的选取到实质的揭示，从研究对象的确立到史学方法的运用，都驾轻就熟，充分体现了史学家的素养。其三是史德高尚。治史重史德，是中国史学史的优秀传统。周恩来虽然不是专门的史学家，但从他以上治史中可知：通篇体现的是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的精神。此外，周恩来在历史人物的研究方面也凸显了他的史学才能。如对孙中山、鲁迅的研究就如此。

    关于孙中山的研究。孙中山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杰出的历史人物。他为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对于孙中山先生，周恩来十分敬重，始终予以高度评价。孙中山思想的精华是三民主义，对此，周恩来作过深入的研究，如1939年8月撰写的《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一文，就是一篇研究和宣传三民主义的重要著作。在“伪三民主义”和“修正三民主义”并存的条件下，他通过比较研究后坚定的指出：“真正的三民主义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孙中山“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这是一个伟大的不朽的功绩”。关于孙中山先生的实践，他也发表了独特的见解。认为中国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是在孙中山先生的号召下发生的。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家，杰出的三民主义者，他在这次革命中起了重大作用”。但是，他也指出了这次革命的局限性，即“这次革命是不彻底的，它没有完成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