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其接受知识的具体途径看，周恩来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兀的。他不仅仅是从课堂上课本中汲取，而更注重课外的学习和应用。早在东北沈阳读书时，就“养成读报的习惯，常常看《盛京时报》。从高老师那借到邹容的《革命军》看”。在南开学校读书期间，他的知识视野更加开阔，学者胡华先生作了深入考察后写道：“他课外读书很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受到章太炎的光复会的影响，热心地读了不少清初一些民族主义学者如顾炎武(一六一三——一六八二)和王夫之(一六一九——一六九二)等人的名著，培植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他除了继续读一些‘新学’的著作如‘饮冰室文集’和《新民丛报》外，还爱读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民主革命派在上海办的《民权报》和《民立报》以及较有民主思想的天津《大公报》，也很有兴趣地读了十八、十九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如卢骚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等著作和严复译的《天演论》。周恩来同志的英文进步很快，他甚至能看这些书的原文以及不少英文原本的世界历史、世界地理的书。在一九一五年《新青年》创刊后，他成为该刊的热心的读者。……。”这是周恩来知识渊博、视野开阔和思路发达的重要因素。不仅如此，他还是课外活动的热心参加者。方钜成、姜桂侬先生认为：“周恩来在南开的第二年就已经成为一名学生领袖。他和三位同学发起成立了敬业乐群社，创办了《敬业》杂志。”并且“担任《敬业》的主编，为它撰写文章，还常常在校刊《校风》上发表对时局的见解。”这些有意义的课外活动，既培养了他的应用能力，又增强了他的爱国感，因而也是其素质形成与提高的重要因素。

    从终极关怀的视角看。古今中外关于知识分子基本界说的一种共识，就是不仅强调其知识水平，而且认为知识分子尤其是精英式的知识分子，应该是站在知识巨人的肩上洞察世界，成为社会的眼睛；应该活在社会大众的心里，成为体认民意的时代良心。即知识分子必须关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步事业，应该是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周恩来就是一位具有这样优秀品质的精英式知识分子。他从少年时代起就深受传统文化的陶冶，就关爱劳动大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随之成长，这种关爱的情怀更为执着，乃至被捕入狱也再所不辞。如他后来回忆道：

    “我小的时候读章太炎先生发表在《国粹学报》上的文章，当时虽然读不大懂，却启发了我的爱国民族思想。中华民国成立以后，袁世凯、北洋军阀的专横卖国，更增加了爱国的思想，因而积极参加了反对‘二十一条’、反对中日军事协定等爱国活动。”

    事实的确如此，周恩来这一高尚的知识分子品格为举世所公认。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称他“是一个同不平等和外国侵略作斗争的知识分子。”对周恩来有着广泛了解与熟悉的美国著名记者斯诺，更是敬慕至极，称他是“中国人中间罕见的一种人，一个行动同知识和信仰完全一致的纯粹知识分子。”

    第二，周恩来是一位学者型的政治家。

    广大知识分子钦佩、敬慕周恩来，还因为他是一位中外公认的鲜见的学者型政治家。这是周恩来的优点与特点。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对周恩来的非凡智慧和卓越的才能十分赞叹。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的谈话从政治谈到历史、谈到哲学，所有这些，在谈论中周始终都是游刃有余的。周是一位学者转变成的造反者，他从未失去学者心灵的敏感和思想深度。”

    美国著名记者斯诺也认为“他是一个书生出身的造反者”。周恩来这位罕见的政治家，有着鲜明的学者特质。

    何谓学者?《辞海》诠释为：“学术上有一定造诣的人。”其中两点最为重要：第一，要有相当的学术功底，主要是一定的知识水平；第二，对某些领域或某一领域有着系统的研究，并且取得一定的学术成果。对于周恩来的学者魅力素有研究的王旭东先生，对何谓“学者”的界定颇有新意。他认为理想型的学者是：“在人们的主观意象中被看成既内含深厚的渊学博识，又外显文人儒士之风度的人。若用描述性语汇表达，则为举止典雅，待人礼尚，不轻狂，不自卑，令人观之肃然起敬；谈吐侃侃，旁征博引，知古通今，晓人以理，论之有据，不轻易放弃己见，不断然否决别人，交谈中能给听者以知识的力量，让人心悦诚服地为之倾倒。在思维上，既然是学者，就应具备不断发散创造火花的能力，就应具备不断革新的素质。在品格上，人们要求学者应具有为追求和捍卫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应该有强烈的正义感，不趋炎附势，不阿谀奉承；气量大度，不计小事得失，对别人的一般过失采取宽容态度。毫无疑问，以上一切均是学者的理想模型。”这一界定，对理解周恩来的学者特色很有参考价值。

    如果用以上标准衡量周恩来的话，他当之无愧。尽管他没有显赫的大学毕业的学历，但他丰富的阅历超常的学识，无疑是已具备了学者的条件。前文曾对他的合理知识结构予以评述，这是他成为学者型政治家素养的主要因素之一。不仅如此，他还具有极其渊博的知识，对政治、哲学、法律、经济、历史、教育、艺术、宗教等学科，或了解或精通。周恩来这种精深与广博的知识为中外学者所认同。从事周恩来研究的学者石仲泉先生认为，周恩来不仅有“立德”、“立功”的“不朽之盛世”，更有“立言”之本领。早在青少年时期就留下了大量的“立言”之作，已搜集出版的《周恩来早期文集》即是明证。他进一步考证：自从周恩来投身于中国革命之后，“数十年来，他一直处于不知疲倦、夜以继日的紧张工作状态中，很少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可以超然地著书立说。尽管如此，他的报告、讲话、文章仍然不少。这些文献大都论述面广，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富有启迪。自大革命时期至他逝世前的半个多世纪里，除少量文字由于政治宣传等需要，或以专文、或以论集出版过外，大量的言论没有面世，广大干部和群众未曾与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的著作才得以系列地整理出版。周恩来“立言”量之大，据专家估算，他一生的言论，就保存下来的档案文献来说，“字数可以千万计。目前已出版的十几种著作只是一小部分”。这千万计的“立言”之作，确实是周恩来知识渊博的最充分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