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周恩来在长期领导政府工作，决定方针政策时，总是运用人民政协这个参谋协商机构，鼓励党外人士“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博采众人之长，广泛听取意见，提倡群言堂，反对一言堂尽量做到了决策的科学性、民主化。

    3．尊重知识分子，诚恳的听取他们意见。

    周恩来不仅非常重视知识分子，他是我国第一个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且也耐心地倾听他们的意见。人大副委员长孙起孟回忆他在政务委员任上、参加政务院会议时，周恩来是一个一个地请他们发言，无论是党员还非党员，人人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气氛热烈和谐，至今留有深刻的印象。政务委员罗隆基回忆说，周恩来在政务院会议讨论总结时他的结论使与会的委员人人感到“他中有我”从“我”中出而无数倍地高于“我”。周恩来把共产党的领导工作导演得出神入化，使人心悦诚服地接受领导而又毫无高低之感。我国搞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都是在周恩来亲自领导下进行的。科学家钱学森回忆说：“我感受最深的是总理确定肯花时间认真听我们的意见，这是总理的一贯作风，每次开会来的人很多，不同意见的人也请来。会上，总理反复问我们还有什么意见没有?在认真听了大家意见后，总理最后才决定怎么办。记得有一次会议中，总理问大家对一个问题有什么意见，秘书过来对他小声说：“这件事您曾经批过”。总理却说：“有什么关系，我批了的事，大家觉得不对可以改嘛!”

    1963年，周恩来在审查修改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时，感到很满意，接着他对演员畅谈了集中众人的智慧，做出正确决策的体会时说：“群众有智慧，问题使你这些智慧发挥出来，集中起来。所谓多谋善断，“多谋”来自民主，“断”就是集中。“我说错了，大家议论改正，说得不充分，大家补充，说对的，供大家参考。人不可能不说错话，不做错事。我说这些问题，就是提倡互相切磋，造成民主气氛。”

    1971年9月上旬，周恩来在人大会堂主持讨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参加会议的有各部委负责人和起草小组工作人员近二百人，一段一段地进行讨论、修改。其间，突然停下，他说有一个地方用词不准确要修改，并说了自己的修改意见，问大家这样改行不行?还没等大家发言，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知识分子，提出不同意他的意见，认为周恩来修改后的用词也不妥当，应当如何修改。开始周恩来也不同意他的意见，于是就这一用词展开了争论，各抒己见，参加会的人都惊奇地看着这位年轻人同周恩来争论，这个年轻人就是周恩来办公室的秘书纪东。经过争论，周恩来说：“好，我看小纪讲得有道理，可以按他的意见修改，你们意见怎么样?”大家表示赞同。最后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讨论问题，应当提倡平等的讨论，不要认为领导者的意见就百分之百的正确，其实有些问题，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年轻的同志，往往有很好的见解。他们接触实际，框框少，所以有些意见比我们高明。我们就按他们的意见修改嘛!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谁的意见对，我们就按谁的意见办。”

    4．周恩来在国内工作中发扬民主，在外交工作中也一样注意发扬民主。

    所有重要的国际会议、外交谈判、外交活动和对国际形势的分析看法，周恩来都召集外交部和各有关部门开会进行反复讨论研究，形成文件，再经他审阅报中央批准，如朝鲜谈判，出席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出访苏联、东欧、亚非国家，接待重要的代表团、基辛格、尼克松访华，中法、中日建交，中苏边界冲突，边界谈判和对重大国际形势的研究都是这样进行的，我(李连庆)就曾参加过许多周恩来召集的会议，每次会议他都是让大家充分发言，集思广益，然后他做结论和指示怎么办，有时他先出题目让大家讨论，从不独断专行。他非常平易近人，没有一点领袖和伟人的架子。有一段时间，我(李连庆)常参加接待外宾，客人未到之前，我就在他的身边一坐，什么话都可以跟他讲，讲错没有关系，他耐心地向你解释，从不声言厉色。所以很多人包括外国人都愿意见总理那怕见上一面就很满意了。

    在同外国会谈时，周恩来总是摆事实讲道理，耐心听取对方意见，既考虑中国利益也考虑对方利益，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从不强加于人，对方想不通时，他也能耐心等待，许许多多的外宾为他这种实事求是，诚恳待人的外交作风所感动，许多难题迎刃而解。例如在万隆亚非会议上，有些国家代表攻击苏联、中国，说苏联是新殖民主义，中国强大了会不会对外扩张，对中国很不放心，对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太理解，对中国的和平诚意抱怀疑态度。同时与会国家之间也有分歧，气氛很紧张，会议有破裂的危险。周恩来在大会的补充发言中开宗明义地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而不是立异的。”“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我们之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国家都遭受过殖民主义灾难和痛苦。我们彼此很容易了解，相互同情和支持。”周恩来这番话受到与会代表的赞同和欢迎，认为中国是真诚要同各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连那些反对中国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也称赞周恩来的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精神。”周恩来这个求同存异的原则，给会议指出了方向，驱散了乌云，力挽了狂澜。在讨论过程中，他又按照求同存异的原则，说为了团结反帝，如果不愿用和平共处，可按联合国宪章的“和平相处”的提法，数目也可增减。并广泛地开展活动，征求别人意见，吸收他们有益的意见，提出自己的建议。经过反复的协商，最后通过了万隆宣言十项原则，其实十项原则包括了五项原则的全部内容，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发展，被誉为“万隆精神”。会议获得巨大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