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是素以民主精神著称的中国伟人，而且一以贯之。他从参加和领导“五四”运动开始，直至逝世为止，几十年如一日，在领导的全国各项工作中，始终坚持民主精神和作风。

    周恩来胸怀广阔，光明磊落，赤诚待人，通情达理，能够虚心听取不同意见，能够设身处地考虑对方的处境和困难，能够在分歧的意见中寻找共同点，求同存异；就是对于持错误意见者，也能耐心说理，循循相诱，不强加于人。所以，他结识的人最多，交的朋友最多，同党内外，国内外都有广泛的联系和交往，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被人视为最富有民主精神世界罕见的伟大领导人。

一

    1919年在中国爆发了一场伟大的“五四”文化革命运动。这次革命运动的主要内容，就是提倡科学和民主，反对为迷信和专制，反对帝国主义和卖国贼。这是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倒退，革命与反革命的一次大搏斗。科学与民主即所谓赛先生(赛因斯)和德先生(德莫克拉西)，本来是l7世纪和18世纪出现的以近代机械物论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理论和以人权平等自由为核心的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它是欧洲资产阶级在其发展的上升阶段用其摧毁野蛮愚昧的专制制度，封建文化和宗教迷信的精神武器，五四运动之前被介绍到中国之后，在文化思想领域内点燃了启蒙运动的火炬，破除了许多迷信，受到了民主主义的熏陶。在五四运动爆发后，以李大钊等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把反对封建的思想斗争和军阀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在猛烈抨击封建文化的同时，直接参加领导爱国反帝的政治斗争，科学和民主这两面光明大旗显得更加灿烂鲜艳。当时却逢俄国十月革命成功，马克思主义逐渐传播到中国，正如毛泽东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马列主义。在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那里，科学与民主的口号实际上开始赋予了新的内容，它已不完全是原来意义上的东西了。如果说在五四运动以前它还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文化革命的一部分，那么在五四运动以后，它却逐渐成为了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政府卖国罪行郁积着怒火的爆发。本来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对德宣战，是“战胜国”之一，可是在巴黎和会上，列强把德国从中国山东攫取的权益，转交给日本，消息传来，整个中国沸腾起来，站在爱国前列的是各级学校的青年学生，5月4日北京学生首先喊出“拒绝巴黎和会签字”，“收回山东权利”“惩办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口号。他们在游行示威后，火烧曹汝霖的住宅，痛打章宗祥。

    周恩来于l919年4月离开日本回国，入南开大学读书。4月底返回天津。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5月5日，天津学生响应投入运动，周恩来先以校友后以南大学生身份，全力参加运动。

    开始的时候，周恩来先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在《南开日刊》上发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刊旨趣》，提出“革心”“革新”的精神，“革新”就是要改造社会，“革心”就是改造学生的自身的思想。天津各大报纷纷转载，在天津、北京、上海等地引起强烈的反响。当山东戒严司令马良镇压学生运动，周恩来立即在“会报”上发表《黑暗势力》一文，大声疾呼，矛头直指北洋军阀反动派，“国民啊!国民啊!黑暗势力‘排山倒海’的来了。”“我们应当怎样防御啊?要有准备!要有办法!要有牺牲!推倒安福派，推倒安福派所倚仗的首领，推倒安福派所凭借的军阀，推倒安福派所请来的外力。国民自觉!国民自觉!现在就是时候了。”三天后，他又发表一篇《讨安福派的办法》，明确提出：单靠打电报、发宣言、上请愿书，是不能去掉安福派。”“我们当知道，我们所恃的是群众运动。”并且响亮地喊出：“罢工!罢工!不纳税!罢课!种种的举动，那才真是以致安福派的死命。”这样的提出问题，提出战斗的口号，在当时是站在时代的前面的。当学生激于义愤，派出刘清扬、郭隆真等赴北京请愿，要求严惩马良，被北洋政府逮捕，消息传到天津，各校学生代表都非常义愤，而周恩来却冷静地说：“这正是掀起继续加强爱国运动的时机，用不着惊慌紧张，依照计划进行就是了。被捕，只要经得起考验，不算什么，但营救他们是我们的责任。”于是周恩来组织天津学生五六百人再次赶往北京，周恩来自己也参加了，在总统府门外露宿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代表，全国各地也纷纷声援，北洋政府终于被迫释放被捕学生代表。

    斗争胜利，回天津的路上，周恩来同郭隆真、张若名等亲切交谈，打破了男女学生不能在同一个团体活动的封建束缚，他们一道酝酿，成立男女学生联合组织“觉悟社”。最早的会员二十人，为了表示男女平等，男女会员各十人。随后出版《觉悟》刊物。大家推举周恩来起草《觉悟社宣言》。宣言劈头写道：“觉悟的声浪，在20世纪新潮流中，蓬勃得很厉害。我们中国自从去岁受欧战媾和的影响，一般稍具普通常识的人，也随着产生了一种很深刻的觉悟：凡是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为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有了这种‘觉悟’遂酝酿成这次全国的‘学潮’，冲动了全国的学生界，人人全想‘觉恒’方面走。”“宣言宣布觉悟性的宗旨是：要求‘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觉’‘自决’。采取的方法有四：“一、取共同研究的态度，发表一切主张；二、对社会一切应用生活，取评论的态度；三、介绍社外人的言论一著作同讲演；四、灌输世界新思潮。”

    觉悟社成立后开展了许多活动，如请李大钊、徐谦、包世杰、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来讲演，到北京请愿、游行、罢课、反对军阀，共同阅读进步书籍，研究新思潮，声援福建等各地人民的斗争，抵制日货。在这里特别值得提到的是l919年12月，在周恩来领导下，在南开大学操场召开有十万人参加的国民大会，当场焚烧在街市检查所得的十多卡车的日货，会后又举行浩浩荡荡的示威游行，高呼“救亡、爱国、牺牲、猛进”等口号。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进行残酷镇压，殴打学生，逮捕了各界代表马骏等二十人，查封了学生联合会等组织，禁止集会、结社和游行。1920年1月天津各校学生五六千人集合，以周恩来为总指挥，奔赴直隶省公署请愿。推举周恩来、郭隆真、于兰渚、张若名四人为代表，他们不顾军警的阻拦，强行闯入省公署，全部被逮捕。邓颖超后来讲到这次事件时说：“从此我们更认识了反动政府的狰狞面目，认识了爱国自由和民主权利绝不是不经过斗争和流血，就能轻易得到的。”周恩来被捕后，他和难友们经过秘密联络，发动了绝食斗争，向警察厅提出，被拘七十多天，没有受到正式审判，这是违背民国约法和新刑律的规定的，限警厅在三日内举行公审。警察厅被迫将被捕代表移送到地方检察厅。经过斗争，检察厅的拘留条件得到一些改善，除女代表外男代表可以住在一起，自由往来，阅读报纸，并推举周恩来、马千里、于兰渚三人主办读书团，研究社会问题，周恩来分五次向大家介绍马克思学说，这同周恩来在日本留学时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学说有关。

    1920年7月6日，检察官对周恩来等提起公诉，著名律师刘崇佑为他们做了辩护，天津地方审判厅仍以所谓“骚扰罪”判处周恩来有期徒刑两个月。当场宣布已经期满释放。周恩来从1920年1月29日至7月17日，失去自由半年。他利用这段被羁押的时间，重新思考许多问题，出狱一年多后，他在一封讲到自己的共产主义的信念的信中说：“思想是颤动于狱中”，入狱前他是一个关心国家命运和社会改造积极参加进步活动的学生；出狱后，他就逐步走上职业革命的道路。他说：一种革命意识的萌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周恩来出狱后，觉悟社召开一次全体会议，他在讲话中说：只有把五四运动以后在全国各地产生的大小进步团体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才能改造旧中国，挽救中国的危亡。并指出：当时团体虽多，但思想复杂，必须加以改造，才能真正团结起来，为这个目标而奋斗。他把这一切概括为“改造”和“联合”四个字。会后觉悟社十一位社员来到北京，在陶然亭请少年中国学会、青年工读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的二十多人集会，先由邓颖超报告觉悟社的组织经过和一年的活动，然后由周恩来对觉悟社提出的“改造联合”作了说明。李大钊在会上讲了话，强调主义的重要性，“主义不明，对内既不是以齐一体之心志，对外又不是与人为联合之行动。”最后由这些团体共同发表《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宣布要联合各地主张革新的团体，分工合作，来实行社会改造，并且喊出“到民间去”的口号。

    “五四”运动是周恩来革命和民主思想一次重大的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