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周恩来曾先后留学日本、英国、法国、德国。这些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推翻了封建制度，比较自由民主，各种言论，主张都可自由发表，各种书籍可以自由出版，男女之间可以自由交往，不受封建礼教的束缚。议会民主虽有虚伪舞弊的一面，但也能反映一定的民意。周恩来在这些国家里不仅学习了马列主义，奠定了他的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决心为共产主义奉献一生，而且也受其自由民主的影响，使其思想更为开放。因此，他在领导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善于发扬民主，倾听别人意见，从不武断独行。l924年回国，他在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和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任上，也很注意发扬民主，听取别人意见，团结同志。他在第一次率军东征讨伐陈炯明时，就注意发动群众，提倡民主。在东莞的演讲中说：“本校希望东莞同胞约有三事：一、为革命军向人民宣传解释，使之了解人民与革命军之关系；二、实行民治，县长民选；三、各界团结宜有强固之组织。”第二次东征、讨伐陈炯明时，周恩来任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副党代表兼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东征胜利后，l925年11月，周恩来被国民政府任命兼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负责惠、潮、梅、海陆丰二十五县的地方行政工作，那时东征任务尚未结束，他以总政治部名义先委派了县长，征办了贪污、贩卖烟土的县长、税务局长等官员，同当地旧势力进行了斗争。东征军总部撤销后，成立潮梅海绥靖公署，周恩来就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正式设立行政委员会署，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国共产党人在一个地区范围内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地方政权机构。上任后他首先召开了各县县长、教育局长、农工商学妇女各界代表九十五人，特聘代表二十四人共商建设东江事宜，一扫旧衙门那种“徒恃一纸公文”的官僚习气，代之以一种新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他在讲话中强调“中国的政治很显明是一部分帝国主义者在里面捣鬼压迫至于极点。”“而军阀却压迫各个阶级，买办却压迫工人，土豪却压迫农民，最后是官僚政客来作弊骗人，中国这几年政治腐败，都是这班官僚政客在里面播弄。”他提出要肃清奸商、买办、惩办贪污官吏，向外发展，同时亦整顿内部，以及注意政治。

三

    在白区和苏区，在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南方局，在三次国内战争中，在国难和危险的环境里，周恩来都深入下层，接触群众，调查研究，发扬民主，倾听别人意见，集思广益，实事求是地办好事情，未犯过大的错误，为党做出巨大贡献，因此，受到人们的尊敬和拥戴。如在长征途中，在遵义他主持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除自己作了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检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主动承担责任，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外，让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朱德、李富春、聂荣臻等充分发言，使得会议获得圆满成功，确定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如果没有周恩来遵义会议很难举行，而且也不会成功。两河口会议也是周恩来主持，他在会上作了目前战略的方针报告，提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红军的行动方向应该向哪里发展，毛泽东、张国焘、朱德、博古、洛甫等十三人相继发言，周恩来最后作结论。这次会议确定了此上陕甘的方针。抗战初期，周恩来在山西与阎锡山会谈和指导抗战，他与华北局书记刘少奇联名指示聂荣臻为了晋察冀全区加强统一军政领导，应进行统一战线民主政权的改造与建设要求，立即普遍进行区乡、县临时政府委员会民选。可见周恩来非常重视发扬民主，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他在主持同国民党谈判和南方局工作期间极力宣传民主、提倡民主、高举民主的旗帜，开展民主运动，建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这固然是针对蒋介石独裁、反对民主和反对内战的斗争口号和需要。但也同周恩来本身具有民主思想民主精神密切相关，他对在大后方工作的文化艺术界人士提出民族化、大众化、民主化的工作方针。他在南方局内部也是很民主的，有事多听大家意见同大家商量，包括处理新四军领导内部的叶挺项英矛盾和开展工作问题也是如此，先广泛进行调查研究，弄清情况后提出意见同大家商量。

四

    全国解放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国务院，总管党政军等方方面面，可以说身居全国最高领导人的地位，反而更加注重发扬民主、倾听各方面意见，集思广益，无论是在内政、还是在外交都是一样，成为发扬民主的模范。

    1．国家机关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

    周恩来在领导国务院工作中，极其重视集体领导。首先他重视会议制度的建立和健全。他认为会议可以沟通情况，协商问题、博采众长，集中大家的智慧和经验，做出正确的、全面的决策。他明确规定：“各级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并且带头实行，早在政务院成立时，他提议政务院会议由总理、副总理、秘书长、政务委员二十一人组成，集体研究和决定日常的重要工作。在以后的国务院会议上，也常常听他这样说：“这件事本来我是可以批的，但一个人批，总不可能考虑那么周全，现在提到会议上请大家讨论后再批发。”国务院的会议在他主持下，都开得比较正规。所有重大决策，都提到会议上讨论，集体做出决定。他还根据工作需要，灵活地召集各种形式的小型会议，如汇报会、座谈会、碰头会等，邀请有关部门和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或专家学者，当面了解情况，征询意见，从他多年召开的成百上千次小型会议看，有时一天开两三小时，有时一个问题多次交谈。其次，作为国务院核心中的班长，严格地执行民主集中制的规定，十分重视集体领导。他说：“起着领导作用的，主要是党的方针政策，而不是个人。个人都是平等的，如果从工作上说，大家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彼此平等地交换意见，决不能个人自居于领导地位。个人离开了集体，就无从起领导作用。”他本着思想统一，团结为上原则，以高超的组织才能和平易近人的作风，把一班人紧紧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才干，集思广益，博采众长，形成了一个成熟、稳定、协调、团结、健全、有力的领导集体，通过这个集体又团结了党内外广大干部，有效地组织管理着各行各业，完成了各个时期的繁重而艰巨的工作任务。第三，周恩来既坚持集体领导，又坚持分工负责。在他强有力的领导下，对于任何问题的处理，当快则快当慢则慢，从没有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或者互相推诿，争论不休，无人负责的现象。

    2．尊重政协，与政协通气，听取他们的意见。

    中国人民政协是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组织。政协中各民主党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都做出过重要贡献，是共产党的亲密伙伴和真诚的合作者。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担任总理、政协主席，他在工作中，非常重视政协的工作，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周恩来曾讲过：“政协是个参谋机关，是同中央人民政府协议事情的机构，一切大政方针，都要先经过政协全国委员会协议，然后建议政府施行。”他还指出：政协系统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既要同国家的中心工作相配合，积极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协商与讨论，又要动员广大力量发扬民主，从各方面加强对党和国家工作的监督。他认为“协商”二字非常好，就是协商政府方面在推行政务当中发现的重大问题，制定重要措施。所以每当会议通过或决定某一项重要政策措施时，他都习惯地问：这个文件征求过政协方面的意见吗?如果答复说已经征求过，他就放心了。如果答复说没有，他就指示送请政协征求意见后再讨论决定。例如l949年11月，政务院第六次会议上，陈云副总理作了《关于物价问题的报告》，并且提出发行公债问题。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战争尚未结束，军费开支庞大；从国民党手中接收下来的又是一个烂摊子，经济上百孔千疮，百业待举，工厂开工不足，物资奇缺，物价飞涨，再加上暗藏敌人的蓄意破坏，财政十分紧张。而且由政府发行公债，是缓解财政紧缺的有效途径之一，不失为正确的决策。尽管如此，周恩来还是指示，送政协全国委员会财经组讨论，并且向其常务委员会提出报告。ll月底，政协全国委员会财经组、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先后讨论了上述问题和发行公债的决定草案，交由政协全体会议讨论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才正式讨论通过。1955年1月国务院常委会讨论“汉字简化方案”，周恩来提议先交政协讨论，征求意见进行修改，再由国务院颁布试行。政协组织全国在京的政协委员和人大常委报告会，然后分组讨论，并在4月举行的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协商讨论，经过反复协商讨论并征求各地意见，国务院才于1956年通过发布“汉字简化方案”。周恩来强调，重视政协的参谋作用，不仅要听取正面支持意见，也要听取反面的不同意见，允许人家“唱对台戏”。这对于执政的共产党改善领导是有益的，对政府来说“多有些不同意见，就使执行机关能从多方面去考虑，利于选择比较恰当的方案来执行。”如1956年7月，国务院举行第三十四次全体会议，讨论“处理城市反革命分子的办法”，周恩来说将文件送请政协印发，组织座谈，征求意见，然后提交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全国政协经过两次讨论协商，将文件改为《关于宽大处理和安置城市残余反革命分子的决定》。更名后的文件在“反革命分子”之前加上“残余”的定语，准确地反映了当时三大改造的进行，政权巩固，形势较好，反革命分子已不成气候，只剩下少数残余分子。把“处理”改为“宽大处理和安置”，更体现了共产党对残余反革命分子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宽大政策。ll月国务院第四十次全体会议通过这个文件，提请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批准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