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力图阻止“六十一人”案件。l966年下半年。“文革小组”制造了“六十一人”案件，诬陷一大批老同志为叛徒，并在9月16日把一封诬陷信送毛泽东，同时指使造反派揪叛徒。为阻止事态扩大，周恩来于ll月24日写信给毛泽东：刘澜涛等同志自首出狱，“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当时毛泽东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但到1967年2月毛泽东又改变态度支持“文革小组”的做法。

    其三，劝阻毛泽东不要再接见红卫兵。自1966年8月18日始，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全国来京的红卫兵。l0月1日第三次接见时，周恩来对毛泽东说：已经接见了好几万了，火车、吃饭、住宿一切都免费，再来就困难了。毛泽东表示：现在才是开始，我要接见成千万。后来，毛泽东一共接见了8次红卫兵，约l300万人次，也使得红卫兵把“文革”的火种带到全国各地。

    “文革”是在“大民主”的名义下进行的，它的发展是上下呼应，获得了“人民”的支持，毛泽东绝不可能“独立寒秋地呼唤出漫天狂飙”，如果周恩来选择站出来带一班人公开反对“文革”，势必没有胜算的任何可能，最后导致中共分裂。

    尽管周恩来曾对“造反派”说：“你们搞全面材料也行，向我提抗议也行，刷大字报也行，我不怕打倒，干几十年还怕这个?”但如果他批评毛泽东，很多群众就会起来拥护他们的领袖而反对周恩来，他也要“一样进秦城监狱”。

    尽管周恩来在1966年冬曾说出：“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不入虎穴，谁人虎穴。”但如果他强硬坚持自己与毛泽东不一致的意见，他也一定会靠边站，然后被打倒，甚至销声匿迹。那不是周恩来的风格。

    “文革”给予了周恩来十分微妙和困难的境地：硬顶将被冲跨，做旁观者不可能，必须技巧地站在潮头上因势利导做“弄潮儿”；“文革’’对于周恩来的考量，其艰苦性和复杂性可能胜过以往的一切战斗。“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欲思其利，必虑其害，欲思其成，必虑其败”。正如周恩来的一位秘书所说：“周恩来面临两种选择，无论哪一种，都需要他做出完全的自我牺牲。”他若否定“文革”，就等于是反党分子，“没有人再去跟随他了”。

    周恩来对初期“文革”运动的判断是：“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因势利导。”他能做的就是在言词上拥护、在行动上支持“文革”，“不病、不倒、不死”去“抢灾救火”，尽量减少“文革”造成的损失，并像以前那样为以后纠正错误准备种种条件。

    “不病”，这是偶然的原因，一般会很快康复；“不死”，周恩来还不算是垂暮老人，毕竟生命力依然很旺盛；“不倒”，那是人与人之间的事，它需要斗争和谋略。周围不是有很多人倒了吗!这里关键是如何做到“不倒”?

    第一，维护毛泽东的威信，服从领导。周恩来与“文革小组”中一部分人斗争，化解毛泽东的错误，总是限于毛泽东所能够接受的程度之内，即把握在一定的“度”。对于毛泽东想法中正确的方面，周恩来慎重地加以发挥，既起到抑制“乱”的效果，又不使自己栽进去；在毛泽东不对又固执己见的情况下，有时得违心地说一些话和做一些事。

    第二，与“文革小组”的关系不能僵死。l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而“文革”的领导权实际由得到毛泽东支持的其他人，甚至是靠造反起家的新贵掌握着，这是一种非常错综复杂的局面，之间的政治斗争艰辛而曲折。有的人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而周恩来一度要披上“文革”的外衣来开展工作。

    第三，必须使自己的作用不可替代。“文革”中，周恩来常常连续工作十七八甚至二十多小时不休息，有时连饭也顾不上吃，他曾感慨：“‘文化大革命，要让我少活十年”，也曾对劝他休息的人说：“我是总理，就得什么事也要管啊!管不好怎么向党、向人民交待!”周恩来在“文革”中担负着繁重的国务管理工作，其所承担的工作是别人无法替代的。此外，周恩来高尚的人格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爱戴，这也使得“反周不得人心”。

    国外有作家这样评价“文革”中的周恩来：“只要他在其位，就可以处理政府的日常工作，保持某种明智，对受到威胁的干部给以一定保护，可以减轻数百万人的痛苦。此外，他可以阻止野心家篡夺最高权力的企图，防止爆发一场新的悲剧。如果他离职，内战局势势必更加恶化，如果他公开发表自己的看法，使自己成为英雄，其处境将更加困难，不堪设想。”

    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行事技巧，也许如《孙子兵法》所言，“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见《周恩来谋略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