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认为，作为一名领导者，要保持“总觉得自己对革命有所欠缺，总觉得工作做得不好，不能满意”的心理状态。在工作中，只要是出了问题，他总是首先承担责任，并有将自己的问题和不足袒露于公众的气魄。“首先领导上要自我批评，要多负一些责任，问题总是同上面有关系的。”对于害怕承担责任、诿过于人、逃避责任的态度，周恩来劝说：“领导威信不是从掩饰错误中，而是从改正错误中提高起来的。”

    三门峡水库建成后，由于事先对黄河泥沙估计不足，库区发生了严重淤积。面对有些人的互相埋怨、推卸责任，周恩来主动引咎自责：“三门峡工程研究不透，没有准备好就上马了，这个工程是我过问的，我有责任”。从1953年起的三年中，由于偏重积累优先发展重工业，导致工资增长缓慢且部分职工工资还有所下降，职工群众很有意见。在1956年3月4日的3100多人的大会上，周恩来一发言就说：“我今天是来负荆请罪的”，“生产发展了，劳动生产力提高了，而职工的工资没有相应的增加，甚至下降了，作为总理，我是有责任的。”

    一位西方哲人曾说，“无论是谁，只有当你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之后，你才配称一个郑重的人。”周恩来认为：“错误要逢人便讲，既可取得同志的监督帮助，又可以给同志以借鉴。”1961年，他曾对一位请他写书的艺术家说：“如果我写书，就写我一生的错误。这可不是卢梭的《忏悔录》，而是要让活着的人都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二、民本思想赢心归

    一个好的领导者绝不是孤家寡人，他能处在那个显要位置并有如雷贯耳的声誉，要么是他“得道多助”，要么是他“众望所归”。

    “政声人去后，民意笑谈中。”无论生前和逝后，在中国现代的政治领袖人物中，周恩来一直有着亿万民众崇拜者。“一枝一叶总关情”，人们把美好的怀念送给了他：“四五运动”、《天安门诗抄》、“人民公仆的楷模”、“为人民服务的典范”、“魅力四射”、“完人”、“与日月同辉”、“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如果，“功绩和人格”是周恩来获得世人尊崇的根本；那么，“亲民和爱民”是周恩来争取人心拥戴的基石。

    1917年，受民主共和思想的影响，19岁的周恩来就有了自己民本意识的萌芽：“人民，国家之主人也”，“共和国之统治权在国民全体”。民主革命时期，周恩来把为民做真事谋利益上升到了人生敬业的境界，“对人民，我们要如孺子一样地为他们做牛的。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在经历了权利的困局、战争的艰险、立国的考量、政治的拼争，周恩来依然保持着政治上的勇气，“我从不灰心，革命的信心和革命的乐观主义鼓舞了自己，这个力量是从广大人民中间得到的”，“只有经常接近广大群众，才能增强自己的勇气”。

    得民心者，得天下。抗日战争爆发后，周恩来在山西临汾的一次群众大会上强调了人心的向背：“不怕战争失利，最怕战争失了人心!失掉民众，这是万劫不复的。”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此时国民党趁机在舆论上中伤共产党，说共产党失掉了靠山。对此，周恩来驳斥说，“中国共产党是失掉了靠山了么?不错，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及其发展，是得到了共产国际不少的指导和帮助的，但是共产党的靠山却不是共产国际，而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是从中国劳动人民中生长起来的，它是存在在中国人民中间。”

    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智慧和力量，为取得群众对中共革命的认同和支持，周恩来不遗余力地开展国统区的群众工作，“凡有群众的地方一定要进去做工作”。他认为，不仅要教育群众，还要向群众学习，具体做起来就是要：一、与群众接近和联系；二、倾听群众意见；三、向群众学习；四、教育群众，不做群众的尾巴。回顾中共革命的最后胜利，周恩来把民众的力量放在了第一位，“共产党是有一份，但是，离开了人民，共产党有什么本事?”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众一旦离心离德就等于为政权挖好了坟墓。1949年10月中共成为了执政党，而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脱离群众，“脱离了基本群众，就会丧失党的群众基础”，“没有了基础就成了沙滩上的建筑物。”周恩来疾呼：“离开了群众，我们就会枯死!锢死!”他推崇和怀念战争年代党的干部与老百姓“天天见面，不分彼此”，“平起平坐”的平等关系，反对“领导同志走到哪里，就把众人拦住”予以让路的特殊作法。一次，周恩来看画展时见到一幅画，画面上是毛泽东和朱德在公园里散步，背景上不见游人。他对这幅画的背景很不以为然，“群众哪里去了?难道公园里的游人都被撵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