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曾几次夜里抽时间到新影厂审看影片，甚至把解说词带回去连夜修改。一次，一部影片由于缺乏地理专业知识而把《中印边界问题真相》影片上的地图少画了一个“点”。周恩来审片看了出来：“少了这个‘点’，就把祖国的领土‘给’人家了。”

    毛泽东曾对文革小组成员说，“没有总理，我们怎么治理国家?根本办不到。他是个大管家。”十年“文革”把整个中国“搅得周天寒彻”，周恩来在这个时期管理政府的日常运转显得异常困难：一个又一个的部长、司长、局长受到了冲击，或被拉出去“批斗”，自己身边的一个一个得力助手也无力投入工作。周恩来不得不勤政，他在1973年8月24日说：“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分水岭，是真共产党员和假共产党员的试金石。”已进入老年的周恩来何尝不需要休息，他曾说：“我不能坐，一坐下就会睡着。”

    1972年初，周恩来出现便血，医生劝他做全面检查，他没有同意：“你们先不要忙，先让我忙过这一段。再说，查出癌症又有什么办法?我这么大岁数了，能多忙几天，多处理几件事就可以了。”

    “他有一种时间上的紧迫感，死神正在向他招手。”只有工作能够使周恩来显出年轻。“周在他的病房中与邓小平、李先念、叶剑英和陈云等一道制订中国现代化的宏伟计划，为中国的未来奠定基础。周未能活着看到他的‘宏伟计划’得以实现。但是，他把这个计划留给了从他和毛的手中接过亲爱的祖国的那些人。”

    四、不倒才能有所为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及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立，标志着“文革”正式开始。

    在“文革”初始阶段，如果说周恩来内心完全反对“文革”，恐怕这种断定不太确切。周恩来很清楚党和政府的机构在日益官僚主义化，他为此痛心疾首，假使借此机会发动群众能改变官僚主义现状的话，未尝不是有益的。但可以肯定地说，周恩来当时并不十分理解：毛泽东的真实想法是什么?“文革”究竟要干什么?怎么搞?结局是什么?在1966年7月29日的群众大会上，他称自己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

    就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忠诚度和他在几十年政治斗争中的谨慎谋智来说，对看不准的情况或趋势，他一般不会轻易表态。因此，在“文革”初期，和其他人相比，周恩来发表意见很少，只是在静观局势的变化。随着运动形势的发展，尤其是红卫兵突起后的批斗和大串连，各地的动乱使各级党的组织机构瘫痪，周恩来意识到这是一场灾难。从史料记载看，对当时局势的发展，周恩来曾与毛泽东交流过，但效果并不好。

    其一，不同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l966年10月1日，《红旗》发表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其中有“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周恩来很不同意，尽管它是经过毛泽东审定的，他担心这将导致更多的领导干部受到冲击。为此，他专门找毛泽东谈：“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说‘左’倾、右倾，并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提法，这样提合适吗?”但毛泽东坚持了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