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他是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勇”精神参加这场运动的。

    “文化大革命”是他“真是连做梦都没有想到过”，当然“很不认真，很不理解，很不得力”。但是后来的情况发展，使他认为做旁观者不行，做对立面会被冲垮，只能站在潮头上做弄潮儿，因势利导。

    问题的症结之点在于这场运动是毛泽东不顾一切亲自发动和直接领导的；而且把“广大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林彪和江青两个集团也已经得势，猖獗一时。在当时，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就只能“拥护”“文化大革命”。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真正难点，在于只能得到毛泽东有条件的支持。这条件就是拥护“文化大革命”，否则就必将被打倒。

    有一种看法，说如果周恩来当时公开站出来抵制毛泽东的错误，反对“文化大革命”，就将导致党的分裂。笔者以为，这绝无可能。果真出现这样的情况，只不过增加一个被打倒的对象而已，而且还将牵连一大片，只有等待以后平反，不会有其他的结果。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必须站住，不能倒下。这绝不是周恩来个人的问题，是关系全局的大事。这时绝大多数老一辈领导人都被打倒或靠边站了，只有他和少数老同志还在台上苦苦撑持，身系天下安危。对此，周恩来本人和许多同志都是清醒的。周恩来能站住，就能维护党和国家的一线生机，从中起中和作用，减少损失，等待转机。在“文化大革命”中要站住，当然得付出代价。他说：我们不来入地狱谁入地狱？要不惜牺牲个人的利益，要抱定入地狱的决心。他一向提倡做人要有“大勇”。古谚云“大智若愚，大勇若怯”。周恩来就是以“入苦海”、“下地狱”的大勇精神，周旋于“文化大革命”之中。他不得不说好多违心的话，做好多违心的事。在大多数情况下，他是“明知故犯”，不得已而为之。他在“苦海”、“地狱”里煎熬，所承受的痛苦心情可想而知。他说：“‘文化大革命’把我累垮了”。17这里讲的既是生理上的，也是心理上的。他心力交瘁地在“地狱”“苦海”里周旋了整整１０年！

    其次，采取韧性战斗的方针，有退有进，有柔有刚，刚柔相济，待机而行。

    在“文化大革命”中，尽管压力极大，但抗争的力量并未完全消失，抗争的事件屡屡出现，抗争的形式多种多样。在高层斗争中，最重要的事件，便是“二月抗争”，采取的是“大闹怀仁堂”进行正面抗争的形式。周恩来以他的特殊地位、特殊处境，只能采取特殊的斗争方式，发挥特殊的作用。他采取的是从旁缓冲的方针，实行韧性的战斗。“韧”的战斗精神，是瞿秋白对鲁迅一项特有的评价，周恩来对此十分赞成。周恩来一生也像鲁迅一样，处处发扬这种韧性战斗的精神，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特殊的环境中，他更是坚持运用这种持久、有恒的战斗策略。这与正面抗争方式不同，没有那样激烈，但往往更有效。在一定条件下，周恩来便主动出击。主要有三次。一是利用林彪和“四人帮”两个集团间的矛盾，协助毛泽东彻底粉碎了林彪集团，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四人帮”的气焰。在处理“九一三”事件中，“四人帮”集团基本不起作用。这使毛泽东看到了双方的能量对比和多少察觉一些“文革”中存在的问题，不得不更多地倚重周恩来和一些老同志。二是乘林彪集团垮台之机，发动批判极“左”思潮，同时争得毛泽东的支持，解放大批干部。三是全面肯定和全力支持邓小平的治理整顿工作。这三件事最能反映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内心感情和真实态度。虽然批“左”被毛泽东制止，邓小平又再次被打倒，但这三次斗争在当时仍然起了重大作用。正是因为如此，林彪和“四人帮”两个集团对周恩来极端仇视。林彪集团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把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大批老同志列为“右派集团”，企图在反革命政变中“一网打尽”。“四人帮”集团则连续发起四次冲击：故意歪曲“伍豪事件”真相，进行造谣诬蔑：发起批“当代大儒”，批“周公”运动；批“经验主义”；批《水浒》，批“宋江投降派”，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明枪暗箭，必欲把他扳倒。周恩来坚决顶住。——予以驳斥。这一幕，当时全党全国人民都能感觉得到。毛泽东也心中有数，制止了“四人帮”。周恩来终于站住了脚，在困难中继续进行他的韧性的战斗。

    第三、确定重点目标，锲而不舍，努力实现。

    对于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周恩来已无力回天。但是，对于他认为最重要，而又力所能及的几件大事，则锲而不舍地抓住不放，促其实现。

    一是千方百计地保住全国生产指挥系统的基本运转，特别是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维持了全国人民的最基本的生活供应。

    二是粉碎林彪集团之后，防止“四人帮”全面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在最后的时刻还嘱咐叶剑英：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他们（指“四人帮”）手里。这无疑对后来叶剑英毅然决定动手粉碎“四人帮”集团起到了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