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精神光大在建国以后

    １９４９年，中国大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从被压迫政党变成了执政党；周恩来成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全党从长期武装斗争和地下斗争的紧张环境转入相对稳定的和平建设环境。这一变化带来新的考验，即执政的考验。

    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醒全党在胜利面前务必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从西柏坡向北平进发时，毛泽东与周恩来相约：进京赶考，要考出好成绩，不当李自成。

    历史证明，周恩来考出了优异的成绩，经受了执政的考验。周恩来精神在执政以后得到发展和光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民主精神

    他把民主当作新中国的一项基本制度。他说，我们的权力是相当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在我们的国家制度上想一些办法，使民主扩大。”他努力推进民主法制建设。仅五十年代，人大和国务院就制订了法律法规一千多项，力争把国家逐步纳入法制轨道。这在建国之初的情况下是很难能可贵的。他自己更是模范遵守各项民主制度。他规定的每周一次的行政院政务会议和每月一次的全体会议（后来成立国务院后制度不变），只要他在北京，一定亲自主持，作出决定，共同执行。重要问题及时报告党中央。他特别重视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意见，总是一个一个地请非党员部长发言，并尽量采纳。

    在日常工作中，他高度民主，兼听众议，博采众长，尽量把各级领导、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才能充分发挥出来。他常说：“要你们来就是提意见，不提意见来干什么？都让我一个人拿意见，还讨论什么？”他采纳了的好意见，事后还要说明这个意见是谁提的。他说这叫“不掠人之美”。

    他虚怀若谷，善于听取逆耳之言。１９４９年四五月间，彭德怀从西北前线来到北平，找到周恩来，研究完工作之后，彭德怀毫无隐讳地提出尖锐意见：“我怕进了城的同志会忘记乡下和边远地区的劳动人民……。我察觉到你们住在城里的人对农村开始有点生疏了；可是时间如此短暂，就出现了这种苗头，日子长了会怎么样呢？”周恩来不但不以为忤，而且非常赞扬地说：“讲得好，意见提得及时，很值得警惕，中央将会注意这些问题。”

    平时待人接物，他也是豁达大度，发扬民主，创造宽松的环境。他喜欢文艺，特别是戏剧，也很内行。文艺界的朋友对他最为尊敬，最感亲切，也敢和他争论，常常被他说服，但也有坚持各自意见的。他总是说，我只是一家之言。好吧，你是文艺家，尊重你的意见。

    二、务实精神

    作为共和国总理，周恩来日理万机，各项工作千头万绪，矛盾多端。他处理各项工作一贯强调的基本原则就是实事求是。同时，由于他作风民主，了解的真实情况比较多，对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比较有数，能从实际出发，不搞理想主义和随意性。最典型的表现是１９５６年的“反冒进”。

    建国之初，全党和全国人民积极性非常高，都想把建设搞快点。经过１９５５年的“反对小脚女人走路”之后，１９５６年初已经发现了各地有急躁冒进的倾向。这时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在１９５６年的国家计划中再增２０亿元的基建投资，周恩来表示反对，并在会后找毛泽东，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使得毛泽东非常生气。

    随后，周恩来经过进一步调查了解情况，提出“在反对右倾保守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并得到中央政治局同意。在这个指导思想下安排的１９５６年国家经济计划，总的发展比较好。但到１９５７年，毛泽东批评１９５６年的反冒进。１９５８年的南宁会议上更尖锐地批评反冒进“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５０米”。周恩来被迫多次作了检讨，甚至表示准备辞去总理职务，因中央政治局的不同意才作罢。直到１９６０年，毛泽东已察觉“大跃进”的失误后，才说“１９５６年周恩来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为“反冒进”作了比较公道的结论。

    三、公仆精神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周恩来的人生宗旨。作了国家总理，他更把自己当作人民的公仆。在周恩来心目中，总理就是公仆，而且应该是最大最好的公仆。他说：“我是总理，就得什么事也要管啊，管不好怎么向党、向人民交待！”

    作为最大的公仆，他最具有忧患意识，终日忧国忧民。哪里有了事情，有了问题，有了危险，他就到哪里去。五十年代，郑州旧黄河铁桥发生歪斜，他立即赶去。有人建议用钢绳拉正，他认为不妨一试，便亲自参加拉钢绳，人们劝阻，他说，大家能拉，我为什么就不能拉？１９６６年河北邢台大地震，在余震中，他两次赶赴现场，指挥抢险。他所在的地震棚还在抖动，他泰然自若，指挥若定。

    作为总理，位高权重。如何用权对任何领导人都是一个考验。他十分慎重地使用手中的权力。经常有许多报告，请他批项目，拨资金。他总是反复斟酌，把有限的资金用在最需要的地方。他说：“我是提笔千斤重啊！”“这个笔啊，太重了，我拿不动。”

    他是总理，也是全中国最勤奋的“长工”，平时每天工作总在１６小时以上。在他晚年，已身患癌症，一些同志劝他减少工作量。他说：“我们这些人一辈子就是为国家、为人民拉车啊！一息尚存，就得奋斗。”在他最后的时刻，从１９７５年３月到９月的半年间，在医院里，与各方面人士谈话谈工作１０２次，会见外宾３４次，出医院开会７次，在医院召开会议３次，外出看望他人４次。一个癌症晚期病人平均每天还要坚持两次公务活动！

    这位公仆晚年，衣襟上总是挂着那枚“为人民服务”的纪念章。这是他一辈子身体力行的座右铭，也是他一生的最朴质最真实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