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廉洁精神

    为政清廉，本是一个国家公务人员最起码的品质，对周恩来这样完全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更是不值一提的问题。但在执政以后，对全党来说，却成了一个严峻的考验。周恩来发扬廉政精神，既是他一贯的自觉行为，也是为了针对存在的问题，率先垂范，身教当头，与不良倾向作斗争。

    他正人先正己，要求别人的自己先做到。那时常有一些部门不断要求修建楼堂馆所，甚至先斩后奏，他极力抵制。他说：“我在任上是不会修建政府大厦的。”他的住所兼办公室西花厅，多年失修，砖地潮湿，油漆剥落，光线昏暗。１９５９年，他身边工作人员乘他到外地视察工作时间较长，邓颖超也不在北京，乘机把房屋维修了一下。周恩来回来一见，勃然大怒，回身便走，坚决不回西花厅，临时暂住钓鱼台。直到把全部新添的陈设换成为旧的才搬回来。他自己在国务院会议上三次作检讨，并“公开亮丑”，“自我曝光”，请副总理、部长们到西花厅看看，要他们“千万不要重复我这个错误”。

    他对亲属和身边人员非常严格。作为他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岂止只是遵纪守法，束身自爱，往往要作出分外的“牺牲”。他和邓颖超没有子女，只有几个嫡亲的侄子侄女。他动员他们回到故乡作普通的技术工作，或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插队落户，在基层、在少数民族地区为人民服务一辈子。

    他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不以善小而不为”，于细微处见精神。他的办公桌上有一副袖套。坐在桌边，便立即套上袖套，以免磨损衣袖。他常常“请客”。他的客人多，经常有同志来开会、谈工作。时间晚了，他让大家“别走了，我请客。”以至工资不够，要靠邓颖超的工资“垫着”，实际上是“大姐请客”。却从来不动用一文公款。

    周恩来对自己的这份“苛刻”，是不是过分了呢？不!他说：“我是总理，我每件事都要想到全国人民。”

    周恩来为执政以后的共产党人树立了一个榜样。

    周恩来精神升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如果说，枪林弹雨，白色恐怖，高位重权等等，对周恩来已是不太小的考验的话，那么，“文化大革命”对他就更是一场巨大的考验。周恩来精神也经过这场考验进一步得到升华，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进一步认识了周恩来，了解了周恩来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