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系统地阐述了统一战线中的基本关系，提出了指导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原则。他指出："阶级关系"、"党派关系"、"民族关系"、"上下关系"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四个基本关系，执政党要处理好这些关系。关于阶级关系，他提出一定要处理好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一定要处理好劳资关系和公私关系。那时候，"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比重约占百分之九十左右"，"在国家税收中农业税也占一半以上"。他告诫人们看问题要看量，更要看质，因为质左右着事物的性质和发展趋势。在政治上，他强调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巩固工农联盟；在经济上，他强调现代工业是新兴产业，代表经济发展的方向，所以在生产上、文化上，应由城市领导农村实现发展。为实现这个目标，城市就必须为农村培养大批有工人阶级觉悟的干部。对于劳资关系和公私关系，他告诫人们，这是"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如何适当合作并如何领导它的重要问题"。针对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他提出"既要保护劳动者的利益，又要保护正当的私人资本的活动，不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则要加以限制"；要"以公为主，国营经济居于领导地位，同时又要允许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的发展，并可给予帮助"。他的这些思想，尤其是其中方法论的内容，至今没有过时。

    关于党派关系，他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处于领导地位的，应该主动和各个方面搞好关系"，这是一条基本原则。他讲共产党的原则，也讲和民主党派联合的策略，既积极主动又照顾对方的权益和感受。他在建国之初就提出了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的构想。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有人提出民主党派应该"无疾而终"，也有人认为民主党派的寿命至少要比共产党短一些吧。他批评这种想法是形而上学，并明确提出，只要共产党存在一天，民主党派就会存在一天。民主党派应该保留自己的风格，他们和共产党"如果都一样了"，"又何必联合呢?"建国前夕他就说过，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统一战线最好的组织形式，就是在将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后，政协会议还将对中央政府的工作起协商、参谋和推动的作用。为此，他郑重提出"中国各民主党派在宪法范围内有政治自由和组织独立性"，并多次从理论上深刻论证了共产党要长期执政就要长期坚持统一战线，长期坚持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问题。他对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特别是对执政中运用统一战线的规律，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索，拓宽和深化了党的执政实践，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理论，这些成果使我们至今受益。

    关于民族关系，他反复强调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基础是"各民族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在这个基础上"达到我们各民族间进一步的团结"，就要反对大汉族主义，同时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他指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我们解放以后在民族问题上的一个根本性的政策。"他在繁忙的政务活动中，既抓民族问题的大政方针，也抓其中的具体事务。他深入阐述了为什么中国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而不实行苏联的民族自治共和国制度；他始终关心如何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和人民发展经济、发展教育、改善生活和巩固边疆的问题；他直接过问了要把僮族改为壮族，以及把迪化改为乌鲁木齐、把归绥改为呼和浩特的问题--他强调这是关系到民族感情的事情。他指出，民族的不平等就是使落后的地方永远落后下去，帝国主义和旧中国的统治者就是这样干的。新中国的民族大家庭有一个"真正平等友爱的气概"，"全中国的现代化一定要全面地发展起来"，使"所有的兄弟民族地区、区域自治地区都现代化"。他还论述了和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的宗教问题，正确说明了如何处理人民的宗教信仰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关系。有人提出，少数民族干部要加入共产党就不能再信仰原来的宗教，他说不能这样，对"要求加入共产党，但他的宗教信仰一时又不愿放弃"的少数民族同志，"应该允许他加入，在政治上鼓励他进步，在思想上帮助他改造，否则会影响他前进"。他举例说，我们的汉族干部大多来自农村，他们政治立场坚定，合乎社会主义的要求，"但是，一到了晚上，有的就怕鬼"，"你说所有的共产党员都不怕鬼，我就不相信"，"只要不妨碍政治生活，不妨碍经济生产，我们就不要干涉"。问题的关键是，"现在应该担心的不是宗教能不能存在，而是民族能不能繁荣"。他的这些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大巧若拙，自信从容，有历史感和大智慧，真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

    关于上下关系，他是从民主集中制和干群关系方面论述的，实质是指出了共产党的党风和工作作风对统一战线乃至党的事业的至关重要的影响。在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的实践中，他始终保持着实事求是、尊重群众、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始终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作风。他作决策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既总揽全局，关键处又能事必躬亲，以身作则。曾多年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说：周总理领导统战工作，"给了我们重要的言教和身教"。

    他关心知识分子，把知识分子政策作为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大革命到十年内战，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直到社会主义时期，他为了党的事业，结交了大批知识分子朋友。他影响和引导了中国海内外的几代知识分子，帮助他们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爱国的道路、参加统一战线的道路。他关心并具体过问知识分子的工作和待遇问题。他关于知识分子要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需要加强思想改造，需要经过不断进步，由站在人民的立场，进而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的论断，是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检验的，至今仍鼓舞着广大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