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换方式，绕过暗礁”，“避免在不利的条件下去硬碰”，是周恩来善于审时度势，通权达变的领导艺术的突出表现。在“文化大革命”的党内斗争中，他顾全大局，讲究斗争策略，从斗争的实际效果出发，以清醒和理智的态度，牢牢掌握斗争的分寸和火候，尽可能避免在党和国家已经遭受严重危难的时刻出现任何更加不幸的局面。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恶浪中，周恩来临机应变，以变换方式的斗争艺术，应付和处理了各种错综复杂的情祝。争取支持、必要妥协、迂回前进、沉默等待，是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斗争的几种基本形式。

    争取支持，就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尽量争取毛泽东的支持。由于“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恩来在党内的位置居于林彪之后，很多重要事情郡不能绕过林彪，而林彪一伙却可以假借毛泽东的名义，向周恩来提出这样那样的建议。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只有取得毛泽东的支持，才能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如在保护干部的问题上，当靠他的地位和威望还不能取得预期的结果，而其他一切办法又都失灵的情况下，周恩来就向毛泽东汇报，力争毛泽东的支持，许多事清都是在毛泽东的支持和默许下完成的。

    但是，在“文革”那种特定的历史情况下，周恩来直接向毛泽东汇报，争取毛泽东的支持，并不能经常做到。因此，周恩来还得变换其他斗争方式。

    迂回前进，就是斗争的另一种方式。当自己的正确主张被否定以后，周恩来并不是绝对服从，而是尽可能从积极的方面加以解释和引导。通过迂回前进的方式继续做出努力。“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和江青一伙否定一切，打倒一切，周恩来则以婉转方式来冲淡林彪、江青一伙激昂慷慨的言辞；当一些红卫兵“炮轰一切”，冲击各地的党政领导机关时，周恩来对红卫兵说：“不能乱打一通，不能对一切司令部都炮击”，“并不是所有的党政领导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果那样看，把党中央防盗那里，这样看法，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不是落空了吗?”林彪事件发生以后不久，周恩来多次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在1972年国庆，的两报一刊社论里，从正面提出了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继续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和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提倡又红又专，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为革命学业务、文化和技术”，反映和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意愿，使广大干部和群众从“文化大革命”的亲身终历中吸取了一定的经验教训，在一定程度上揭露和批判了江青一伙煽动的极“左”思潮，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沉默等待，委曲求全和必要的妥协，也是斗争的一种方式。由于“文化大革命”严重地破坏了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根本无法正常地发表意见。林彪反革命集团又不断制造口实，企图打倒周恩来，以便清除他们篡党夺权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因此，周恩来不能不有所提防。他除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外，许多时候不能不采取沉默的态度表示自己无言的抗争，在忍辱负重的周旋中，等待历史的转机。他借毛泽东关于保护章士钊的紧急批示的机会，进一步采取了预防措施，使受保护的人员范围扩大了；他接受毛泽东提出的“抓革命，邓小平的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话，暗示陈毅的子女们，想办法尽快把这个意思传出去。这件事后来促成了邓小平同志的复出：周恩来就是这样尽可能地发挥毛泽东在当时提出的任何正确思想，力求最大限度地减少“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带来的损失。

    周恩来领导艺术的第四个特色：善于抓住中心，推动全盘

    事物千头万绪，关系错综复杂，领导工作从哪里入手，才能提高领导效能?不同领导者由于水平不同，其结果也就大不一样。是否善于抓住中心，推动全盘，是一项重要的领导艺术。列宁论抓住工作链条中的中心环节，把工作由上一环节推向下一环节；毛泽东论抓住工作中心和主要矛盾，带动全盘工作；现代社会运用战略工程，在条件成熟后，促使工作进入一个新高度、新骱段。这些抓住中心，推动全盘的领导艺术，在周恩来的领导工作中，表现得浑然一体，成为他的领导艺术的突出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