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嗣抑异。这是指统一体内，“同”和“异”的性质基本不一致，而为了达到群体目标，首先弘扬共同点，暂时抑制不同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中美联合公报》的签署，都是显示周恩来扬同抑异艺术的杰出成果。

    异中求同。这是把看起来似乎完全对立的东西融为一体，在这种对立中寻找共同点，推动事物的前进。善于在矛盾中求同，在斗争中求同，是周恩来在统一战线内部促进团结的基本思路，也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向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一切国家学习的思维基础。资本主义制度是同社会主义制度根本对立的。周恩来指出：  “除了他们的国家制度我们当然不学以外，他们资本主义生产上的好的技术、好的管理方法，我们是可以学习的”。他针对“四人帮”的极“左”思潮，深刻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是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这三个来源还不是资产阶级的或受唯心史观限制的学说吗?可是它们都含有合理的因素……。要有点辩证．法，不要一听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就气炸了，那叫形而上学、片面性。”这充分显示了周恩来异中求同的辩证思想。

    存异待同。这是在群体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矛盾还不到彻底解决的时候，而采取的既求同存异，又存异待同的方针，、使矛盾双方各自保留不同点，等待时机，在等待中求得统一。1949年，周恩来主持通过的《共同纲领》，就是既求同存异，又存异待同的成功事例。在《共同纲领》的制定过程中，周恩来一方面坚定不移地从坚持党中央规定的各项基本政策出发，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寻求共同点；另一方面，基于他们在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的认识不同，采取了先存异后求同的办法，即先不把社会主义道路写进《共同纲领》，从而使《共同纲领》得到一致通过。以后，经过几年的努力，使大家逐渐接受了社会主义，胜利地渡过了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关。

    从以上几个方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周恩来运用求同存异的艺术，确实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这是他在自己领导的工作中，取得巨大成功的领导艺术的突出特色。

    周恩来领导艺术的第二个特色：善于通盘运筹，照顾全局

    周恩来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日理万机中，显现出他善于照顾全局的领导艺术，是总揽全局的高手。他在领导经济建设中，提出了建立“国民经济体系”的理论，强调“每个单位必须有整体观念，要在总的财经计划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认识自己的方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进行“综合平衡，全面安排”；外交政策“要看全局”，在领导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中，创立“总体设计部”的管理系统，等等。都是他善于照顾全局的充分体现。

    周恩来照顾全局的领导艺术，在处理党内矛盾中，表现得也很突出。l972年6月，他在一次题为《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的报告中，讲到l930年王明哄闹中央那次党内斗争对自己的种种误解时，用了“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八个字，来说明自己忍辱负重，竭力维系党的团结的心情。这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及其斗争艺术，提供了重要依据。

    当然，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和认识。不能不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在“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过程的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并且被罩有种种神圣虚幻的光环的情况下，周恩来有赞同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断的一面。但即使在当时，周恩来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他历来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凡是“大多数人通过的决定，组织上还要服从”。他认为：  “当着群众被蒙蔽的时候，不容易接受真理，等他们慢慢地觉悟起来以后，就会拥护正确的意见。所以正确的意见常常是要经过许多等待、迂回才能取得胜利，为大家所接受。当然这个等待过：程是痛苦的。”这可以说是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韬略和斗争艺术的充分写照。

    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越来越清楚地显现出来，周恩来逐步地认识到林彪和江青一伙人是包藏祸心的。那么，他为什么没有公开站出来反对呢?这正是他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的斗争艺术。他相信，从全局考虑，与其逆流而进，不如委曲求全。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如果他公开反对，他也可能被打倒。他倒了，就会有更多的好同志倒下去，也可能党和政府四分五裂，国家和人民就会遭到更大灾难。只有保住总理职务，日常的政府工作和经济管理才能比较正常地进行，他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受迫害的各级币部，并且还能减轻全’国无数人的痛苦。同时，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更有利于同林彪、江青反党集团坚持斗争。

    周恩来这样做，决不是明哲保身，怕冒风险，怕牺牲自己。一个有力的证据是，1966年l2月间，当中央领导同志纷纷被剥夺领导权的时候。他向李富春说：“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表明了他决心忍辱负重，把党和国家从“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中拯救出来，即使自己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他为了顾全大局，选择了一条比直言不讳、牺牲自己便为艰难和痛苦的道路，以其对党和人民的全部忠诚、智慧和特有的方式。挑起了历史的重担。他呕心沥血，竭尽全力，在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的损失，维持国家生活继续运转的同时，等待历史的转机和人民群众的普遍觉醒。他曾多次说过：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便是这一心境的表露。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周恩来还对前往医院看望他的叶剑英说：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他们(指“四人帮”)手里。这再一次证明了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顾。全大局，相忍为党”是一种政治家的斗争策略。历史已经充分证明，由于周恩来“顾全大局，相忍为党”，他临终前建立起的政府机构被保存下来了，一些重要部门仍然由革命老干部担任；包括邓小平、叶剑英在内的一大批久经考验的党政高级干部也保存下来了，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基础。周恩来的这一丰功伟绩将永远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