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回京前，要陈毅讲话，宣布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陈毅首先向参加会议的科学家和文艺家传达周恩来的话说，你们是人民的知识分子，是革命知识分子，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脑力劳动者，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劳动人民中间的三个组成部分，他们是主人翁”。他强调说：“不能够经过了十二年的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的头上”。“十二年的改造，十二年的考验，……还是不抱怨，还是愿意跟我们走，还是对共产党不丧失信心，这至少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心。十年八年十二年还不能鉴别一个人，共产党也太没有眼光了！”“共产党不尊重文化、共产党不尊重知识、共产党不尊重科学这类话，不晓得是马克思讲过？是恩格斯讲过？还是列宁讲过？毛主席讲过？谁也没有讲过这个话。愚昧是个很大的敌人。”

    陈毅仗义直言，痛快淋漓；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扬眉吐气。

    周恩来的报告，陈毅的讲话，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代表们普遍认为“很全面、很透彻，感情充沛，听来很亲切，使人深受感动，心悦诚服”。

    周恩来回京后，在当时党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仍有很大分歧的情况下，坚持把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精神写入当月底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报告明确指出：“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我国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应当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已经同解放初期有了很大的不同。新社会培养出来了大量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正在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成长。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经过十二年的锻炼，一般地说，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我们应该信任他们，关心他们，使他们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

    广州会议以及随后召开的二届人大三次会议，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对“左”倾错误有所纠正。“但是，党中央对思想政治上的‘左’倾观点没有作出彻底清理。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在党中央内部有少数人不同意甚至明确反对。在周恩来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表示态度时，毛泽东竟没有说话。这种情形是后来党中央对知识分子、知识、文化、教育等政策再次出现大反复的预兆。”

    广州会议过后不久，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在这个背景下，党内围绕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重新展开讨论。十中全会前夕，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中心组就知识分子“摘帽”问题进行了讨论。毛泽东在会议上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人阳魂过来了，但是阴魂未散，有的连阳魂也没有过来。”一些人批评周恩来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没有阶级观点，说陈毅的讲话是“上当”等等。

    同年11月26日，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教育问题时，周恩来对来自各方面的指责发表了不同意见。他说，广州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不能说没有阶级观点，在列宁的著作和刘少奇关于宪法的报告中都是这样提的。

    在这次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对这一争论作了公正的结论。他说：对知识分子“总的提法，一切按总理人大报告所说，把那段话再印一下，统一语言，那是中央批准的”。

    四

    在知识分子问题上，人们对周恩来有过许多评论：

    说他是知识分子的知心朋友，良师益友，引路人；

    说他是我党尊重知识分子、团结知识分子的典范，楷模；

    说他是正确制定和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代表……

    周恩来为什么会受到如此多的称颂呢？最根本的原因是，作为政府总理，在领导国家建设中，他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认定“革命需要吸收知识分子，建设尤其需要吸收知识分子”。他始终把人才看作是国家建设的决定性因素，把知识分子看作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所必需的“国家的宝贝”。把培养人才的教师看作是辛勤的园丁、“灵魂工程师”。这个信念，即使在“左”倾的强大压力下，他也毫不动摇。

    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周恩来有过三次重要的讲话。一次是建国初期，他在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的讲话《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一次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前夕，他在1956年1 月党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所做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一次是1962年3 月在广州对参加科技工作会议和戏剧创作会议代表的讲话《论知识分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