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指出：这些条例，“虽然是针对不同方面的工作制定的，但因为这些方面的工作都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因而许多内容是一致的，解决的问题是共同的”。他把这些共同的问题归纳为三点：第一，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特别是如何看待“红”与“专”的关系以及坚持“双百”方针问题；第二，明确了科研、高教、文艺工作的根本任务，并规定了有关的规章制度，以恢复正常的秩序，保证根本任务的完成；第三，改善党对科研、高教、文艺工作的领导。由于上述几个重大问题解决得比较好，受到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普遍欢迎，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

    随后，在1962年1月召开了有7000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会议前后又为“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同志进行了甄别平反。此外，还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多数人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在这种有利形势下，周恩来于当年3月南下广州，同科技工作会议和戏剧创作会议的代表讲话，毅然从实质上恢复1956年知识分子会议上党对我国现在的知识分子的阶级状况所作的基本估计，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重申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胜利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宣布党在整个历史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根本政策和战略方针绝不动摇。

    三

    周恩来在深入调查研究的过程中，深切地感受到要真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妥善解决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重新调动广大知识分子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必须彻底推翻1957年以来“左”的倾向对知识分子的错误估计，摘掉知识分子头上的“资产阶级”帽子。这是问题的实质，又是问题的难点。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冒着很大的风险，顶着很大的压力，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进一步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首先，“知识分子不是独立的阶级，而是脑力劳动者构成的社会阶层”。一般地说，这个阶层的绝大部分人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是附属于当时统治阶级并为其服务的。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已经处于统治地位，知识分子的服务对象是广大劳动人民。但是就是在旧社会，也会有一小部分知识分子能预见到真理，敢于反抗当时反动阶级的黑暗统治和压迫，为新兴的进步的阶级说话，成为革命的知识分子。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就是生长在资本主义社会，他们背叛了原来出身的阶级，投入到新的阶级队伍来，为新的阶级说话。所以，即使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也不能不加分析地把所有知识分子一概说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其次，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发展过程来看，有其特殊性。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旧社会有其两面性。一方面他们受过资产阶级教育，为旧社会服务过，受到帝国主义、反动阶级的种种影响。不管现在如何，过去都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类型。但是，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压迫，因而有一部分人参加了革命，一部分人同情革命，多数人开始对革命观望、中立，以后逐渐靠近革命，而反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直接为清朝、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服务，真正成为他们的工具压迫人民的只是极少数。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是如此，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是如此。所以，“不论是在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中”。

    新中国成立后，12年来，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已经有了根本的转变和进步，特别是从1957年到现在，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样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大家工作努力，生活上克服困难，甚至遇到心情不怎么舒畅的事情还能克制自己，依然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

    第三，一方面旧的知识分子得到了改造，一方面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知识分子队伍壮大了，老一辈知识分子又培养出新的一代知识分子，两者结成社会主义的知识界。老年知识分子中许多人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有些人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如果说新老知识分子要互相尊重，首先要教育青年知识分子尊重老年知识分子。

    针对几年来党的领导干部缺乏民主作风，简单粗暴、瞎指挥、乱戴帽子成风的现象，周恩来指出，要造成好的风气，首先要从领导者做起，必须改进党的领导。他认为党要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不要一切事情都要去管。至于具体业务，党不要干涉。党的领导不是党员个人领导，尤其是一些年轻党员，应该向有经验的知识分子学习。党委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书记个人领导，行政上的事由行政决定，书记也无必要干涉。一些人以领导者自居，摆出领导者姿态，发号施令，这是最坏的官僚主义。要平等待人才是好勤务员，才不是官僚主义者。上下级要有区别，党的支部只起保证监督作用，不是指挥，下命令还得要行政首长才行。我们讲的外行领导内行，不是要外行去干涉业务；外行变成内行，要经过学习；就是学会了，也要尊重专家，尊重群众意见。科学研究不是靠突击和群众运动能解决问题的，要走群众路线。

    关于如何正确对待知识分子，他认为，党首先要信任他们，彼此有了信任就可以团结在一起工作。一定要承认过去有错误，要改善关系，先从党委、党员方面做起，先检查自己，不能只责备人家。领导同志不要把自己置于群众之外，不要被封锁。要以诚心诚意的态度帮助知识分子，现在问题成堆，凡是能够解决的，一定要解决。

    最后，周恩来郑重表示，尽管有1957年右派的进攻，“但这绝不会动摇我们党在整个历史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根本政策和战略方针，绝不会改变无产阶级同其他劳动人民的联盟”。他再一次指出，“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对这些认识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