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2月底，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后，周恩来、陈毅南下广州，去参加在那里召开的科技工作会议和戏剧创作会议。

    3月2日，周恩来向参加这两个会议的科学家和文艺家发表重要讲话，批评了几年来对待知识分子的“左”倾错误，毅然从实质上恢复1956年党对知识分子状况的基本估计，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再一次肯定我国的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知识分子，而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周恩来因为工作忙，未等会议结束而提前返京。陈毅受周恩来的嘱托，于3月5日、6日向两个会议的代表明确宣布要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这次会议，是对“左”倾错误的一次勇敢的搏击，使知识分子再一次受到很大的鼓舞。但是，由于党中央对思想上政治上的“左”倾观点没有作出彻底清理，因而使得广大知识分子很快便又蒙受了新的更大的磨难。

    一

    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过后不久，有两个重要因素引起了毛泽东深深的思索。

    一个因素是，1956年的6月至11月间，东欧发生了波匈事件。11月中旬，中国共产党举行八届二中全会，刘少奇报告了他不久前访问苏联，就波匈事件等问题同苏共领导会谈的情况。他认为，我们要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训，要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关心人民的生活；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要限制领导人的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周恩来在会上总结了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教训，批评了1956年的冒进倾向。这些意见都是正确的。对这两个问题，毛泽东却不这样看。他强调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在经济建设上，各级党委和政府根本上是促进的，不要在干部和群众头上“泼冷水”。一年以后，他继续批评周恩来，说反“冒进”脱离了大多数部长、省委书记，脱离了六亿农民。他建议看《登徒子好色赋》，说反“冒进”是用了宋玉的方法，“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对波匈事件，他断言：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现在呢？自食其果，搞到自己头上来了。

    另一个因素是，1956年秋冬，国内出现了一些不安定的情况。由于社会改革的急促和变化的深刻，加上经济建设中有些冒进，使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出现某些紧张，如粮食、日用品短缺，一些青年人的升学、就业和安置遇到不少困难，因而发生少数人闹事的情况。特别是对政治敏感、思想活跃的知识分子，对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以及干部作风问题提出公开批评，有些意见很尖锐，还有一些错误议论。全党对这些“突发事件”，事先缺乏足够的精神准备，与国际事件联系起来，越发感到问题严重。在1957年1月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会议上，毛泽东再一次批评“反冒进”，说“反冒进”的结果又出了个右倾；说好些地方学生闹事，一些教授中出现了“不要共产党”、“社会主义不好”等怪议论；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他得出结论说，要从最坏的可能设想，准备“出匈牙利事件”。

    对这两个因素，毛泽东没能总结出正确的经验教训，却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在知识分子问题上，他认为“一遇风浪，他们的立场比起工人和大多数劳动农民来，就显得大不相同”，“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1957年春夏之交，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改变了党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在1957年9月至10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就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的论断。

    由于党和毛泽东同志“左”的指导思想的发展，导致了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广大知识分子被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一大批知识分子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更进一步把知识分子列入剥削阶级的范围。广大知识分子受了长期的委屈的压抑，他们的积极性受到了严重打击，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给党和国家以及他们个人都带来了不应有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