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60年冬，党中央开始纠正1958年“大跃进”以来严重泛滥的“左”倾错误，并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随即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同志的主持下，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

    从1961年初开始，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的有关部门，在广泛征求意见、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的工作条例。

    《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规定，高等学校的基本任务是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培养为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各种专门人才；高等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要纠正社会活动过多、生产劳动过多、正常教学秩序受到影响的现象；学校中党的领导，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充分发挥校长、校务委员会和各级行政组织的作用，要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事业服务。周恩来在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一九六二年，各级学校都要努力提高教学的质量。全国的高等学校，凡是具备条件的，都应该试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

    中共中央在批准试行中小学工作条例的指示中强调指出，中小学教育是整个教育事业的基础，其质量的高低不仅关系到能否把后代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而且直接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水平。因此，提高中小学的教育质量，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任务。

    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在制定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研十四条”）中，针对几年来政治运动严重冲击科学研究业务的情况，明确规定：不断提供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并且在工作中培养出科学研究人才，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即出成果，出人才），是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必须保证科学技术人员以主要精力（每周至少有六分之五的时间）从事业务工作，不得以政治学习、社会活动或其他活动冲击业务工作时间。条例还批评了1958年以来在知识分子中“拔白旗”、批“白专道路”等错误做法。重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党的发展科学文化的根本政策。在对待自然科学学术问题上，必须鼓励各种不同党派和不同学术见解，自由探讨，自由辩论，不戴帽子，不贴阶级标签，不用多数压服少数。7月6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这一条例时，周恩来说：“这个文件，财政、文教等系统也都可以发，要向我们的干部讲清楚，我们为科学家服务好了，科学家就为社会主义服务得好。总而言之，都是为了社会主义。”7月19 日中央在批转这一条例草案的批语中指出：“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很关紧要”，“这几年来有不少同志，在对待知识、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有一些片面的认识，简单粗暴的现象也有所滋长，必须引起严重的注意，以端正方向，正确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1961年6月中旬，文化部在北京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和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检查总结几年来在文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研究调整文艺政策。周恩来参加了会议并讲了话。他指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瞎指挥，乱戴帽子成风。几年来有一种作法：别人的话说出来，就给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一切从他的主观主义、片面性、形而上学出发，也不经过调查，主观上以为“右倾”，就断定为“右倾”。现在的问题正是乱戴帽子，把一句话的错误、一种想法的错误，甚至把那种本来是允许的、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各种说法想法，也都看成毒草、邪道。他认为只有把那种坏的、不好的偏向去掉，正风才能建立起来，才能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要想收到这样的效果，首先要从我们领导者改起，提倡这种正确的风气。

    按照中央的指示和周恩来的这一讲话精神，中宣部起草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十条”，后来修改成为“文艺八条”），在周恩来的督促下，于1962年4 月报中央批转在全国执行。

    这些工作条例，总结了建国十几年来的经验，并加以规范化和条理化，对于办好社会主义的教育、科学和文艺事业，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同时，也是为后来探索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科学、文艺事业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这些条例的制订和实施，对纠正高教、科研、文艺等领域中“左”的错误，特别是对纠正自1957年以来在知识分子政策上“左”的错误，起了积极的重要的作用。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对当时制定的《高教六十条》、《科研十四条》、《文艺八条》等工作条例作出了科学的历史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