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局第二书记欧阳钦同志，早年赴欧洲参加勤工俭学，是我党的老党员。他很有见地，对1958年“大跃进”的一些做法有过某些保留，对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同志的所谓右倾错误，欧阳钦同志和东北的其他几位省委书记态度都比较消极。欧阳钦同志很顾全大局，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主动为国家分忧，尽量从黑龙江多调些粮食出去，而不让本省居民的粮食定量定得过高。他对当时的“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表示了极大的不满。林彪、“四人帮”一伙唆使造反派批斗欧阳钦同志。他身体不好，态度又强硬，如果再遭批斗，身体很可能支持不住，我们在1966年底秘密地让他随我坐飞机到北京，安排在北京饭店。因事先来不及请示总理，到北京后我立即写信给总理，建议欧阳钦同志留在北京住院治病。总理很快批示同意，欧阳钦同志遂被送进空军总医院保护起来。

    对于我本人，总理也是十分关怀和尽力保护的。“文化大革命”初期，东北局曾几次向中央文革小组写报告，请示运动中的政策界限，但是没有得到过一个字的答复。于是，我们就直接向总理请示，总理每次都有明确指示，并先后指定李富春同志和陶铸同志负责同我们联系。1967年，中央将大区和省市一些靠边站的领导同志集中到京西宾馆住，我被安排在六楼东头的套间。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唆使下，东北的造反派到京西宾馆来抓我，他们不顾警卫战士的阻拦，气势汹汹地从一楼冲到六楼，有个别人趁机对我进行殴打，并把我拖到阳台，准备用绳子将我从阳台吊下去，强行抢走。此时，傅崇碧同志负责指挥的警卫部队急速赶到六楼，将我从造反派手中夺回，转移到安全地点，我才幸免于难。总理对冲击京西宾馆事件很生气，为了保护一大批老干部，亲自指示立即修围墙。京西宾馆现在的围墙就是在那个时候突击建成的。1969年，我下放到辽宁的农场劳动，不断遭到批斗，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体重下降到不足90斤，腹部疼痛，不压一点东西不能入睡，我的几个孩子于1973年联名写信给总理，要求让我到北京检查身体和治病，总理很快就批准了。这一年的4月，我还没有被“解放”，总理在一次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把将要出使美国的黄镇同志和夫人朱霖同志从后排请到前面就座，并在会上大声问黄镇同志：你去看过宋任穷同志没有？黄答还没有，正准备去。总理说：“好，应该去看看宋任穷同志，你们过去都在一起工作的嘛。”总理以这种形式再一次表达了对我的关怀，意图很清楚，希望我能够早日“解放”，出来工作。可见总理虑事之精细，亦见其用心之良苦。可是，“四人帮”一伙盗用中央政治局的名义，令我从北京医院出院后直接上火车站径返辽宁，我要求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住几天，看看熟人，也遭到无理拒绝。

    在林彪、“四人帮”肆虐的动乱时期，总理要顶着他们这一伙的压力，继续处理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其处境之艰难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文化大革命”初期，总理几乎每天都要花许多时间接见北京和外地的群众代表和红卫兵，耐心地给他们做工作。东北地区的代表来了，有时总理让我先出面谈，然后他再接见。总理一天要工作十几小时甚至20小时，实在太疲劳了，我目睹他在人民大会堂步履艰难地从这个厅走到另一个厅，两厅之间的距离并不远，中途还要坐下来休息一次到两次。看着这情景，真是使人心痛啊！林彪、“四人帮”一伙挑动和分裂群众，制造种种事端，处处刁难和折磨总理，到1974年，丧心病狂的“四人帮”居然明目张胆地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批起总理来了。这时，总理已重病缠身，但他仍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排除干扰，以坚强的毅力，抱病坚持工作，在病房接见外宾，处理党和国家的重大事务。我1974年被“解放”，虽说名字出现在报上属“参加的还有……”之列，但总算有机会能在国庆宴会上远远地望一望总理。望着他那消瘦的身影，我思绪万千，忧心如焚。我多么想去看看敬爱的总理，以表达对他的敬意和慰问，但是又怕干扰他的休息，影响他的健康，同时也为了不给“四人帮”一伙对总理进行刁难的借口，只是通过一位老同志给邓大姐捎了一封信，请大姐转达我对总理的崇高敬意和亲切慰问。在总理不幸逝世之前，未能亲自去看望他，是我终生的一件憾事。1976年1月传来了令人胆裂肠断的噩耗：10亿人民衷心爱戴的好总理去世了。巨星殒落，人们相告不成声，欲言泪复垂。最难忘的是向总理遗体告别的日子。那是一个寒冷、肃穆、宁静的早晨，吊唁的人涛滚滚，泪浪滔滔。我带领全家向总理的遗体致哀，悲痛欲绝。

    总理离开我们十多年了，但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总理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永远激励我们前进。

    见中央文献出版社《我们的周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