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中央调我到东北局工作。我在长春召集第一次东北局全体委员会议，会议还没有开，中央要我们东北局的四名书记马上到北京开会。会后总理找我谈话，指示东北局除抓好农业生产外，一定要把钢铁和煤炭搞上去，并让我立即坐飞机去鞍钢布置。以后，总理对东北的工作经常有指示。三年困难时期最严重的还是农业问题，特别是粮食问题。当时，除了工作中“左”的错误外，又遇上严重的自然灾害，全国粮食紧缺，不少地方闹粮荒。为了从产粮省上调粮食，总理操碎了心。在中央召集的会议期间，他找有关省的负责同志一个一个地谈，耐心地做工作，有时为从一个省多调几千万斤粮食要反复商量多次。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开始纠正工作中“左”的错误，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之后，恩来同志同少奇、陈云、小平等同志一起，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主持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决策和果断的措施，使国民经济从1962年到1966年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

    擎天的柱石

    恩来同志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座擎天柱石。在“文化大革命”中，愈益显示了他的这种重要作用。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对于总理的这一段评价，我有深切的体会。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总理就挺身而出，竭尽全力保护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的干部。东北地区许多同志也受到总理的亲切关怀和坚决保护。吉林省副省长兼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州长朱德海同志，是一位早年参加革命的优秀少数民族干部，为延边的建设做出过重要贡献。1966年8月，他从北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回到延边以后就遭到批斗，地区的局势陷入混乱，州委已难以控制。总理获悉后明确表态：朱德海是好同志，并指示我和东北局第三书记马明方同志到延边去做工作，保护德海同志。我与马明方同志和吉林省省委书记赵林同志一起立即赶到延边，召开州委常委会议，我说：“我这次是奉周总理的指示专程到延边来的，中央认为朱德海是好同志，要让他站出来和群众一起搞好文化大革命。”并要求领导核心统一认识，掌握好局面。我还建议州委常务副书记多出面，让德海同志先下去抓生产，免得出面多了造成被动。马明方、赵林同志也做了许多工作。我走了以后，马明方同志留在延边召集群众代表座谈，希望他们尊重朱德海同志的领导。他说：要爱护干部，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特别是培养一个民族干部不容易。9月底，总理亲自点名让朱德海同志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并让他的名字见了报。同年年底，总理又一次表态：朱德海是好同志，要保护他。可是，横行一时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公然对抗总理的指示，派他们的帮凶到延边，给德海同志加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横加迫害。德海同志最终未能免遭劫难。1972年，当德海同志病重时，总理指示中央组织部尽快查清问题，恢复德海同志党的组织生活。马明方同志遵照周总理的指示，保护了朱德海同志等一批干部，但不久他自己也遭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明方同志才得到彻底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