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以后，恩来同志同毛泽东等同志一起采取坚决措施，及时纠正了陕北的错误肃反，为刘志丹等一大批蒙受冤屈的干部恢复名誉，对志丹等同志给予完全信任，立即分配工作，决定志丹同志担任由陕北红军组成的红二十八军军长。同时，又任命志丹同志为北路军司令员，下辖二十八军、由二十六军改编的七十八师和陕北骑兵团，并给了攻打吴家坡、响水、横山一带的战斗任务。我被派到红二十八军和北路军任政治委员以前，恩来同志亲自找我谈话，嘱咐我到任之后，要充分尊重刘志丹同志，充分尊重地方红军，要互相学习，加强团结。并指示我，可以从一方面军选调少数几个人到二十八军工作，但人数一定不要多，主要要依靠原陕北红军的同志。我们几个由中央派去的干部都认真遵照恩来同志的指示办事，同刘志丹同志和陕北红军的同志们相处得很融洽，没有丝毫芥蒂。恩来同志考虑问题、使用干部的着眼点和出发点，由此清晰可见。他不愧为执行党的政策的模范，顾全大局的模范，党内团结的模范。

    日理万机，精心治国

    抗日战争时期我受一二九师的委派在冀南革命根据地工作8年，没有到过延安，解放战争时期在第二野战军任职，之后在南京和云南工作，十余年一直没有机会同恩来同志见面。直到1950年到北京参加七届三中全会，才见到恩来同志。1954年底，第一次撤销大区和中央局，我从西南局调到北京任军委总干部部副部长，从这以后，同恩来同志接触的时间就多一些了。当时的总干部部，部长是罗荣桓同志，除了日常的军队干部任免以外，花很大的精力评军衔。授衔在我国还是第一次，没有经验，遇到重大问题时，经常向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同志，向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常委同志汇报。

    1956年，毛主席经过调查研究并听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34个部门的汇报后，写了《论十大关系》的文章，提出了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不久，总理对我讲，主席下决心要从军队抽调干部，最好是中央委员，加强地质部门的工作，让总干部部提出人选。过了几天，我便向总理毛遂自荐，表示愿意到地质部工作。总理说，此事要请示主席。不久，他告诉我，中央决定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以后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即原子能事业部，让我当部长，刘杰、刘伟、钱三强、雷荣天同志为副部长，具体负责实施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工作。从此，我作为国务院的一个部长，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三机部从成立之日起，就得到总理的全面关怀，他亲自责成有关部门解决选调干部、调集和培养科学技术人员、引进和制造设备以及组织协调等方面的问题，为我们开展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1957年，总理抓住有利时机，派聂荣臻同志为团长、陈赓和我为副团长的代表团赴苏访问，签订了苏联援助中国研制核武器的协定。并指示我们不能无限期地依赖苏联专家，要抓紧对先进技术进行最有效的学习。三机部党组遵照总理指示，积极组织科技人员努力消化吸收先进技术，把先进技术学到手，努力做到“边干边学，建成学会”。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关于援助中国研制核武器的协定。同年7月，总理在庐山会议上向我和刘杰同志传达了中央的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在中央的关怀和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在各部门和各地区的大力支持下，核工业战线的同志们团结奋战，有效地克服了各种困难，比较快地实现了自力更生的大转变，终于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建立和健全了我国独立的完整的核科技工业体系。1964年10月，比中央的要求提前3年，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总理是我国原子能事业发展的主要决策者和组织者之一。

    作为一个大国的总理和一个大党的中央副主席，恩来同志工作之繁忙是可想而知的。从党内到党外，从内政到外交，工农商学兵，工、青、妇和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以及文艺、体育、卫生、科技等等，凡是重大问题，总理几乎都亲自过问，有些事情还要亲自出面协调和解决。我国各条战线所取得的成就，无不倾注了总理的心血。总理平易近人，不仅能耐心地听取各种意见，而且能够体谅下级的困难，我们向他汇报请示工作，他总是给我们以支持，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因此，大家都愿意找总理。可是，总理实在太忙了，他每天的工作日程都排得满满的。有些同志便趁总理周末跳舞的机会，向他汇报工作，请求指示，总理在每次舞会上都能了解到不少情况，并相机处理一部分公务。陈赓同志同总理特别熟，有时甚至抓住总理入厕的时间谈一点问题。总理日理万机，实在太辛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