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任穷 中央文献出版社《我们的周总理》

    大革命后期参加共产党的人，大多在入党时就熟悉周恩来这个名字。恩来同志从欧洲勤工俭学回国后，在广东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担任过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为党培育了大批军事、政治英才，此后又领导了著名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当时，我们这些年轻共产党员，都是以十分敬仰的心情，谈起恩来同志的。

    难忘的第一次会见

    1933年在红一方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我第一次见到恩来同志，这次会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民党反动派从1930年底开始对苏区进行的四次“围剿”均遭失败之后，蒋介石于1933年夏秋亲自指挥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大规模“围剿”，用兵达50万之多。那时候，我在五军团十三师任政治委员，师长是陈伯钧同志。我师奉命同三师、十五师一起向资溪桥、潭头市发动攻击，牵制敌人，以配合一、三军团主力同敌军决战。上级命令陈伯钧和我：为了大局，必要时十三师要准备作出最大的牺牲，甚至全部牺牲，包括你们师长、政委两个人在内。我师苦战数日，按期完成了牵制敌人的任务，但部队伤亡很大。就在此时，我专程从部队驻地赶到瑞金，向中央军委请求补充子弹、手榴弹和迫击炮弹等，恩来同志接见了我。我向他详细汇报了十三师的作战情况，并提出了要求补充弹药的数量。恩来同志耐心地听完我的汇报之后，向我分析了当时的严峻形势，他说：现在，整个中央苏区的武器弹药都很紧张，你们要的数量太多，不可能按你们的要求拨给你们。恩来同志沉思片刻后又说：我记得在这以前已经给十三师补充过几次了。接着他便具体讲了第一次是什么时候，给了多少；第二次是什么时候，给了多少；第三次……。时间和数字都说得十分准确，丝毫不差，我听后连连点头。恩来同志惊人的记忆力，把我怔住了。作为中央军委的副主席，掌管整个红军的全局，对于一个师的历次给养竟记得如此清楚，真令人惊叹不已。恩来同志这种非凡的记忆力，是他对革命的高度责任感、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与超群智慧的结晶。最后，周副主席还是同意为十三师补充一部分弹药。我望着恩来同志坚定沉着的神态，亲切而又炯炯有神的目光，怀着敬仰和钦佩的心情，离开了他的住处。

    长征路上最辛劳的领导者

    在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途中，我和恩来同志接触的机会就比较多了。长征开始时，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四所红军学校合并组成红军干部团，任命陈赓同志为团长，我为政治委员，主要任务是警卫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保卫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并负责储备、培训和为部队输送干部。陈赓同志在白区时就长期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彼此交往甚密。他不时向我讲起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的情景，称赞恩来同志为人正直，品德高尚，才智过人。干部团随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行动，陈赓同志和我经常到恩来同志处汇报情况，接受任务。恩来同志是长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特别是在遵义会议以后，他坚决贯彻执行遵义会议决定的军事路线，积极协助毛泽东同志组织和指挥红军，打破蒋介石几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经过一天的紧张行军，部队到达宿营地以后，大家休息了，恩来同志还要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听取汇报，详细了解敌我双方的情况，研究下一步的军事部署和行动。为此，他经常拖着疲惫的身体，以惊人的毅力，忘我地工作到深夜，有时甚至通宵达旦。陈赓同志和我在恩来同志处不止一次地目睹这样的情景：恩来同志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实在支持不住了，在批阅文件或听汇报时不由自主地合上了眼睛，睡着了，这时我们不约而同，屏息着呼吸，默默地坐在一边，不敢发出一点声响，希望他能够尽可能多休息一会儿。几秒钟或分把钟后，恩来同志便猛然醒来，继续同我们谈话，交代任务或写行动命令，至于边吃饭边处理公务的情况就更常见不鲜了。

    遵义会议后，几乎每一个重大行动都是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经集体研究作出决策，交由恩来同志具体组织实施的。1935年4月，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作出了抢渡金沙江的决策，以使红军跳出数十万敌军的包围圈，实现北上抗日的战略意图。这一重大行动，就是由恩来同志亲自部署和统一指挥的。红军干部团受命抢占位于四川会理县和云南元谋县交界处的绞平渡。记得我们刚刚赶到云南禄劝县北部的一个小山村，恩来同志便同刘伯承总参谋长一起来到干部团，非常详细、具体地部署我团抢占绞平渡的计划。恩来同志考虑问题十分周密审慎，他强调了各种有利条件，勉励我们尽最大努力抢渡成功，同时也指出了种种困难，并估计到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假如在抢占渡口后，一部分部队过了江，我军后续部队跟不上，渡口又被敌人占去，那么渡过江去的先头部队就会被切断，那时你们就要独立作战，打一段时间游击，以后再设法取得联系。为加强对抢渡金沙江的领导，当即决定刘伯承同志任先遣司令，直接指挥干部团。在干部团抢渡金沙江和奔袭对岸通安州的战斗胜利以后，恩来同志又同渡江指挥部司令员陈云同志等一起亲临绞平渡，指挥全军彻夜抢渡金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