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以理服人。周恩来襟怀坦荡，他与人打交道诚心诚意，表里如一。要求别人做到的，他自己首先做到。对有些认识问题一时不易统一的，采用求同存异的办法，暂时放一放，让人在实践中逐步达成共识。对有些认识问题，他主张在争辩中去统一，即在不同的意见的比较中统一。对此，他认为“辩证法就是矛盾的统一，只有通过争辩，才能发现更多的真理”。之所以强调争辩，不仅在于发现真理，而且还在于防止独断专行，强加于人。即使是手持真理，也不能盛气凌人。当年驻重庆的美国大使馆外交官谢伟思曾讲，周恩来试图让我们赞同他（和他的党）对中国和世界的看法，尽管他对这些看法深信不疑，但是他还是靠冷静的说理，清晰的措词，温和的谈话，广博的历史和世界知识，以及对事实和细节的深入了解，让你信服。周恩来就是靠他真诚待人的人格，平等待人的精神，去宣传共产党人的主张，扩大共产党人的影响，在世界范围内赢得更多的人的理解与支持。

    十、无私奉献精神

    周恩来坦荡无私，淡泊名利，一心为公，相忍为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无私奉献，无怨无悔。

    首先是一心为公，淡泊名利。周恩来到中央苏区时，尽管大家由于折服其才能而推荐他做红一方面军的总政委，但他执意不肯，而强调毛泽东的经验、长处，坚持重新任命毛泽东为总政委。在遵义会议上，作为当时最高“三人团”成员之一的他，在全力支持毛泽东的同时，主动承担责任，自我批评，避免会议可能出现的僵局，确保会议成功。会后，他作为“党内委托在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自觉地退居于助手的地位，让毛泽东全权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确保毛泽东在党内军队的领导地位的逐步确立。

    其次是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周恩来认为，“领导者在必要时应忘记他所受的侮辱”。在中国革命的复杂环境中，处在党内斗争漩涡之中的他，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他总是忍辱负重。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面对党内斗争中对自己的各种误解，甚至是恶意中伤，他报以忍受和缄默，竭力维系党的团结统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当他组织实施反冒进受到错误批评时，尽管心情很沉闷，但仍然努力忘却所受的屈辱，带领周围同志团结奋斗，勤奋工作，以尽量减少思想路线的失误带来的损失。三年困难时期上下交困，怨言颇多，为顾全大局，即使有些问题不是他的责任，他也毫无怨言地主动承担起来，以求大家向前看。“文化大革命”中，尽管他自己处境十分艰难，仍然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的能容天下难容之事的博大胸怀。他一方面以血肉之躯挺身抗击，力挽狂澜；另一方面又顾全大局，忍辱负重，苦苦周旋，苦撑危局，以维护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

    第三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周恩来曾说过：“人民的世纪到了，所以应该像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为人民服务而死”，是他毕生的追求，也是对他一生最好评价。为了民族的解放，他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居魔窟而不惧，处险境仍从容。为了国家的强盛，人民的幸福，几十年如一日，日理万机，三更未眠五更起，紧张、不知疲倦地工作，以致被外国人称为“全天候总理”。1972年，身患癌症的他仍抱病坚守岗位，以古稀之年，承担了超负荷的工作，常常连续工作几个昼夜，累了只能扶着椅子歇歇，生怕“一坐下就会睡着”！1976年，弥留之际的他从昏迷中醒来，便对医生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在这里干什么呢？快去照顾其他同志要紧，他们那里更需要你们。他投身革命的大半个世纪里，倾心血于人民，尽赤胆于祖国，唯独没有自己。他真正地成为世人钦羡的“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周恩来精神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文化精神和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的完美统一，是共产党人理想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中国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具有永恒的价值。

    见中央文献出版社《周恩来研究》第1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