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统一。周恩来在革命的实践中，成功地运用唯物辩证法，准确地把握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在原则问题上立场坚定，该争的据理力争，从不拿原则做交易，决不妥协、退让。同时，他又认为原则性又必须通过策略性才能体现出来，为了长远利益、根本利益，又必须作出必要的妥协、让步，即从大局出发，退一步以求进两步。他在民主革命时期与国民党谈判，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外交活动中，创造的许多令中外政治家们叫绝的杰作，正是得益于他对唯物辩证法的娴熟运用，恰当地把握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之间的辩证关系。

    第三是准确地把握“度”，避免片面性。周恩来每逢大的历史关头、重大的决策时，他都反复强调要“适度”，既防“左”，又防右。他在进行党内两条战线斗争中的最大特点，是采用辩证的思维方式，坚持从实际出发，反“左”反冒进，同时又防右防保守，准确地把握反倾向斗争的“度”。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他既反冒进，又反保守；既反依赖外援，又反闭关自守；既要坚持自力更生，又要坚持对外开放；既要热火朝天，又要冷静谨慎；准确地把握进退、开放、冷热之间的“度”。最典型的是他在处理“多、快、好、省”之间的关系所突现出来的辩证法，即讲“多”，不能离开“好”，努力掌握“多”的分寸，不能让其“多”到“滥竽充数”的程度；讲“快”，不能离开“省”，准确把握“快”的界限，不能“快”到“揠苗助长”的程度。所有这些，无一不充满着实事求是的辩证精神。周恩来堪称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大师。

    七、勇于创新精神

    周恩来慎思明辨，反对迷信盲从，敢于独立思考，崇尚科学，敢于创新。

    首先是反对迷信盲从，敢于独立思考。周恩来在学生时代即主张慎思明辨，对各种学说要“深究而悉讨”，不能浅尝辄止，人云亦云。他对孔子儒学、耶稣教义和佛家经论都敢于大胆怀疑，主张破除迷信，反对盲从。他明确区分科学与迷信的界限：“迷信与信仰何别？别在其所信的理论与方法，能否用在‘实际’上来‘试验’，换过来说，便是能否合乎科学精神。”这实际上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重大命题，闪烁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光辉。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更加坚定地崇尚科学，反对迷信，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其次是善于从错误中“发现和创造”。周恩来不仅勇于作自我批评，而且善于作自我批评，即批评的时候“要注意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他在作自我批评时，并不满足揭露、认识、改正自己的错误，而是在检查错误事实、剖析犯错误的原因和探求改正错误的措施等环节中，力求发现有价值的东西，进而有所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