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从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过程中所处的历史地位看。在中国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科学地研究和阐释文艺现象方面，作出卓越贡献者，应该首推毛泽东。以他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把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毛泽东文艺思想确立起来，并推向前进。其中，周恩来是一个佼佼者。这就是说，周恩来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主要贡献者之一，其文艺思想，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周恩来文艺思想放到中国现当代文艺发展史和毛泽东文艺思想整体格局中进行考察，贡献最大的是三个人，一是毛泽东，二是周恩来，三是邓小平。毛泽东在文艺方面虽然在建国以后也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东西，如论述了“双百”方针、“两结合”、共同美等，但由于５０年代后期以后指导思想的失误，因此在６０年代前期理论建树不多。恰恰在这一时期，周恩来的文艺思想表现了非凡的才能和勇于创新的理论勇气，从而既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精神，捍卫了毛泽东正确的文艺观点，又对毛泽东在文艺方面的失误作了最大限度的抵制和纠正，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许多新的文艺理论主张。这一现象告诉我们，从某种意义上说，周恩来这一时期的文艺思想，正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过程中又一个大放光彩、再度辉煌的时期，不仅保持了延续和加快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而且也指明这个历史发展进程的努力方向。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创立了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作为这一理论的重要部分的邓小平文艺思想形成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其标志是《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邓小平文艺思想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它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观点，关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观点，关于发扬政治民主、艺术民主的观点，关于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的观点，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文艺界反倾向斗争的观点，关于党如何领导好文艺工作的观点，等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个性特色。然而，只要我们把它同周恩来文艺思想稍加进行比较、分析一番，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邓小平文艺思想是比较明显地、也是重点地继承了周恩来６０年代前期的文艺思想，是一个毋庸争辩的事实。由此可见，周恩来６０年代前期的文艺思想，在社会主义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的过程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纽带和桥梁作用，即直接承前和继往于毛泽东文艺思想，启后和开来于邓小平文艺思想，是连结５０年代后期以前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文艺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发展的伟大桥梁和闪光纽带。

    再次，从在社会主义文艺发展进程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看。周恩来６０年代前期的文艺思想，在当时就产生了很大影响。它给文艺界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文艺家们无不显露出欣喜之情。他们为周恩来论述的深刻性和民主作风所折服，在大是大非面前界限明确了，文艺界形成了较为民主、和谐、宽松的风气，大大解放了艺术生产力，调动了创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正确的理论指导，良好的环境条件，使这一时期的文艺出现了小阳春的气候，形成了佳作迭出、人才涌现的良好局面，是中国当代文艺史上文艺繁荣发展的最好时期之一。这种影响作用，还同样表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７０年代末，经党中央批准在《文艺研究》、《文艺报》上公开发表了周恩来当年的“三篇讲话”及同时期的其他文艺论著，一时间在文艺界形成了争相学习、座谈、研讨和运用、落实的热潮，从而为这个阶段的真理标准讨论、拨乱反正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并在近２０年来的文艺实践中充分发挥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迎来了百花盛开、万紫千红的文艺春天。这一文艺现象，充分说明周恩来６０年代前期的文艺思想不仅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巨大的理论价值越来越被更多的人所认识，所接受，而且也体现了其影响的广泛性、深远性所在。可以断定，周恩来这一时期的文艺思想，一定会在迈向新世纪的社会主义文艺实践中继续产生巨大的影响作用，因为它既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又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实践相结合的光辉结晶，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艺术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