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系统的整体思想。周恩来观察文艺的思维方式是宏观的、立体的、全方位的，是从全局、整体出发的。他不是就文艺谈文艺，而是把文艺放在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大背景下和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进行战略性的观察、思考；也不是孤立地只看一面，而是既看到此面，又看到彼面，既看到相对独立性，又看到互为联系和统一，因而几乎涉及到了文艺所有亟待重视和解决的基本问题，显得很有全面性、系统性和辩证性。

    第三，强烈的求真精神。周恩来早在１９２２年３月就说到自己有一颗极盛的“求真的心”。所谓“求真的心”，体现的是注重实际、追求真理、相信科学、躬行实践、求实务实的唯物主义精神。这种“求真”的思想和态度，在６０年代前期又表述为要“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他的文艺论述，都是经过坚持实践标准、深入调查研究、反复推求比较后得来的真知灼见。这种求真性表现为，一是不从本本、定义出发；二是不从主观所形成的思维定势、所定下的框子出发；三是不从已有的模式出发；四是不从表象、假象出发，如针对大跃进中出现的文艺虚假繁荣现象，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了认真的剖析，采取了果断的纠正措施。

    第四，果敢的创新勇气。周恩来当时有一句“三敢一首创”的名言，即“提倡敢想、敢说、敢做，提倡首创精神”。这在他的文艺论著中表现得极为突出，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作出了许多新的探索、新的判断、新的概括，表现出了一种真理在手、毫无畏惧的气魄和胆略。即使在这个时期的后半段对阶级斗争的错误估计又开始抬头，文艺上出现了“两个批示”的情况下，周恩来也没有减弱理论锋芒，而是采取巧妙的办法坚持了正确的理论主张。创新，应该首先是时代的创新。由此观之，周恩来在这个时期文艺上众多的独创性见解，就是生动地体现了当时全面调整，清理“左”的思想影响这个带有必然性的时代因素。

二

    周恩来６０年代前期的文艺思想，在总结和探讨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带有全局性、根本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上作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

    （一）明确地提出文艺工作要研究经济基础，要与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

    周恩来针对建国以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时出现的偏差，特别是１９５８年文艺脱离实际而出现的严重后果，明确指出：“文化建设高潮要在经济高潮之后。文化事业的发展不能漫无边际。文化事业……超过经济发展的水平，就会使基础、使生产受到影响。”因此不能“为文化而文化，最后消灭了文化”。为了使文艺工作更好地适应经济建设的发展，他强调从事文艺工作的同志也“要研究经济基础”。要在树立起整体观念的前提下，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统一考虑、计划、部署和搞好文艺工作，从而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文艺要摆正位置，认清责任，要自觉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融为一体，既不能与之分离开来，更不能与之对立起来。要保证在总体上，既不能超越于经济发展搞为文艺而文艺，也不能滞后于经济发展而不重视文艺的繁荣工作。文艺工作要根据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不断调整、改革自身的各种机制。文艺家要紧紧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积极地、主动地深入现实生活，在自己的文学艺术活动中准确地反映出由于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深刻的社会变革，鲜明地体现出昂扬的社会主义时代精神。

    （二）深入地论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彻底打掉套在文艺家身上的枷锁

    周恩来１９６２年３月２日在广州召开的戏剧创作等会议上所作的《论知识分子问题》，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这篇文献，虽不是专门论述文艺问题，但却对文艺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它不仅体现了我们党对于知识分子的根本态度和基本政策，而且也是周恩来一贯重视知识分子问题的继续，并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深化。众所周知，在我党的领袖人物中，就关于知识分子问题而言，周恩来是头脑最为清醒、认识最为深刻、论述次数最多的一位。早在１９４９年７月，他在全国第一次文代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指出：“文艺工作者是精神劳动者，广义地说来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员。”在５０年代的前期和中期的关于专门论述知识分子问题的几篇著名文章中，又多次强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我们党无论在革命战争和新中国建立之后也多次强调重视知识分子。本来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是不成为问题的，但由于理论认识上的偏颇和具体执行上的失误，恰恰在这个关键环节上被一些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念纠缠了许多年。因此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常常被视为异己力量，作为打击对象，头上戴着一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有鉴于此，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同陈毅一道，理直气壮地为包括文艺家在内的整个知识分子队伍脱去资产阶级之帽，加上无产阶级之冕。这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套在文艺家身上的沉重枷锁。周恩来在会上所作的报告及在同时期发表的其他论文，有两个方面的突出表现。一方面，具有可操作性的特点，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科学思想体系。另一方面，具有历史纵深感的特点，显示了理论的创新性、深刻性。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没有停留在一般化的号召上，而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走过的独特道路出发来深入思考、研究问题，从而提出了“知识界不是独立的阶级”的新观点，进而重申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一定要‘’把知识分子放在劳动者之中”，看作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科学论断。这一论断，为我党以后制定知识分子政策、从根本上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提供了重要理论根据。

    （三）郑重地提出要充分发扬政治民主、艺术民主，努力创造一个有利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良好环境

    周恩来认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要在文艺界形成浓厚的民主风气。所谓形成民主风气，就是指在文艺界彻底清除“五子登科”，即动不动就对文艺家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的恶劣做法，营造一个民主、和谐、团结、融洽的良好环境，以使文艺家们心情舒畅起来，积极性、创造性充分发挥出来。民主风气、良好环境的形成和保持，最根本的就是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持续的而不是短暂的在文艺界切实贯彻落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使这一方针落到实处，就要在文艺界通过充分发挥民主，大力提倡不同流派、不同见解的自由争论，不同形式、不同风格的自由竞争，就要在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遵守宪法的前提下切实保证创作自由、评论自由。周恩来在贯彻“双百”方针上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认为文艺民主的发扬，有赖于全党政治生活的正常化，有赖于整个国家的繁荣和稳定。为了使文艺界形成民主、活跃的风气，营造起有利于文艺繁荣的良好氛围，周恩来还郑重提醒文艺界同志们要认真克服存在的种种错误偏向。一是“一言堂”。要解决“一言堂”的问题，关键是鼓励大家敢于“放”，敢于“争”，在于各级领导带头，做出表率。二是“都当作严重的政治问题斗争”。在文艺界，除少数的、个别的问题外，大量的、绝大多数的问题是属于艺术性、学术性的问题，决不能混淆政治问题与艺术、学术问题的界限，更不能将艺术、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来处理。三是“要求完全没有缺点”。用“完全”、“彻底”的观点要求文艺家、文艺作品十全十美，不仅不符合实际，而且也不利于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不利于探索性、创新性作品的出现。四是无谓的争论。贯彻“双百”方针无疑要敢“争”、要大“争”，但有些问题不能“争”，原因是争来争去，既无意义，也没有好效果。比如，周恩来就说道：“到底交响乐水平高，还是中国的民族协奏乐高？我看不要去争论，它有它的高，我们有我们的高。”五是“山头主义”。文艺需要发展流派、学派，但不需要宗派、“山头主义”，因为流派众多、学派林立是文艺繁荣活跃的重要表现，而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则是造成文坛混乱、风气日下、环境恶劣的一种深刻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