熬尽苦难奔延安

    杜鹏程1931年农历3月28生于陕西韩城县苏村一户贫穷农家，与伟大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故里数里之遥。3岁丧父，苦难的寡母撑持破败的家，还千方百计把“独苗”鹏程送进私塾。因民国28年陕西大饥荒，赤地千里，饿殍遍野。此时的杜鹏程已经8岁，伯父和叔父也相继去世，母亲赵氏拉扯杜鹏程的同时，还得养活他的伯父叔父留下的三个堂姐妹。遭受年馑，赵氏实在没法养活一家几口，便拆卖祖上的几间破房，而后又变卖了3亩薄田。可卖光了家当还是没法活命，就只好卖儿鬻女，三个堂姐妹相继被卖去做童养媳，杜鹏程也被送进城里基督教堂筹办的孤儿院去活命。在孤儿院里，8岁的鹏程勉强能填饱肚子，每天除了干些杂活就是跟着牧师诵《圣经》，他将《圣经》背得又快又准确，善良的牧师就把他送到教会学校上学。一天他回家看有病的母亲，为几天没吃饭的母亲祷告，但上帝并没有让奇迹出现，面缸里仍无一星面粉落下来。沉重的打击迫使他另找别的人生之路。他曾去一家店铺当学徒，成年累月、起早贪黑地干活，吝啬的老板不仅不赏一口饱饭，还常常恶毒地呵斥学徒们。没工资，无法养家糊口。好处是店铺对面有一家书店，让他囫囵吞枣地看了《三国》《水浒》等书，开始有了朦胧的追求。1934年到36年，他到离家二三十里的西庄完全小学当工友，主要负责上下课打铃。工作之余，他可以到教室听课。这种半工半读的生活让他有机会学习更多的文化知识。学校除管饭，每月还发一元五角钱，不仅能接济母亲，更重要的是，学校有不少思想进步的老师，又加上他亲眼看到红军，使他对红军有了初步了解，成为他人生道路上的重要转折，16岁的他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并产生投奔延安参加革命的决心。

    在延川山沟里淬火

    1938年初夏，经一位共产党员老师介绍，他和同学跟一位常去延安卖棉花的老乡走了整整7天，在荒凉的森林里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风尘仆仆终于投入党的怀抱。初到延安，他在随营学校念书，穿上八路军的灰军装，站岗、放哨，参加军事训练。学校很艰苦，住在破窑洞里，教室就是老乡的磨坊。后来又把他们年龄小的学员送到培养地方干部的鲁迅师范学校学习， 1939年1月结业后他被派往离延安90公里的延川县从事农村实际工作。   

    上半年，他在当时属于中区的杨家圪坮小学校教书。这个村有十几户人家，学校简陋没教师住处，他住在学生杨子青家中，在老百姓家轮流吃饭。当年他只有十八岁，又是外地人，从没来过陕北山沟，心里不免有些波动。村中的老乡对他很爱护、很关心，自豪地告诉他，毛主席率领部队东征时在这村住过，冬学和夜校的窑洞就是毛主席住的，还给他讲了许多土地革命故事，坚定他的工作信心。当时，办学有两大困难，一是经费困难，二是学生少。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开始，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当兵或外出工作。有的家庭有好几个人在外边工作，农村缺乏劳动力。在农村当教员，头一件困难就是动员学生入学。他到周围许多农村去动员学生，有的群众说 ：“ 想上学，上不起。你别看我这孩子八九岁，他可以放羊，还可以拾粪。 ”有的群众说 ：“ 种麦不如种黑豆，念书不如学吹手。 ”杨家圪台小学是所老学校，原来准备配备两名教员，招收五六十个学生，可是开学快两个月，才招来二三十个学生，因而只好减配一名教员。他在这里工作了三个月，就调到离杨家圪台15里的白家圪崂。这村在山顶上，小学校只有七八个学生。进村没几天，上级通知办公用的笔墨纸张最好能自己解决，而且吃的口粮，也要逐步以自己的劳动生产来解决。那如何生活？唯一的办法就是开荒种地。群众给他找了一块山坡地，头一天开荒他从上往下挖，险些翻下山坡被传为笑话。村民们知道他没种过地，第二天都出来帮他开荒，种上了庄稼。可没呆半个多月，另一学校的教员生病了，他又被调到另一乡的印驼村小学。在农村，除了教学，还帮助开路条、扩兵、征粮、收军鞋，也帮助老乡写信、算账，半年时光，就转换了三处学校，人民和山川土地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

    1939年下半年，他被调到县城的“ 延川县民众教育馆 ”(相当于现在的县文化馆 ) 工作。他做社会教育工作，负责编一份《 老百姓报 》 。半年时间他办了20多期，有三四期是油印的。因纸张和油墨困难，就变成手抄。一张对开大的油光纸，划成好几个栏目，有的刊登抗战消息，有的刊登本县生产、参军、交公粮和军鞋的新闻以及表扬劳动模范和努力支前的先进人物稿件。用毛笔抄写好贴在街头上，因刊登的稿件大部分是本地新闻，所以看的人很多，逢集时人们还拥挤着看。在县民教馆期间，他开始写歌词、写新民歌和小剧本，为县春节宣传队编写反映抗战的剧本《反击》等，并在延川县的城乡进行演出，均取得了不俗的反响。

    1940年他又到寺村学校当教员，还兼任乡文书。寺村是个大村庄，学校有院墙，有操场，条件比较好。一年工作他受到县三科表扬。因乡长文化水平低，乡政府如写报告、统计军粮、军鞋，以及为军属写家信等，都成了他的日常工作。由于工作吃苦， 1941年1至8月，他被调任县城的延川县完全小学任教导主任。在延川的这一段经历，使他从延川人“尚文重教”的传统中受到很大教益，尊师重教成为他一生的信念。

    被服厂的又一次磨练

    1941年，组织调杜鹏程回延安上延安大学，参加大生产运动和整风。那一场学习运动，让杜鹏程发生了很大变化。回顾过去3年多，虽然对陕北有了一些了解，和农民的感情近了，但对实际工作不够全面，没有认真向农民学习，他决心给自己鼓劲，扩展了学习兴趣和范围，特热衷政治经济学、哲学、历史等，仍坚持学英语、研读鲁迅和苏联等外国的文学名著，大大开阔了思想境界。

    1944年，从延大毕业的杜鹏程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被服厂工作。从山沟到工厂，周围环境发生根本变化。这个厂有许多红军老干部、老八路军战士，特别是有经过长征的女同志。组织对他们的学习很重视，杜鹏程就负责工人们的学文化、学政治理论，还负责办墙报。和这些革命资历长的老同志一起工作共同生活，他听了许多闻所未闻的革命故事，对他教育非常大。他从阅读作品中学会了观察人，学会了调查研究，有空和老同志啦谈，给每个人写一篇小传，以作为向他们学习的依据。这一做法为他日后文学创作特别是人物创作有了很好的铺垫。

    工厂的生活可以用“热火朝天”来形容。这种生活激发了他的写作激情。他争分夺秒地读革命文学，同时开始练笔，写散文、短篇小说，写通讯报道和报告文学，不仅一些报刊发表了他多篇反映边区生活的文艺作品，连《解放日报》这样的中央大报也刊登了他写著名女劳动模范的报告文学。成功常常会改变一个人的生活道路，他就是在被服厂这个温暖的团体中产生了终生从事文艺创作的念头，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人生的飞跃必须有机遇。1946年底，西北新闻队伍要扩大。因杜鹏程常发表文章，他被调到延安的《边区群众报》工作。由于国民党军队即将进犯延安，党中央进行了战争动员。在办调动手续时，被服厂给他分了一项新的任务，交给他600头毛驴，让他负责疏散军服、军鞋、军被、子弹袋等军用物资，他这个“毛驴司令”带几个工人和农民，不畏艰苦，把物资安全转移到瓦窑堡，前后用了半年时间，圆满完成了任务。战争开始了，他去追赶已转移的报社，因报纸无法正常出版，1947年6月以后，他就和胡绩伟、闻捷、柯蓝他们上了前线，他被分到二纵队即后来的第二军，深入到王震领导的第二纵队独立第四旅第十团二营六连做随军战地记者，西北野战军著名的战斗英雄王老虎就在六连这个英雄的集体里。二纵司令员王震听说有一个记者在自己的部队中，特意找杜鹏程谈话，鼓励他要经受战火的考验，写出反映广大指战员英勇战斗的好作品来。

    转战陕北，随后转战在解放大西北的炮火硝烟中。他几乎是赤手空拳走进生活和战争的暴风雨。他拥有枪和笔两种武器，其中的枪和敌对的势力作战，而笔主要和自己作战。对他来说，从正规军的角度来反映这场战争，这种“作战”更为艰难。有评论家评价：“在和他同时代的作家中，他是少数属于敢踏入"无人区"的勇士，并敢在文学的荒原上树起自己标帜的人物。”

    歌剧引来的“战地浪漫曲”

    “保卫延安”和转战陕北那可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战争。当时，胡宗南指挥的国民党精锐部队20多万人，在数十架飞机的配合下，声言三天之内攻取延安。而西北野战军以装备很差的2万余人，与相差悬殊的敌军在陕北周旋、拼杀，展开一场保卫延安的殊死搏斗。形势异常险峻，杜鹏程一头扎进六连，和战士们一起战斗。仅仅几个月，西北野战军二纵即减员过半，他所在的六连竟由原来的90多人锐减为十多人。多少激烈的场景，多少英雄的壮举，杜鹏程含泪在日记中记下那一个个难忘的战斗场面，有时将装日记的包袱放在膝盖上写，有时宿营以后趴在老乡的锅台上写，即使在硝烟弥漫、子弹横飞的阵地上，他也照写不误。一次，旅政委杨秀山发现杜鹏程写作的"武器"竟是一根将笔尖捆扎在树枝上的东西，需要不停地蘸墨水。就关切地对他说:"笔对你来说，和枪杆子一样重要。"于是当即批条子给供给部，指示为杜鹏程配发一支好笔，很快，一支"金星牌"钢笔便到了团里，团政委将这支笔转交给杜鹏程时，郑重地在他的笔记本上写了一句话:"一支笔，抵得上一支劲旅。"

    随军记者的生涯，使得杜鹏程能够远距离地观察和体验生活，尤其是记者对新闻事件提炼时所注重新闻的“价值”，就与小说创作所需要的“典型性”具有了某种同构性。他曾说过：“这一场战争，太伟大太壮烈了。随便写一点东西来记述它，我觉得对不起烈士和战争中流血流汗的人们。” “一想到延安保卫战的日日夜夜，想起自己一生中最不平凡的岁月，热血就冲击胸膛。我在战争年代只想写长篇报告文学，后来也确实写了，但不满意。此时，我下决心写一部反映延安保卫战的长篇小说，歌颂人民战争的光辉胜利，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解放军指战员的丰功伟绩，以告慰烈士在天之灵，教育年青一代。”

    惨烈的战争中也不乏柔情。1949年5月，彭总指挥的西北野战军向西节节推进解放了武功，杜鹏程作为军代表来接管在杨陵的西北农学院。16岁的少女张文彬正在附中读书。一天，部队文工团在校演出，由随军记者杜鹏程创作的五幕大型歌剧《劳动人民的子弟》一下子燃起她向往革命的激情，戏一完她就和大批同学报名参军，心里记住了一个人的名字:杜鹏程。

    初到部队，张文彬先在文工团工作，没几天调到二军四师政治部工作，才知道自己崇拜的作家杜鹏程从解放战争开始，就一直跟随这支英雄的部队转战陕北，写下了不少有影响的战地报道和二百多万字的战地日记。让她惊喜的是，杜鹏程的组织关系就在四师政治部，崇拜、爱慕在心中起着化学反应……一个偶然的机会，杜鹏程看到她写的一篇作文，竟大加赞赏，兴奋得像个诗人手舞足蹈，连声说:“好苗子，有才气!”并兴致勃勃地和第一次见面的文彬谈起写作，文彬被热情和与众不同的气质所包围，她不知不觉爱上这个人。千里姻缘一线牵，一台大戏成了为他俩牵线的红娘。

    像勇士攻克新的堡垒

    战争的烈火越烧越旺!部队从陕北打到西安，打到甘肃、青海，过祁连山，又万里行军，通过塔里木盆地的戈壁沙漠，一直到帕米尔高原。在塔里木盆地参加生产时，战士们常常对他说：“把咱们打仗的事情编出来吧，一方面回忆过去增进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的信心，另一方面把我们部队那些活着的和牺牲的英雄的名字和事迹记下来……大家一致推选他来编。受到大家的重托，他准备写成报告文学，认为这样的作品有价值。一鼓作气依靠战争日记，经常通宵达旦，与昏暗的小煤油灯相伴8个月，终于完成一部上百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初稿。写作时十分激动，常常一边写一边流泪，有时一口气写一万多字，有时几天几夜不吃不喝不睡，从放弃延安到全国解放，反映了解放战争的全过程。写完后再读却大失所望，结构冗长松散，缺乏感染力，与这场伟大战争太不相称了，他决心推倒重来。

    推倒重来怎么写？像<西行漫记》那样的报告文学？但对整个西北战场的采访还缺很多；对这些“毛胚”概括、提炼、升华成文学艺术，可建国初可借鉴的作品不多，自己的毛胚稿又都是真名实姓，就有200多人，要感动人只能进行艺术概括和深化。也许自己写不出无愧于这伟大时代的作品，但是，一定要把那忠诚质朴、视死如归的人民战士的令人永生难忘的精神传达出来，使同时代的和后来者永远怀念他们，把他们当做自己作人的楷模，这不仅是创作的需要，也是自己内心波涛汹涌般的思想感情的需要。把100万字的原稿先压成60万字，把人物集中再集中，原来写了不少团长、政委，后来只写政委李诚；连级人物集中写周大勇。书中必须有彭总形象，在部队虽然听过"彭大将军"的许多战斗故事，但自己接触彭总很少，只有一次在黄龙山的窑洞里，彭总召集全体前线记者谈话，说了三四个钟头，谈到延安保卫战的重大意义和新闻工作者的责任，也谈到了他自己：“我这个人没有什么，要说有一点长处的话，那就是不忘本。"当时，杜鹏程亲耳听到那响如洪钟般的话，激动不已。采访中，彭总质朴谦和，平易亲切，他说甘愿当"扫帚"供人民使用，觉得他自己就是比群众和战士多吃一口野菜，也是深为惭愧的!杜鹏程深深感受到:彭总忠心耿耿，时时把人民群众和战士们放在心上。伟大的中国革命，造就了许多像彭总这样光辉灿烂的巨人，但在书中要创造出战士们心中的彭老总和作家心目中的彭老总自己知道的太少。他尽可能搜集边区报纸上关于彭总的资料以及西北战场部队的总结、汇报，还到原独四旅几个团进行深入调查。知道他要写彭总，一些了解彭总的同志也主动向他介绍了彭总的不少往事。

    1949年5月，西府战役结束后，杜鹏程随西进部队到达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在新疆日报社与张文彬举行了简单婚礼，开始构思长篇作品，随后被派往喀什工作。他与爱人张文彬在一间刚接收的平房里安下家来，而这间四面透风的房子就成了他的办公室、写作间，妻子为他的生活和写作提供了巨大帮助。

    1949年11月下旬，杜鹏程被任命为新华社野战二支社社长兼记者，从部队转业后又任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二军政委、喀什军区政委兼南疆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得知情况后，给予杜鹏程极大的支持和关怀，当面勉励他说"不管有多大困难，也要把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这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书写出来，让它安慰死者，鼓励活者，教育后者。"新的工作环境和强烈的使命感，使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艰苦的采访写作工作中。但他先得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采访报导，筹办维文报纸，带领记者进行社会调查，忙得不可开交，短短三个月就写出了《戈壁滩上的新城市——阿图什》、《喀什的巴扎》等一大批优秀的通讯稿件，并整理出《卡思木——十二木卡姆的老艺人的访问记》，为发现和抢救新疆维吾尔族最伟大最丰富的古典音乐起了重要作用。

    除了完成新闻任务，他开始艰难的长篇小说创作。但他之前只写过一些短篇小说、短剧和通讯报告，从来没有写过长篇小说。他努力阅读了能找到的军事论文，读了可以找到的苏联战争题材的文学译本和中国近现代以来有限的战争小说，他把《战争与和平》读了三遍，还读了《铁流》、《日日夜夜》等描写战争的长篇小说，下功夫在人物形象和细节上下功夫。写了改，改了重写。喀什纸张奇缺，妻子张文彬就特别留心搜罗，甚至还托人从各处收集来一些旧报刊、旧标语、旧簿册以及老百姓用以糊窗户的麻纸等，当他在这些花花绿绿、大小不一的废纸上写作时，就不得不把字写得小之又小。草稿装了两麻袋，用毛驴驮着回到内地。一位商人说:"你在新疆发财了吧，驮的是金钱吧?"一位大娘说:"你给老娘驮回两麻袋粮食吧?"都不是，原来是两麻袋书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