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在我心中是大师、是典范。当《创业史》风靡全国的年代，我正在师范学校读书，自然当作自己的《圣经》，也企图找到成功的秘诀。书中描写的火红年代虽已远去，今日重读仍感受到作品沉甸甸的分量，怪不得在文学界 “60年来印象最深的20部长篇小说”的投票中它赫然名列其中，无愧于建国以来优秀的文学经典。

    青葱岁月投身“抗战”行列

    研读理解作品，必得了解作家和他所处的时代。柳青本名刘蕴华，1916年农历6月初3生于吴堡县寺沟村，是我们皮肉相连的乡亲。1928年他跟随大哥刘绍华上学。因大哥在北大加入共产党，蕴华从小受到革命熏陶，开始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少年漂泊者》、《反正前后》、《西线无战事》等不少进步书籍，勇敢地参与学校的学潮斗争。后来大哥到西安教高中，他也考入西安高中，并被推选为西安高中学生会负责人。大城市的报刊杂志多，让他进入以前没有的世界，开始自学俄文，广泛阅读苏联文学，担任学生救亡刊物《救亡线》的编辑，积极宣传抗日。特别受到卓越新闻记者和政论家邹韬奋的影响，彻夜撰写文章，累的肺病发作，大口吐血。1936年他写的一篇散文《待车》在《中学生文艺季刊》公开发表，第一次用了“柳青”的笔名。

    1928年他12岁时就加入共青团，1931年转为共产党员。“西安事变”后，他以《学生呼声》主编和学联会代表的名义访问延安，正好与著名记者范长江同行，在延安见到了毛主席以及张闻天、吴亮平等领导同志。

    1938年，日本军机轰炸西安越来越频繁，学校南迁到汉中，他离开学校奔赴延安，要求去前线采写抗日英雄，成为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的一员，辗转边区8县，以解放区农村和抗日前线为素材，创作了《误会》《地雷》等作品。8月份如愿上了前线，到晋西南115师独立支队2团1营、129师386旅771团任教育干事，除了给战士们讲课，也站岗、放哨、执行特殊任务。9月，他参加了边区文协组织的到宋家川河防前线的采访，写了多篇通讯报道，还编成《黄河两岸》的小册子在武汉出版。不幸的是，他的大哥在日机轰炸西安时身亡，悲痛的他处理完后事，仍坚守在部队。行军打仗异常艰苦，他多病的身驱根本适应不了，时常发烧咳血，首长于1940年10月又把他送回延安。此后他担任了边区文协改建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支部委员，文抗主任艾思奇很关心他，教导他搞创作一定要一心一意，绝不要搞小山头等乱七八糟的事情，这些话他终生铭记。为了提高自己，就利用尽可能多的时间读书。以前读的中国当代小说和苏联小说较多，对巴尔扎克等西方作家的书读的较少，著名作家丁玲批评了他，从此发奋，硬着头皮读完了《贝姨》《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等名著，分析可以学习借鉴的东西，似乎才开始入门了。

    把人民肩上的担子当作自己的担子来扛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文艺工作者纷纷深入工农兵。1943年春节刚过，组织上分配他到米脂县印斗区三乡担任乡文书。并不是有些文章说的，他是第一个报名自愿到农村去的，思想上并未想通。他出身农村，党龄长，历史纯洁，本想去学校教英语，课轻，好完成计划中要写的东西。但作为共产党员，必须服从组织安排。他所在的三乡，下辖3个村子。因为这一带不久前才赶走国民党，区乡政权刚开始建立，组织很不健全，深入各村调查研究，成立党支部、发展党员、发动群众、减租减息……整天忙的团团转，工作有了很大起色。毕竟是本乡本土，他很快适应了工作，结识了形形色色的人，有了不少生活体验，时时激发创作灵感。可惜，由于日夜奔波，极度疲劳，旧病复发，又加重成伤寒病。县委书记冯文彬知道此情，要把他调回县委，他婉言谢绝，仍坚持工作，组织变工队，发展生产，积极交售公粮，获得全区变工模范的奖励，他和三乡人融合在一起。

    1944年春天，他的好朋友林默涵专程到吕家崄村看望了他。告诉他延安的变化，和他同时下去的同志谁提升了职务，谁发表了什么作品，谁又上了前线……但农村工作的魅力吸引着他，日夜相处的乡亲们也离不开他。对朋友的升迁他丝纹未动心，仍安心他的“乡长副手”职务，表示愿把实际工作和写作结合在一起。知道了他的追求，林默涵临别时赠他一首小诗：“麻鞋沾杂草，攀越访故交。涧水尘不染，山花意自娇。相逢纤月上，对语烛光摇。为塑英雄像，何辞洒血劳。”

    在三乡，柳青把精力主要放在实际工作中。他平易近人，常和农民一锅吃饭、一炕睡觉，人们有什么心里话都想对他说，他对各村的各色人等了然在心，尤其善于做思想工作。吕家崄的吕能俭家业富实，雇3个长工，能写会算，当过多年保长，但多数人都说为人正派，对乡亲不论贫富都一视同仁，普选中被选为行政主任。柳青对吕能俭没另眼看待，经常讲革命道理，像知心朋友一样，吕能俭有了很大进步，把两个长工辞了自己拦羊，也不给穷人放贷了，摊派公粮时有两斗粮实在摊不下去就自己承担了，还把自己的粮食分给穷人吃。在解放战争中他积极带领群众支前运粮，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

    在吕家崄，还有一件事影响深远。那时，村里没有学校，只有一所私塾。看到村里不少孩子没地方上学，柳青出面从杜聿明家借了3间房，办起了小学校。还规定了三条：不准打学生；念一小时书让孩子在外边玩十分钟；要有桌凳，不能让学生坐在炕上学习。学校办起来后，柳青又想试着种棉花。陕北过去不种棉花，为了织布做件衣服，得翻山越岭去几十里外的集市换棉花，不仅路远，做一件衣服就得四五斗小米才能换回来。他和学校老师常云山借了2亩地，买回了棉籽，领着一帮娃娃干起来。没种过，照着书上的办法做，辛苦一年两亩地居然收了七八十斤棉花，相当十几石粮食。学校有了收入，不仅做了新桌凳，修了窑洞，还有了办公费，成为全县红旗单位，常云山被评为模范教师。这一下吸引了周围的村民，第二年有多户农民种起了棉花。1945年3月6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他写的《米脂民丰区三乡领导变工队的经验总结》。

    在繁忙的工作中，柳青从来不会忘记读书。但那时在偏僻的陕北山沟，识字的人很少，书特别是世界名著更是稀少。他经常打问谁家有他想看的书，就千方百计要借来。听说绥德县一个人有英文版的《安娜·卡列尼娜》，他迫不急待地要借来读。可三乡离绥德有80里路，为了不影响乡里工作，他头天清晨出发，第二天天亮赶了回来，为了一本书，一天一夜走了160里路，让周围人实在无法理解。

    把心血献给养育自己的故乡

    柳青对养育自己的故乡充满浓浓的乡情。浸在生活中他终于在生活中发现了题材，农村里那些活灵活现的人不时在脑海里闪动，恨不得马上行之笔端。恰逢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他和一批干部被派往东北大连做接收工作，分配他以主编身份管理刚接收的书店及一个印刷厂。工作就要雷厉风行！他用两个月时间使书店和印刷厂步入正轨，腾出时间开始写作第一部长篇小说《种谷记》。组织故事、设置人物、安排章节……第一次驾驭长篇真让他头昏脑胀，一次绊哒他三天三夜都未合眼。几十次调整，上百次修改，终于在1947年5月完成，由上海光华书店出版。这部作品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率先问世的一部成功著作，对农村中的新、旧人物写得很出色，特别是农村生活场景和生活细节真实感人。和40年代农村题材的其它作品相比，《种谷记》有了新的揭示和突破，作品的主人公成为了新的社会生活的创造者和历史前进的动力，自然包含着作家对农村和农民的深入观察和判断。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1年10月正式出版，先后印刷7次，发行70万册。

    对于这部书也传来批评意见。1951年，他在延安的同事周而复曾邀请上海的一批名家巴金、李健吾、唐弢、许杰、魏金枝等开了《种谷记》的讨论会，对作品的语言和细节描写有些赞誉，但批评的意见不少，他虽然事后才知道，但对他心灵的震动十分大。

    《种谷记》出版后，他对于陕北更加想念了，这里不只是家乡，更是他创作取之不尽的源泉。这时陕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大战役已经结束，正在准备新的战役。他向组织申请于47年7月离开东北回陕北参加战斗。回到延安后见到习仲勋同志。习向他介绍了陕北战争的一些情况，告诉他陕北十年多来，基本是和平环境，战争打响后最突出的是粮食，因大兵团作战，集中和疏散粮食就非常紧迫。陕北交通运输条件差，干部和群众都缠在粮食上。话让他心里一亮，毕竟在三乡呆了3年，早就想表现陕北人民，这不就是他应该反映的主题？他立即回米脂投入采访，一下扎到粮站，了解沙家店粮站的干部和群众为了支援前线，转移和保护粮食的英勇事迹，和粮站站长折得富坐在炕上啦谈了十多天，又和会计谈了9天，白天黑夜连轴转，记了几万字的笔记，又走访了米脂5个区机关和佳县乌龙堡、镇川堡，甚至在小饭馆里也不停和人啦谈，逐渐有了小说的轮廓。正要泼下身子动笔写作时，不料犯病了，不停咳血，县上赶紧把他送到延安。延安也缺医少药，组织安排他去青岛一边治病，一边写作，在1951年3月，他写完了长篇小说《铜墙铁壁》并很快出版，小说以沙家店粮站为中心，为了歼灭胡宗南的主力36师对边区的围剿，粮站干部舍生忘死，把大人小孩，男男女女都动员起来，不顾敌机轰炸扫射，肩挑背扛把粮食运往前线支援了战争，终于取得全歼胡宗南主力36师的辉煌胜利。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 《铜墙铁壁》不仅描绘了威武雄壮的战争图画，而且“是在长篇小说中首次描写革命领袖人物的成功的尝试”，作品结构完整，脉络清晰，有较高的思想和艺术成就。小说情节虽然是围绕沙家店粮站的工作展开的，然而情节的发展又同西北战场形势的变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使读者从一个局部能够看到全局。如果说柳青一生的创作经历了“三级跳”，《铜墙铁壁》就是第二跳，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于1951年、1958年、1976年13次印刷，发行百万余册。

    对于陕北他确实刻骨铭心。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身心饱受摧残的情况下，仍不忘改善陕北农村贫穷面貌，先后多次向中央和陕西省领导提出《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明确提出，针对陕北十年久旱、土地贫瘠的现状，应植树(苹果)种草弃耕还林牧的主张。今天，延安苹果已成为世界知名品牌，陕北黄土高原变成了优质大果园，真正实现了他当年的愿望，我想他地下有知是会欣慰的。

    不恋城市毅然落户乡村

    记得是1972年，我有幸参加了陕西省召开的“文革”后第一次文学创作会议，并亲耳聆听了柳青在会上的报告。他一边用小喷药器给喉咙喷着药，一边反复强调深入生活的重要。记得他说搞创作也要建好自己的“创作根据地”，当时很不理解，现在研究柳青的创作经历，我才知道其中的深刻道理。

    柳青的这个忠告其实在托尔斯泰家乡参观时就逐渐形成了。他深受苏联文学的影响，特别敬仰托尔斯泰。1951年9月他随中国青年作家代表团去苏联访问，在参观托翁的雅斯纳雅·波良纳庄园时，就思考作家的写作环境和他的作品有怎样的关系？他的思想感情和他丰富的生活经历又有怎样的关系？对照托翁作品，他得到重要启发，生活在自己要表现的人物环境中，对从事文学事业的人是最佳选择。他和好朋友马加还决定不做“生活的旁观者”，而要投身于社会生活变革的实践中，也下定了重回陕西农村的决心。访问归来，上级原要安排他做《中国青年报》文艺部主任，《铜墙铁壁》改编电影剧本的工作也等着他。他都推辞了，在1952年5月回到西安。

    陕北已有两部作品，新作品应该写变化比较大的关中。为了选落户的地方，他跑遍泾阳、三原、户县、渭南等地，离城太远不易反映城市在国家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离城近又难保留浓郁的乡土、乡音、乡情，上级机关要求他绝不能离城太远，因为机关工作还不时要他返回单位，最后选在长安县，让他挂职县委副书记，分管互助合作工作。他深入调查研究，给区乡干部、农民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亲自指导两个农业社，使长安农业社运动健康发展，成为陕西和西北的先进典型。但具体工作和文艺创作的要求有较大差距，特别是这两个社已成典型，自己应参加从互助组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全过程，最好有合适的人物原型，这才是创作的核心所在。经过反复选择，他的目光对准了皇甫乡四村这个重点互助组，农会主任和互助组长是入党不久的王家斌。这小伙子虽然不识字，但办事稳重有分寸。在统购统销中，因为粮食市场急剧变化，不少粮贩子抢着从农民手中收粮到市场上去卖。干部们纷纷下乡给农民做工作把余粮卖给国家，支援城市工人和工业化。柳青最初和王家斌接触就是给他动员卖粮。开始家斌答应卖3石。柳青说你再量量，留够口粮和籽种，最好多卖点。家斌没有为难爽快答应了，最后卖了5石。他一带头，其他组员都卖出自家的余粮。通过这件事，柳青看准了这个小伙子，就确定这个互助组为自己落户的地方，他辞去了县委副书记职务，很快和妻子马葳把家搬到离村不远的常宁宫暂住。他脱下四个兜的干部服，穿上老百姓的衣裤，让外人看来他就是该村的一个村民。过了旧历年，开始建立初级社，原来6户的互助组建成初级社变成13户，进行土地评等、折股、牲口投资、农具评价、树木处理……他和办社干部一户一户过，事情办得公平合理，大家都满意，于3月10日召开了成立大会，王家斌当选为领头人。按说柳青该松一口气了，可他更给自己上了紧箍咒，给家斌出主意教办法，帮助处理各种难题，建社、扩社、管理、巩固社……真是操尽了心。这家斌也是灵醒人，把社里的事料理得井井有条，成了“梁生宝”这个人物的原型。

    日常事务无论多忙，写作的欲望愈来愈强烈。但柳青不是轻易发表的人。他曾写过一部10万字的小长篇，反映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一批干部，因文化水平低，不大适应工作的作品 ，反映了新老干部之间的矛盾，他觉得不能停留在《铜墙铁壁》的水平，断然焚烧了这部花费半年多时间写成的作品。毕竟他反复咀嚼了多部名著，新的作品一定要上新的高度。他的写作始终思考着三个问题：“我看见了什么？我看得正确吗？我写出来对人民有利吗？”1954年，他开始写作《创业史》的第一稿，共写了24章，出场人物27个，故事比较完整，人物形象比较鲜明，细节真实微妙，但总觉得反映时代的广度和深度不够。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前后修改9遍对他很大启发，自己也应写出精致的艺术作品，第一稿被压下了。

    1954年11月，中国作协要求陕西成立作协西安分会，省委决定他担任分会副主席，有了行政职务，就得做一些工作，他要经常回西安。他内心实在不愿意参加接连不断的开会和其它事务，最迫切地是搬住在皇甫村，和农民们在一起，抓紧写作。正好村子里有一处破庙叫中宫寺，曾做过羊圈，现已废弃。房屋破烂不堪，荒草中不时爬过不少条蛇。他用《铜墙铁壁》剩余的稿费大动干戈整修了中宫寺，把多余的房屋拆了，留了两间大房两间小房，够夫妻和孩子们住，还空出二三分地变成他最喜爱的小菜园。

    在农村落户就要向农民学习。为了解农历七月十五各种人走亲戚的心情和所拿礼品的情况，一大早就站在郭家什字，一面和来这里走亲戚的人打招呼，一面主动把篮子揭开，看里面拿的是啥。又根据礼物的不同，询问是看什么人，并一个劲儿地用眼睛盯着人家的脸，看表情，所以他的作品细节就活灵活现，人物“动”起来了。为了吃透蟆河滩的历史，他尽可能多的找老人们聊天。有个姓姚的饲养员最知道古今，可脾气有些怪，有点冷僻，对不熟悉的人仿佛没看见，来人也不理。柳青想了许多办法终于和他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对蟆河滩的根根梢梢了解得一清二楚，这些东西加进去，作品显得更厚重。

    反复打磨孕巨著

    精益求精，再精益求精!第二稿完成，仍未达到自己心目中的标准。再写第三稿！可是压力越来越大。几年没出作品，各种议论纷至沓来。“老呆在一个村子里，能干出啥名堂？""那个庙是个安乐窝，住着享清福哩。”甚至有人说“他还能写出作品来！”在全国作协一次会议上，有领导批评他定居和大规模的写作计划，预计会失败。省上一位领导也劝他写不出来就别呆下去了，还是出来写点反映火热生活的文章。妻子知道这些压力也动摇了，甚至向他提出离开农村，自己调到西安去工作。1957年，他决定暂时不写了，再一次对世界名著进行研读和对比，《福玛·高捷耶夫》《悲惨世界》<包法利夫人》《红楼梦》以及托尔斯泰和刘勰的文学理论随时放在手头。思考、阅读、研究、再思考，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向上攀登，终于写顺了，不断超越别人，也不断超越自己，1959年4月，他的《创业史》以每期两章开始在《延河》杂志连载。有两家出版社看了部分章节都想出版，最后他交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还列入建国十周年献礼作品。《创业史》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生活场景，构思宏伟，情节曲折，语言清新而饶有关中地方韵味和特色，尤其是成功地塑造了以梁生宝为首的几个体现了时代的光辉思想和品质的先进人物形象，刚一问世，就受到了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的高度赞赏和喜爱，评论蜂起。著名评论家冯牧撰文褒扬《创业史》不仅落后人物如梁三老汉、郭振山等塑造得很出色，更值得重视的是作者成功地塑造了以梁生宝为首的几个体现了时代的光辉思想品质的先进人物形象。通过这些生动的艺术形象，真实地记录了我国广大农村在土地改革和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以后发生的一场无比深刻、尖锐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有的评论认为，在这部作品中，柳青将传统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创作方法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可以说，为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擎起了一面旗帜。无论是在柳青本人的创作道路上还是在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它都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实为现当代文学中的经典。还有的评论认为，这部著名长篇小说的诞生还为创业文学提供了一种基本范式。这种文学的基本范式与集体创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史诗等时代话语密切相关。也正是由于这种鲜明的文学取向，造就了它作为“红色经典”的辉煌(当代文学史有所谓“三红一创”之说，指的就是《红旗谱》《红岩》《红日》和《创业史》），这四部长篇小说均被视为“十七年文学”的代表作，在共和国60年文学史上也都是被公认的红色经典和不朽的文学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