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王汶石在早年作的《饲牛郎之歌>中曾有“潇洒上战场/提笔写文章/描绘新人物/讴歌新时光”的表白，确是他毕生的追求。也概括出他为革命走上战场，成为用笔做刀枪的文艺战士，在人生的舞台上成为靓丽的角色。

    “在黑水白山高插起我们的国旗”

    1921年，王汶石生在山西省万荣县黄河岸边的鱼村。其祖父是前清贡生，父亲是简易师范毕业生，都是教书匠。乡村小学很普及，学校是官办与私塾并举，教师是师范生和老秀才，王汶石从五岁起在乡村学校读书，十年时间既背古文又念白话，既跟祖父背诵古诗词，又跟长工和民间艺人们学唱眉户戏曲。祖父是他第一位启蒙老师。后来，他又上荣河县第一高等小学，受到现代文化和民主思想的熏陶，读了不少鲁迅和五四时期的作品，接触了苏联革命文学，如《海燕》《母亲》《铁流》《毁灭》等作品，不仅打开了视野，且开启了他对新生活的追求与向往。他的一篇充满抗日救亡激情的作文，受到县长的赏识，给作文打了99分，批示全县传阅，这对少年王汶石是很大的鼓舞。从此他更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活动，带头闹学潮，赶走守旧的校长，加入了山西人民牺牲救国会，并担任县儿童救国会主席。八路军东征时，他带领儿童救国会同学夹道欢迎，还拜访了威名远扬的贺龙将军。看到英勇的八路军将士，他热血沸腾，不久先后加入荣河县武装自卫队、民族解放先锋队和中国共产党，勇敢地与日伪阎锡山展开斗争。几个月后，自卫队突然遭到阎锡山军队的袭击，被迫解散。1938年7月，王汶石离开了沦陷的家乡来到西安进入东北竞存中学学习，松花江上的词曲作家张寒晖是这里的教务主任，教职员中大部分是共产党员，他在此找到了党组织，并先后担任学生支部宣传干事、组织干事和学生自治会党团成员。

    1941年毕业时，王汶石负责为全班三十余位同学编制“同学录”，他不是概念化的只写姓名、性别、年龄、职责、地址，而是抓每位同学的特点、相貌、爱好、专长，只用不足百字，便栩栩如生、形象真实地记录了每位同学，也是描绘出了炯然不同三十位人物肖像。在随后的日子里，又为该班写了《毕业歌》，其中写道：“从敌人的毒焰出走/战火把我们集合在一起/三年了/同学/我们被幸福所遗弃/蜷伏的残破的古庙里/穿一身破衣/咽几口粗米/小河边/林荫里/我们严肃的工作/活泼地学习/昨天搬完了石头/今天筑好了墙基/竟中啊是我们所开辟/竟中啊是我们的田地/三年了/同学/我们将要分别/然而/这不是离散/创造团结耐苦奋斗（竟中校训）/永远也不会忘记/在祖国的土地上/我们百十只手拉起来/朝着敌人冲去/在黑水白山高插起/猩红的我们的国旗！”

    1941年夏天，白色恐怖日甚，竟中愈发受到迫害，反动军队多次包围学校，搜捕了一位老师和多位同学。党组织为保存革命力量，有计划分批疏散了党员和进步同学。王汶石被分配去延安，化妆成“麦客”通过封锁线，进入党中央所在地——延安，被分配到西北文艺工作团，和后来的著名诗人闻捷负责文学组，一起下关中、一起开荒、一起到敌后搞土改，并肩向文学进军。那一代革命者，坚决服从组织，对党忠心不贰，他们首先是战士，其次才是作家。如果把他分配到战斗部队，他肯定会成为冲锋陷阵的无畏战士。这，就是人生难以预料的机遇。正像陕西作协主席、他的同事胡采在《作家王汶石的路》中说的：“人们习惯于把王汶石以及王汶石的同辈、同经历的作家们所走过的路，称为“从革命到文学”。所谓从革命到文学，是说作家在踏上社会生活之路的一个相当长的阶段内，他并没有打算从事文学专业，更没有想当专业作家；他那时一心向往的是追求革命，参加革命，是一心一意干革命；在干革命的征途中，他是逐渐接触了文学，对文学产生了兴趣……才下决心以文学创作为专业，并以此达到进一步为革命、为党的事业、为人民服务的目的。”

    革命需要就是奋斗目标

    到延安后王汶石即参加整风运动。延安文艺座谈会也刚开过。因此，王汶石从事文艺工作，第一课上的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第一次艺术实践，就是在大秧歌中扮演了一个角色，这对王汶石也是至关重要，它锻造了王汶石的世界观、人生观和艺术观。

    在其后的七年里，王汶石献出了他的全部青春年华，除参加演出活动外（当演员、演游击队长，也演懒汉二流子，当歌手、销售员、研究员、团长），也积极深入陕北农村搞普选、征集、土改，了解了陕北闹红地下斗争的故事，为写作积累了素材。另外，王汶石更自觉让自己在最短的时间里获得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目标明确，做一个有学问有修养的革命新人，身在文工团，也没有虚度光阴，杨家岭图书馆、鲁迅图书馆及团里的图书室都是他常去的地方。大生产运动中，文工团每人分有两石（六百斤）小米的任务，王汶石请战去南泥湾开荒，雨天时还能安心读书，日子过得艰苦却惬意。

    这种军事化的生活对当今的年青人是很难理解的。现在舆论中追求的是“自由的民主”，文艺创作突出的是“个人的兴趣、感悟”……可在那个时代，让田汉在面对民族危亡时，不要去写《义勇军进行曲》，而抽象地去写东北的寒山黑水和江南的小桥、流水、人家；不要让赵树理去写《小二黑结婚》和《李家庄的变迁》，而去写一些不着边际的乡间叙事和俚语；不要让光未然和冼星海去创作伟大的《黄河大合唱》，不要让贺敬之他们去创作反映农民阶级心声的《白毛女》，而去写超阶级的哥哥呀妹妹呀什么的……试问，如果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整体上都去这么想，这么做，那么，还会不会有中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而那些所谓艺术家的良知又何在？他们创造的那些所谓纯艺术作品，对我们这个民族究竟还有什么价值？

    在延安和解放战争时期，王汶石先后创作了七个剧本及大量的歌词和一些战地通讯和报道。歌剧《边境上》《望北桥》《张全顺》，歌词《解放区人民之歌》《庆祝胜利》《慰问伤员之歌》《解放张家口》《二十年》等，都是供舞台和广场演出的需要，也有少数作品在报刊上发表。多数演出后，连原稿都未留下，但起到积极宣传、鼓动的作用。这些作品可看出作者在尽力追求技巧对话与戏剧效果，对他日后从事文学创作非常有益。辛勤的工作得到领导和战友们的称赞，他很快担任了西工团副团长、西工二团团长。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王汶石调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后改为西北文联），担任《群众文艺》《西北文艺》副主编。岗位的调换让他需要涉猎的文艺门类更多，他就利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读书自修，不但充实自己，写作成为业余。1950年，随文办工作组，深入甘肃南部回族聚居地访问，了解到驻甘部队依靠群众，平息了那里匪患的事迹。他敏锐的认识到平叛对巩固新生政权的重要意义，便构思了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阿爸的愤怒》，塑造了老猎人的形象，题材新颖，人物独特，艺术气氛浓郁，发表后引起读者的关注，可以说是建国后西安出现的第一部颇具功力的小说，随即由上影厂改编成电影《太阳照亮了红石沟》上映，在全国引起关注。1951年初，抗美援朝战事正酣，王汶石作为西北文学界的代表冒着生命危险，参加了中国人民第一届赴朝慰问团。回国后，创作了歌颂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人民英勇抗击美帝国主义的四幕歌剧《战友》，上演后好评如潮，剧本先由《剧本》月刊发表，后由作家出版社出了单行本，这是王汶石艺术生涯的一座纪念碑和分水岭。

    歌颂农村新人跃升为“短篇小说大家”

    王汶石没有停步。他唯一的爱好是读书，唯一的兴趣是逛书店。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作家，由于没受过系统的专业教育，希望成为行业的行家里手的愿望更迫切，对学习的渴望也更紧迫。王汶石任《西北文艺》副主编时，因足疾行动不便，常坐在门外过厅，手持一册，凝神苦读。在他14平方米的书房里，摆满了书柜，连地上和客厅也墩着书。他博览群书，不断充实提高自己，他的一生可以说是在书的海洋里游泳和咀嚼的一生。他强调要精读，制定读书计划，再对你读过的书进行挑选，三遍五遍地读，细细玩味、研究、咀嚼、揣摩，了解经典作家独具的悟性、独具的洞察力、独具的思想、独具的艺术创造魅力，领会他创作的匠心所在。他回顾总结自己以往的写作，觉得为了战争需要，只侧重于作品的宣传鼓动作用，而对艺术性和艺术技巧重视不够。特别是写作多是侧重事件，问题，忽视了写人。优秀的作品应把塑造人物形象放在描写的中心，写出特定时代的有个性的人物。   

    1954年11月8日，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成立，王汶石担任了第一届秘书长。参与筹备工作、后担任作协副主席的杨韦昕曾对我讲过当年的盛况。并说王汶石行政组织能力非常强，不仅当剧团团长时搞的好，在一下集聚了柯仲平、马健翎、柳青、郑伯奇、胡采、戈壁舟、杜鹏程、余念、王老九、袁烙、黄俊耀等名家的人才济济的作协，王汶石着眼大处，左右逢源，从大会筹备、讲话、分会简章等都搞得滴水不露，大会开得热烈而紧凑，此后的办公、住房也安排得井井有条。

    1953年秋，为选择一块生活根据地，王汶石去了陕西渭南农村，这里南靠巍峨挺拔的秦岭，北靠瀚浩奔涌的渭河，美丽如锦的平原，深深吸引了王汶石。他参与的建国初期农村大变革的一系活动，粮食统购统销、从互助组到高级合作社的建立，见证了中国农村史无前例的变革给农民带来的从物质到精神面貌的巨大变化。使他专心写作的意念更加坚定。1955年，干部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王汶石辞去行政职务，决心做专业作家，按中央规定，就停发工资，要靠稿费生活。全家十余口人只能靠妻子高彬的百元工资养家，他每月贷款一百多元给家里补贴。1964年他收到《黑凤》稿费一万一千元后，只留下一千元家用，另一万元交了党费。省直属党委知道他家经济紧张，也曾派人询问怕影响他家庭生活，但他毅然表示一个共产党员的忠心。后来省委宣传部要调他去，可像别人一样在外单位兼一份工作，他却宁愿负债，过清贫的作家生活。1958年他兼任了咸阳县委副书记，与农民一起生活、工作。农民那种纯朴勤劳、善良豁达的崇高品质，他是那么的喜爱和崇敬，那些推动了历史前进的农民和基层干部，熟悉的那些影像，常常冲击着思绪的堤岸。他决心要用笔记录下他的感受和认知，兑现他多年追求的 “描绘新人物，讴歌新时代”的宏愿。

    1956年元旦过后，他写出了第一个短篇小说《风雪之夜》，时逢《人民文学》来人组稿，二月将该作带回，三月便放头条刊发，该作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至此，王汶石用他多年的苦读思考、踏实的生活积淀，排除干扰，拿出了一篇篇受欢迎的小说，终于撞开了文学殿堂的大门，成为文学队伍中的一员，如愿以偿实现了他的理想——用笔作武器的战士。

    此后，接着发表了《卖菜者》《大木匠》《新结识的伙伴》《春节前后》《老人》《春夜》《井下》《蛮蛮》等。他是塑造人物的能手，是通过塑造农村新人来反映我们时代的深刻变革，善于写平凡生活中的平凡人物，从貌似平凡的生活中探求发掘它内在的不平凡的新意和深义。在表现风格上，常将严肃的主题用幽默的戏剧方式表达，充满令人发笑的生活情趣。同时他很注意发掘生活中蕴含的诗意美，这就是他的作品不但清新健朗，有浓郁的乡土气息，而且含蓄蕴藉耐人寻味。《风雪之夜》通过区委书记严克勤搏风斗雪进行工作，写渭河平原上一个新建社热火朝天的生活，表现了人们坚定而急切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心情和行动。《新结识的伙伴》避开那种流行的不吃饭、不睡觉的假大空的描写，通过张腊月与吴淑兰在劳动竞赛中敢做敢为的英雄气概，深刻反映了妇女在新社会的地位、新的命运、新的生活。《沙滩上》成功塑造了大队长陈大年的形象，回答了生活中如何处理同级之间、上下级之间、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种种人民内部矛盾……著名作家康濯就评价说：“六年前发表的《风雪之夜》，就以浓烈的生活气氛和思想清鲜的人物形象，闪光般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此后便大体上一直保有着这一特异色彩，但每一篇新作又都差不多都有着独出的新的创造。”唐弢、李希凡、阎纲等众多评论家都对他的作品有很高评价。

    1958年这些作品以《风雪之夜》为名结集，由中青年出版社出版，受到读者和评论界的广泛关注。据责编王维玲回忆，“文革”前，这部书印刷9次，印数突破20万册，仅1964年第9次印刷就印了91000册，和孙犁的《白洋淀纪事》成为印数最多的短篇小说集。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国庆十周年献礼丛书，《风雪之夜》一书入选，此后，外文出版社出版了《风雪之夜》英文版，向国外发行。他的作品还被翻译为日、俄、世界语、朝鲜、越南、南斯拉夫等文字。美国汉学家范德克里·高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读了《新结识的伙伴》《风雪之夜》，认为反映了中国农民生活、情趣、和田园风光美。法国有学者认为，王汶石是一位勇敢的艺术家，在“左”的思潮下，敢于谈艺术。日本和光大学教授釜屋修在为日出版的《中国近现代文学词典》中撰写了王汶石词条，他的学生今村津子的毕业论文选择的是研究王汶石的作品。

    王汶石的作品虽不是很多，但几乎每篇作品均受到读者、评论家的高度赞评，称他为描写农村生活的 “圣手”、“短篇小说大家”，茅盾先生用“峭拔"二字概括他的创作风格，中国文坛的大管家周扬在讲话中赞誉他为 “中国的契诃夫”。在庆祝建国五十周年时，他的小说、散文分别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名作文库》《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精选》《人民文学五十年精品文丛》《新延安文艺丛书·小说卷》《中国短篇小说精品·当代卷》《二十世纪中国散文大系·当代卷》等。不仅作品写得好，在全国文学界他的组织才干、敬业精神、应变能力也有口皆碑。1960年他两次出访苏联。1962年，亚非作家会议在开罗召开，我国派出以茅盾为团长、夏衍为副团长的16人代表团出席会议，他和朱子奇代表茅盾参加大会总宣言的起草小组，连续开会17小时，中间只吃了一个夹香肠的面包。由于我代表团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打了个大胜仗，经夏衍推荐，任命他为亚非作家联络委员会委员和常设代表，这些特长在他后来担任省作协副主席和省顾问委员时得到充分发挥。

    呕心沥血塑造时代新人

    1963年，陕西农村“四清”运动开始，王汶石发表、出版长篇小说《黑凤》。这是他花精力最大、花时间最长的一部作品。用他的话说 “搞了几年了，草稿未成，便废弃了三次，腹稿也变更了几番。”到1961年4月， “又从头干起”， “第一页就写了几十次开头，总不满意，总觉得文字的音调、节奏、平仄、字形等等，三百多字，整整花了一天时间，再加上晚上的三小时。”该书的主要内容是描写渭北高原的几个农村青年，在大炼钢铁运动的不同表现，并穿插着他们的爱情生活。作品中那高产突击周轰轰烈烈的场面，黑凤在狂风暴雨中面临滚坡危险背矿的场面，令读者惊心动魄。小说发表后立即引起轰动。广东作协主席杜埃和易准在《人民日报》上撰文介绍这部《年青一代的农民形象》的作品。多篇评论都肯定小说的主题思想和主人公形象。林兰还把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发表于《电影文学》。然而，改革开放后，对大跃进和大炼钢铁予以否定，这部小说也随之销声匿迹。如何看待这部小说？王汶石曾有一段反思：

    “关于《黑凤》，我在当时因感受群众意气风发，斗志
    昂扬，欲大力发展生产，首先是钢铁生产，改变祖国一穷
    二白落后面貌的热情，描写了几个青年积极分子的形象。
    “只可惜，这种全民土法炼铁后来被证明是不成功的，
    《黑凤》一书的命运也就受到致命的影响。我不知道当年的
    读者现在如何，我的心头，至今还常常活跃着黑凤姑娘、
    芒芒、葫芦以及月艳们的身影，我是深爱他（她）们的。”

    我们这一代人都经历过那个年代，那是一个政治的热情代替科学方法的年代，青春和生命热衷于革命。我也参加过大炼钢铁。当年看到这部小说欣喜若狂、互相传阅。今天来看，当年“左”的狂热是政策的失误，紧跟中央号召的群众是没有责任的。我以为，对《黑凤》一类的作品不应全盘否定，这些作品通过艺术形象的描绘概括和展示的是一个历史时期的风貌，是大跃进初期农村生活的一个缩影。今天要实现心中的梦想，仍然需要千千万万黑凤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