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信天游，我可是从白痴到喜爱，那个过程多亏一本书。我的家乡处于陕北南端的小城，与真正的“陕北”生活习性、语言等有很大的 “隔"，自然对什么信天游一无所知。直到1961年去延安求学，同学中自然有不少陕北孩子，耳闻目染，略微有识。学友告诉我，了解陕北，你必须去读《王贵与李香香》，急切地买了一本，不料想一读而不可收。谁知毕业后开始记者生涯，突遇“文革”，那本书毫无例外地被“横扫”的烈火化为烟尘。稍稍从惊恐中平静，我从资料室借来当年的《解放日报》，意外看到原作，就认认真真在笔记本上抄录下来，成为我偷偷学习陕北的范本。1964年，担任《人民文学》主编的李季派小说散文组组长涂光群老师来延安组稿，我们这些年青的文学爱好者写了一批散文，我的那篇《南泥湾来客》和其他4位作者的文章第一次登上国内最权威的刊物，涂老师自然成为延安文学创作烈火的点燃者。这次约稿使我对诗人李季更加无限崇拜，也不时探究他创作的道路。

    李季是河南人。10岁母亲病逝，后妈的冷漠让他另外找到 “鼓儿词”和 “曲子戏”的精神寄托。当他1936年考入中学时，正是民族危亡的时代，大批平津流亡学生的到来，唤醒了他心中爱国感情，在小学老师黄子瑞的指引下， 1938年夏天，李季踏上奔赴延安的征程，不畏酷暑，步行百余里，来到桐柏县城的亲戚家借宿。16岁的孩子，将离家千里，父母很是心疼。他的父亲带上家里几十年的积蓄，骑毛驴追赶到桐柏县城给李季送盘缠钱（当时秘密上延安抗日是要自筹路费的）。

    李季在地下党的带领下，与一批进步青年翻山越岭，冲破国民党反动势力的重重刁难，步行两千余里于1938年9月底到达后来成为“世界优质苹果基地”的延安市洛川县，在八路军随营学校学习，11月26日加入党组织。38年冬天到晋东南八路军一支游击队当文书，不久提升为连队指导员，才刚刚17岁。别看年纪小，但他很会来事。给养非常困难，冬天的棉衣棉鞋少，他3个冬天不领棉衣，让给战士们穿。有人拉肚子，他把锅巴擀成细面面冲水喝，得到战友的信赖。

    他还在北方局党校工作近两后，于1942年2、3月间，被调到晋东南抗日根据地鲁迅艺术学校工作。同年9月18日，他离开这个学校，通过晋中日寇占领区的封锁线奔向延安，以鲁艺太行学校学生身份到延安准备上鲁艺，但并没有显露文学才华，未被录取，把他分到三边当教师。 “三边”是哪里？包括靖边、定边、安边和吴起、盐池等城镇和它的乡村，在陕北面积还是蛮大的。那一带有望不到头的沙漠，南部有连绵的山脉，人烟稀少。他先在靖边县靖镇小学当教员，这是个半似城市半似乡村的小镇，不少学生比他年龄还大，有的还是红军战士、指挥员或手持梭镖、红缨枪的赤卫队，给他讲经历过的战斗故事，唱土地革命时期的民歌。他此后的岁月一直怀念那段日子。后来他先后当过县政府秘书、三边专署石印的《三边报》编辑等。那时别说汽车、连自行车也没有，他常常靠双脚步行几十里地奔波，碰到一些脚户在旷野里架锅做饭，听他们吼着信天游，开始他不大喜欢这些歌，觉得简单、粗糙，有一次到学生家访问，那家婆姨抑扬优美的吟唱让他惊呆了，那样新鲜、大胆，逐渐有了兴趣。这里的农民对公家人特有好感，也很风趣。你要讨碗水喝，婆姨们会热情地唱道：“山丹丹花来背洼洼开，孩子他舅你从哪里来？”有时连普通的说话、问路都能编成小曲即兴唱出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李季耳闻目染，也学会了不少信天游。1944年春，他调到三边行署教育科编写教材，又分配专抓乡村教育，为办冬学，他背着挎包跑遍三边的山川沟壑、沙漠草原，组织农民学习，进行教、认、辅导，一起抓粪撒种、收麦打谷，与老百姓建立了深厚感情，无怪乎他写诗道：“千里的黄沙连山川，好地方还数咱老三边。亲不过爹娘一片心，三边是咱的命根根。”

    爱上了三边和信天游，他就时时刻刻学着、记录着。他会跟在骑驴赶牲口的队伍后边，听脚户们拉长尖细的声调唱那拖长悠远的信天游；有时藏身在沙柳的后面，听那些村妇们毫无顾忌地纵情；有时又站在窑窗的外边，听婆姨们一边做着针线，一边唱着哀怨缠绵的对外出男人的思念……他发掘着、记录着，用粗糙的马兰纸本子记录了十几本，成为他时时参阅的宝贝疙瘩。

    23岁时他担任盐池县政务秘书并代理县长。白天，他要处理离婚、打架、民事诉讼等工作，晚上，他沉浸在诗歌的乐园中。这个县太爷生活没有奢侈，只有清苦。人们看到，他来盐池时，身上背着一条白羊毛毡，一块河南织的花格子土布被子，没有褥子，还有几本书和几个小本本，就是他的全部家当。李季的被子短，盖在身上盖不住脚，只好用一截绳子将被子下部扎住，勉强能够保暖。后来，县里给李季发了一块呢被面，一块白布里子，让他做新被子，但他舍不得做，一直在文件柜里放着。办公室兼宿舍是一间面南的土平房（地址在今盐池宾馆院内），靠后墙是一盘土炕，地中间有一台土砌的火炉，四周放几个小凳，陈设极其简陋。土炉子没有烟囱，一是因为忙，二是怕煤烟，所以他很少往炉子里添煤，全凭一领没有面子的老羊皮袄度过漫长而寒冷的冬天。就是为了让自己受冻，半夜里醒得早，起来好学习、写稿子。在发表《王贵与李香香》之前，他已经在《解放日报》等报刊发表了通讯《在破晓前的黑暗里》以及短篇小说《老阴阳怒打虫螂爷》和通俗唱本《小掌村演义》等。

    他和几个同志曾到基层调查过一件案子。一个贫农，在家中是个独子，和妻子、寡妇老母一起生活。后来妻子在一个地主儿子引诱下同地主儿子结了婚，气愤不过，这个农民以为主管干部丧失立场，犯了严重的阶级路线错误，上告到县上，但政府还是按照边区婚姻制度判这个贫农输了，他一气之下，就骑了地主的马向白区跑，在途中被地主追上，地主的佣人一时失手将这个农民打死在沙滩里。事后，有个叫王有的放羊老汉，也是贫农，因为没有认真地了解事实真相，凭着贫苦农民的阶级感情，认为当时在任的县长政策水平不高，一定存在办案不公的倾向，就将这件事编了首叫《寡妇断根》的民歌。其中有一句：“某县长，太年轻，这个官司你断不清”，还有批评区、乡干部徇私枉法的情况，“某干部，吃不够，小炒羊肉和烧酒”等受贿行为的歌词。县上以污蔑政府罪把王有抓了起来，王有不服，也提出申诉。王有编写的这首民歌在描述案件的起因、过程和矛盾的本质方面确实存在着与事实不大一致的地方，但是，这首民歌已经在群众中流传很广，影响很大了。

    这件事使李季认识到民歌的作用太大了，不仅长于表现青年男女相爱的真挚感情，随着时代的变迁、形势的发展，还能表现伟大的革命感情和雄奇的生活场景，同时还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锐利武器。李季专门来给王有做工作，对他进行了民歌创作上的辅导，劝他：“以后对政府不利的事不要编，不要创作影响共产党和边区政府形象的歌。”王有与李季熟悉了，慢慢地成了朋友。李季有事就到四墩子王有家，俩人盘腿坐在热炕上，一杆羊骨烟锅，一袋水烟，相互轮换着抽，谈农事，唱民歌，李季粗糙的笔记本上记满了王有编唱的民歌。王有进了县城，就去看李季，俩人屈蹲在火炉边，彼此谦让，品尝着边区米酒和山苦菜，一同拉家常，说政策，编小曲，王有也喜欢上编新歌。

    《王贵与李香香》是从靖边开始孕育的。那时还在靖边完小教书，听到一个同志讲的土地革命时期的民间故事：刘志丹率领红军打靖边城的时候，不少贫苦农民纷纷参加红军。一个青年没参加红军以前，与一个富裕人家的女子相爱，但女方父母坚决不同意，最后两人相约逃跑并参加了红军。这一对青年那种倔强和反抗性格，那质朴纯真的爱情深深感动了他，他原准备写一个长篇小说，但概括不起来，迟迟没有动笔。直到在盐池工作，多次参加当地民歌演唱，猛然闪出灵感，何不用信天游来写呢？形式确定了，但要进入创作，那一番折腾却是艰辛的。男主人公叫王贵，可那个可爱而纯真的女孩叫什么呢?为了她的名字，他反复考虑，一张粗糙的纸头上，密密麻麻开列了一百个农村女娃常用的名字，却都不能使他满意。一天晚上，小通讯员又来找他问字了，那小鬼刚跨出他的房门，他就琢磨起来：这个小鬼头为什么今天问几个字，明天问几个字?他把那些字连接了起来，原来是一封给他乡下对象写的书信，那女孩的名字叫香香。香香，多动听的名字呀！他的眸子闪烁着兴奋的光彩，长长松了一口气，急忙拿起钢笔，在那张小小纸头上一百零—个名字下边加了“香香”二字，他边写边自言自语地说：“王贵的爱人就叫香香吧！”

    1945年隆冬，北风怒吼，天寒地冻。在盐池县政府一间小小的工作室里，李季就着昏暗的麻油灯，挥笔疾书。手冻僵了，脚冻麻了，就到炕边的炭火盆前去烤一烤，接着再写。前后将近一月，真奇怪，他几乎没费多大气力，写的那么自如、流畅，仿佛有神灵相助，一篇用信天游形式写出的长达近千行的叙事诗——《红旗插到死狼湾》诞生了。李季利用饭后茶余或下乡的机会，不厌其烦地念给盐池县委、县政府的干部和群众听，虚心征求大家的意见，包括标题多次修改。对一个人物的名字他都再三思考，可想他对故事、语言、情节、更是苦心安排，精雕细刻了。故事性强，情节曲折多姿，有头有尾，结构完整，又采用经过提炼加工过的陕北农民口语，通俗易懂。如：“马蹄落地嚓嚓响，长枪，短枪，红缨枪。”“山丹丹开花红娇娇，香香人材长得好。一对大眼水汪汪，就像露水珠在草上淌。”“王贵是个好后生，身高五尺浑身都是劲，庄稼地里顶两人” ……语言中浓缩了内涵丰富的民间故事，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意蕴，叙事节奏如行云流水，行文韵味通俗优美，即便是用现代人的眼光来审视这篇作品，也不禁为之赞叹。

    1946年夏天，长诗先在石印的《三边报》上发表，很快在同事、脚户、和农妇中传唱。延安的文艺工作者获得了长诗的片段，汇报给《解放日报》，引起了重视。社长博古当即问作者是什么人？并说这首诗很有创意，很了不起。副刊编辑冯牧、黎辛立即操作，并和作者协商把原标题由《太阳会从西边出来吗？》改为《王贵与李香香》，黎辛写了《从《王贵与李香香》谈起》分三次于9月22日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