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枣园小礼堂旁的小广场上，有一尊雕像，毛泽东等五位领袖激情满怀地阔步前进。许多年青朋友不知道左边的那位有小胡子领导是谁？讲解员告诉说这就是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  

    1920年通过毛泽东介绍，他赴上海作留俄准备，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担任团中央代理书记，成为青年运动的领导者。1933年，任湘赣省委书记和红六军团政委，1934年七月，与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二军团会合，组成红二方面军。由于长期辛勤工作，两次在敌人监狱中受尽酷刑、毒打还上过杠子和电刑，身体被摧残，患上严重疫病，新中国刚建立一年时间竟病逝于北京，年仅46岁。

    奔赴抗日前线

    号称“沙漠之舟”的骆驼昂首天外，在荒漠上留下生命的足迹，给人们带来笑语……当1950年10月26日任弼时逝世时，叶剑英同志满怀深情地写道：“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他是伟大的革命战士，是杰出的革命领导人！

    1936年10月，任弼时率领红二方面军经过艰苦的长征，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会师。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8月25日，洛川会议结束，中央军委正式发布改编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为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叶剑英任总参谋长，任弼时担任总政治部主任，部队正式启程，浩浩荡荡向华北挺进，展开军事行动，开展游击战争，收复失地，建立根据地。9月25日，八路军取得平型关大捷，歼灭日军精锐第五师团第21旅团1000余人，举国振奋。平型关大战时，阎锡山的部队不战而退，过滹沱河时把炮扔在河里，八路军115师捞起炮，有的领导说为维护统一战线，还是把炮还给闫军，任弼时和朱德让先武装自己。

    开赴抗日前线后，他起草、撰写了不少文电、论著。他撰写的《山西抗战的回忆》一文，较为全面地总结了八路军在山西抗战半年来的经验教训，并特别强调一切抗日军队“必须建立健全的政治工作”，这是“巩固和增强战斗力量的武器，是抗战军队的生命线”。他派黄克诚到115师检查政治工作。黄克诚实地调查后发现，自从取消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受到了很大的削弱，并出现军阀主义的倾向，因此建议恢复政治委员制度。任弼时听取了黄克诚的汇报，并责成起草一份报告，向朱德、彭德怀作了汇报。三人一起研究，将黄克诚的报告电告中共中央。三天后，中共中央复电同意。24日，八路军总部正式发出通知，一度取消的红军时代的政委制和政治机关制度又得到了恢复。这是一项具有战略眼光的建议，对于保持与发扬红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有着重要的意义。

    八路军总部为加强与第二战区的联系与沟通，总部机关进行战略转移，于1937年11月14日进驻太行腹地武乡县东村，受到武乡党组织和县牺盟会、县人民武装自卫队领导以及农民、学生热烈欢迎。县城附近各处贴满了 “欢迎抗日红军！”“红军是抗日先锋队！”“八路军是人民的军队！”的标语。

    这天晚上，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同志为了深入了解武乡情况，在农民段昌先家的土窑洞里，会见了中共武乡县临时工委书记、抗日自卫队队长王玉堂，县委组织委员、牺盟特派员韩鸿宾，县委委员、中区中心支部书记武三友。一边认真地听他们的讲述，一边不时地做一些记录。通过认真调查，任弼时同志对武乡的情况有了充分了解：一是地理条件优越，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是天然的游击战场；二是武乡建党早，群众基础好；三是人少地多，粮食产量颇丰，且地下资源丰富，便于军队驻扎；四是目前已经形成了群众抗日高潮。对武乡的详细了解，成为八路军高级指挥机关以后数次进入武乡，把武乡作为八路军指挥华北抗战的战略支点和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神经中枢的主要依据。

    1938年2月25日，日军一个旅团突然向八路军总部扑来，在朱德和任弼时的指挥下， 派两个警卫连占据有利地形，敌人进攻一天也没达到目的。4月4日，日寇出兵3万，分9路向我军分进合击，有一股敌军和总部只隔一道山梁，有同志请示总部要不要转移？任弼时说：“不要怕，敌人是盲人瞎马，我们是水中鱼，他们找不到我们！”4月15 和16日，任弼时和朱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日夜不停分析敌情，调兵遣将，在刘伯承、邓小平的直接指挥下，在武乡长乐至马家庄15华里的漳河滩上，将日寇108师团的3千人马截为数段，歼敌2200余人，随后又连克长治等18座县城，粉碎了敌对太行山的9路围攻。

    不平凡的共产国际使命

    1938年秋，他乘飞机秘密飞往苏联，代替王稼祥担任共产国际中国支部代表团的负责人。

    共产国际是在列宁领导下于1919年3月2日成立的一个国际联合组织，由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及共产主义组织组成。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都是它的支部。但在1931年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布哈林分子米夫采取支持王明的错误立场，一些兄弟党的领导人对中国实际情况不了解，认为长征是失败，认为王明是中国革命领袖。因此，任弼时此行负有不平凡的使命。

    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请他向共产国际各代表团报告中国国内情况。他在报告中谈到毛泽东同志最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中国共产党有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他还强调：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革命理论和革命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在它的指导下，革命就胜利；如果离开它，革命就受挫折。这个报告引起极大反响，他还多次见到斯大林同志，对中国共产党高度赞扬。在这段时间，他用很大精力，主持校译了由博古翻译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在党内开展的马列主义学习运动中，毛主席说：“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应以《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为中心材料”，给这本书很高评价。

    季米特洛夫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约请王稼祥和任弼时谈话，郑重地指出：应该告诉全党，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人如王明，就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共产国际还拨出30万美元托付王稼祥转交中共中央。

    在具有重要意义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的第一天，王稼祥向代表们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精神。第一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第二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从根本上剥夺了王明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不断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说三道四的资本，为六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扫除了障碍。

    在莫斯科，有东北抗联的一部分指战员撤退到这里，住在郊外的东方大学“八部”学习养息，任弼时和陈潭秋、师哲经常去看望他们，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和学习情况。还有来苏联治病的蔡畅、张子意、刘英以及在这里学习的毛岸英。他鼓励抗联指战员好好学习，好好总结经验教训，将来打回东北区，解放东北人民。并顺便告诉大家，“抗联”女英雄赵一曼，就是陈琮英的亲嫂子。

    负责中央书记处工作

    1941年9月，任弼时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负责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并主管中央组织部、西北局和工青妇工作。他成立中央办公厅，自兼主任，调中组部副部长李富春任副主任。调正机构，理顺关系，订立各种规章制度，使各部门的工作很快实现正规化。在负责整顿西北党组织领导机构时，他经常深入西北局所属组织，和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商讨边区建设事宜，甚至和“三边”（定边、安边、靖边）运盐的村干部一起研究解决缺盐的办法。在主持农委工作时，他常到延安枣园对面侯家沟的农委看望同志们。这个机关叫农委，实际是负责白区地下工作的组织。他听说有些同志觉得到了延安，还得像秘密工作一样不能随便上街，很不习惯。他严肃地告诫大家白区工作的重要性、特殊性。来延安的人员很复杂，严格管理是为了你们的安全。几天后，他请农委的同志到枣园看《三打祝家庄》，借机讲打祝家庄里应外合的破敌方法，同志们说“您放心吧，我们再没有牢骚了。”

    任弼时生活在贫苦的家庭，天生与贫苦群众心心相通。一天他遇见一些晚归的农民，知道是因为天热草长得快，锄草任务繁重。告别农民，他骑马专门到农民干活的地里进行视察，第二天任弼时戴着大草帽，挎一壶水，带着一批干部战士扛着锄头来帮忙。大片的杂草被铲除，谷子苗更加茁壮。农民赵占山家里有人晚上突然发病，占山急的团团转，下了张门板，准备扎个担架送病人到十几里路的延安城去。正在这时，门“嘭嘭嘭”地响了，原来是中央机关卫生队的医生来了。你们怎么知道？这时村长进屋了，告诉赵占山：任弼时书记早交代过，附近那家有了病人，一定要告诉中央机关卫生队，我去找了任书记，任书记亲自叫医生来出诊。

    在枣园时，还发生这样一个故事：有个敌人派来的特务，打入枣园中央机关，当上理发员。敌人给他的任务是打探我方情报，并暗杀中央领导。时间不长，他主动坦白。问他原因，他说：“我怎么忍心杀害你们首长呢？他们一个个都是多么好的人！”他还谈到任弼时，每次都是警卫员催促几次才来理发，和理发员聊天，询问他们机关勤务人员的生活情况……他终于动摇了，最后自首。

    任弼时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一生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他自己大公无私、清正廉洁；对家人与下属严格要求，不许搞特殊。长期的艰苦生活，摧残了他的身体。延安时期，他身体状况很差，但从不要求特殊照顾。他身上折射出的是共产党员大公无私、清正廉洁的本色。

    当时，延安的经济十分困难，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任弼时，勇挑重担，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带领机关干部开垦荒地，种植瓜果蔬菜。为了解决陕甘宁边区的穿衣问题，任弼时和战士们一起学习纺纱织布。他向三五九旅王震旅长要了一部纺车，工作之余，操作着纺车纺棉纱。由于视力差，技术不熟，纺的纱粗一股细一股。为了很快提高，他向心灵手巧、当过纺纱工的夫人陈琮英求教，坚持每天跟夫人练一阵子，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之后，终于学会了纺纱织布，还自己捉摸改造了纺车，纺织技术很快就在边区领导人中名列前茅。1943年3月参加中央机关在杨家岭举行的军民纺线活动中，他和周恩来都纺出头等纱，被陈列在生产成果展览会上。

    筹备主持中共“七大”

    在中央书记处，任弼时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筹备中共七大。首先是选择会址。他最先考虑在安塞的真武洞，后来考虑在枣园后沟，并在那里打了窑洞，盖了礼堂。后沟保密条件好，但是地方较小，条件较差，也容不下那么多代表，而且只有一口水井，连水也不够用。最终将会址定在中央所在地的杨家岭。1941年开始动工修建中央大礼堂。因为保密的原因，许多人不明白为何在边区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还大兴土木。有些人还因此给任弼时提意见，认为是铺张浪费。直到七大召开前，大家才明白。

    对于七大会场布置，他耗费心机。今天我们步入礼堂，内部陈设都是按照当年原貌复原的：主席台悬挂着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会标，会标上面有醒目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的大会政治口号。礼堂两旁挂着24面党旗代表着中国共产党战斗的24年的历程。后墙“同心同德”四个大字是毛泽东亲笔为大会题写的主题词。不难看出，此次大会就是要贯彻整风精神，通过“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达到“同心同德”，进而全党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

    任弼时还负责起草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报告。经过长期的酝酿和思考，他草拟了《决议草案》，明确指出：党的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中央的领导路线是错误的，这条形态完备的错误路线在党内统治长达四年，所造成的恶果超过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这一立论奠定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基调，为全党思想的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任弼时另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审查代表资格。七大代表来自全国各地不同的地区，有的来自根据地，有的来自国统区，有的来自敌占区，其中有的同志曾遭受过国民党的逮捕关押，情况异常复杂。他坚持彻底弄清问题、分清是非，予以切实解决。一次，审查一位在白区担任省委书记的代表，任弼时让师哲一同参加谈话。在谈话中，师哲发现这位同志在撒谎，就有些着急，而任弼时却不慌不忙地耐心听着。因为当时只是怀疑，没有确凿证据。之后，为核实他是否曾经被捕过，任弼时又和陈云、王鹤寿一起找到与之有过工作关系的同志调查，再找本人谈话，终于把问题搞清楚了。

    任弼时是七大的主持人，同时是大会的发言人。在这次大会上，任弼时全票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是44名中央委员中4位获全票者之一。在宣布这一结果时，毛泽东站起来，带头鼓掌，会场里立即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在七届一中全会上，任弼时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一起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和党中央书记，成为五大书记之一，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

    参与领导整风信任关心同志

    在任弼时逝世后，我保存的《任弼时同志逝世纪念集》中战友写了许多环念文章，除了“骆驼”外，还有“被子”“党内的妈妈”等绰号。他为人厚道、公道，对同志就像冬天的棉被既舒服又暖和。大翻译家师哲在苏联因搞肃反失去工作，任弼时帮他找到“饭碗”。他听说师哲与妻子失散15年，就非常留心寻找。一次偶然路过安塞侯家沟小学，听说有一女教师和师哲是同乡，女儿姓师，正好是师哲失散的妻女。
其实对同志的信任和关怀是他一贯的作风。张爱萍将军就回忆说，1931年，他被怀疑是AB团成员，准备逮捕，“救星”任弼时来了，坚定地说：“他不会是AB团的！”红二方面军长征时，因张国焘企图威胁任弼时、贺龙等同志听从他的指令，廖承志、罗世文、朱光、徐一新都被张国焘逮捕。正好碰到任弼时，看到廖承志戴着手铐，任弼时严肃地对张国焘说：“如果他有什么需要的话，我可以帮助他，请你告诉我！”张有些尴尬，到泸霍后几人恢复局部自由，最后终于到达陕北。

    延安整风运动开展后，任弼时及时向各根据地党组织传达整风精神，提供学习材料，收集各地情况和交流经验，他协助毛泽东研究改造中央党校、《解放日报》和中央宣传部的工作，还先后向干部大会作《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等讲演，在整风运动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西北局召开了在当时颇有影响的高级干部会议，会议从1942年10月19日一直开到1943年1月14日，共计88天，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驻会指导。这是一个规模颇大的高干会议，仅边区党政军县、团级以上的干部就有300余人参加，而且中央高级学习组全体同志、在中央党校一、二部的重要干部都到会旁听。在任弼时的指导下，西北高干会议以整风的精神总结了边区党的历史，对边区政府的工作，特别是生产和财政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明确了发展生产是边区的中心任务，确定了发展经济的方针。会议开得很成功，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要通过大检查、大整顿以达到精简、效能、统一、节约、反官僚主义五项目的。” 

    1943年，整风进入后一阶段，结合整风开展审干。一天，他来到杨家岭礼堂，这里正开一个所谓“抢救失足者”的“十天大会”，他仔细一听，发现是批斗几个年青人是“特务嫌疑”。他要来资料，深入调查，原来把白区来的青年百分之七八十都看成失足者。他马上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表态说：原来没有警惕性，现在就“特务如麻”。很快召开会议进行纠正，并批评了那个抓审干的负责人。

    转战陕北——战争奇观

    1947年3月12日，国民党飞机轰炸延安。蒋介石把五分之三的空军和伞兵调到西安，配合胡宗南的20多万军队要在3月10日前拿下延安。党中央做出暂时放弃延安的决定。3月26日，毛主席召开了枣林沟首长会议，决定把中央机关分成前委、后委和工委三部分，前委由毛主席、周恩来和任弼时负责，留在陕北指挥陕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后委由叶剑英率领到山西临县；工委由朱德和刘少奇负责，到河北平山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会议还决定陕北的机关人员和警卫部队一起组成三支队，委任任弼时为支队司令员。

    在刚撤离延安到瓦窑堡时，任弼时听到延安赴晋慰问团介绍15岁的刘胡兰壮烈牺牲的汇报，觉得是对全党、全军、全体人民群众，特别是对青年很好的政治思想教育的好教材。他当即向毛主席汇报，3月25日毛主席挥笔写下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题词悼念，一个向刘胡兰烈士学习，敢于为革命战争献身的热潮迅速兴起。

    三支队刚到小河村，正要做饭，敌人扑了过来，部队马上转移，在大雨中走了整整一天。在漆黑的雨夜里，只见左边山沟和山头上，敌人燃起一堆堆篝火，连敌人人喊马叫声都能听得清清楚楚。三支队在老乡的帮助下，一次次化险为夷。

    在撤离延安第6天，我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指挥下在延安青化砭歼灭敌31旅4000多人，活捉少将旅长李纪云。4月13日，三支队插到安塞县东北的王家湾，住了56天。14日传来羊马河战役捷报，歼灭敌135旅4700人，活捉敌代旅长麦宗禹。5月3日，又取得蟠龙战役胜利。为庆祝胜利，在王家湾的打谷场上举行了军民联欢会。

    6月9日，敌军刘戡率四个半旅从西边和南边向王家湾扑来。中央决定甩开敌人。村民曹九林自告奋勇带路。那晚，天黑如漆，雷雨倾盆，山路泥泞。到一条小河边，河水暴涨，小桥被冲垮。任弼时得知敌人还离四里，就和周恩来一起和战士们架桥，指示刘团长通知留村警戒的那个警卫排严密坚守。不多时，后面传来枪响，敌人追到山脚。任弼时命令：“不许打手电，不许有火把，不许有喧哗声，队伍冒雨摸黑过河！”非常情况随时发生。刚走到一个山梁顶上，曹九林说他迷失了方向。任弼时让他别难过，让战士拿来干粮和水，纾解他的紧张和不安。敌人的枪声时紧时缓，曹九林渐渐平静了，一口气跑上一个山包，找到一座山庙，同时还带来一位姓白的老乡作向导，部队又前进了。

    仅有四个连兵力的三支队，连机关工作人员在内，也就800人左右，使得数万敌军左右扑空，屡受挫折，疲乏不堪，成为永久流传的佳话。在这个紧要关头，是向东渡过黄河？还是向西频频与敌相遇？任弼时和毛主席争吵了一天。任激动地说：“我是司令员，任务是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往西走太危险，我不同意！还是往东，万不得已可东渡黄河。”

    一听过黄河，毛主席就火大了。他克制着说：“敌人的企图无非是三个：一是把我们消灭在这里；二是要把我们赶过黄河：三是把我们逼到沙漠里饿死。我的想法是敌人往东来，我们向西走，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迎着敌人走是有一定风险，往往最危险的地方倒可能最安全，这是敌人预料不到的！”毛主席不过黄河，坚决留在陕北，不仅牵住了敌几十万大军，减轻了其它解放军的压力，更鼓舞了陕北军民同仇敌忾与敌兜圈子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