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麦苗青，一路菜花黄。新世纪的第一季春风又一次染绿了群山，我来寻访南梁。我的心太急切了，等不到应等的秋季，就冒着簌簌的春雨，奔向了陕甘交界的子午岭山中的荔园堡。

    这是一个古老的寨堡。1986年重新进行了修复。前面是十多米高的仿古城门楼，镶嵌着陈云同志亲笔题写“南梁革命纪念馆”的馆名。穿过斜斜的甬道，是一座小亭，背后是高34、117米的高高的纪念碑，象征着1934年11月7日成立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碑的正面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1986年题写的“南梁革命烈士纪念碑”。

    寨堡内十分宁静，当年的旧戏楼、当年的庙宇都在象人们昭示着什么，让人来到这里不由不放轻脚步。肃穆。庄严。拂面的春风荡涤了心中的一切杂念，只把崇敬留在心间。

    没有多少游人。偌大的院落里只有我们几个人。不一会，延安市人大主任张志清领着一拨人来了，意外的相遇使院内有些活跃，他深沉的说：“这是一块不能忘记的地方。”

    对！不能忘记。这里虽然地处边远交通不便游人不多，但院内十分洁净。萋萋的春草已织成大片的草坪，桃花正火红地怒放，呈现出一片热情。已经退休的馆长申仲会每天打扫着这空旷的院落，他说要让先烈的英魂在这里安静地休憩。

    历史的风烟飘散的很久远了。南梁这个曾经发烫的字眼也已经渐渐淡远。人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拂去历史的尘埃，南梁露出它夺目的光彩。

    在庙院里，这里的同志办起了南梁革命史展览，一幅幅照片、一件件文物又把我们带回当年。

    1930年的秋季，刘志丹领着20多人的小部队来到南梁不远的太白镇，他们利用交朋友的办法打入陇东民团军内部，在10月1日率部起义，打死敌营长黄毓麟等人，撤到南梁打出红旗，开辟了陕甘第一块根据地，很快使红军扩大到300多人。到34年10月，边区已发展为四个县，有军队2000多人。这年的11月4日到7日，正是秋高气爽的日子，在荔园堡的老爷庙举行了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习仲勋当选为政府主席，刘志丹为军委主席。那天，正是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参加庆祝大会的除全体代表外，还有红26军部队、地方游击队、赤卫军及南梁一带群众3000多人。这在林海之中的小镇是前所未有的，用“胜况空前”来形容一点也不过份。我们无法想象人们当时的喜悦之情，不过从此，陕北革命出现了新阶段，到35年6、7月间，陕甘、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解放了6座县城，还新成立了红27军。我多想感受一下那个秋季的氛围，但时序已过去了70年。现在来缅怀逝去的岁月，该有多少评说与感慨！

    不管怎么说，南梁成了一种象征。它不仅是五次围剿后全国保留的唯一一块根据地，也是陕甘宁边区的雏形。当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北上抗日来到哈达铺时，向西、向北、向东心中无数，无意中从国民党的报纸上发现还有陕甘这样一块根据地，大喜过望，断然决定向这里进发。陕甘黄土高原以它博大的胸怀迎接这些南方战友，又一同用巨笔书写新的历史。

    人们不应忘记！

    这里曾是长征的落脚点，也是新长征的出发点。当重新审视历史的时候，我们应该看到，它是革命机器中的一个巨大的轴承，它的惟一、它的神圣、它的执着、它的深邃、它的纯粹、它的力量，是无法比拟的。无怪乎引起那么多革命家对她的一往深情。

    淅淅沥沥的春雨象漫天的飞花撒落下来，我全然没有觉得。淋湿了头发、淋湿了衣衫，泪水和雨水一次次地洗着我的脸颊。春雨是绵长的线，牵起你绵长的思索，众多的故事、众多的面容一个个浮现在你的面前。虽然隔着历史的门槛，但心灵在感应着，在作着超越时空的对话。

    南梁根据地是用血肉筑成的。那一脉一脉的山、那一寸一寸的土地是用浓浓的鲜血浇灌成的。你没看到，那山崖的石头都是红的么？那些在花天酒地中扯着喉咙吼着“过把瘾就死”的人们是断然不会理解先驱的理想和追求的。在他们那个时代，个人的反抗是作为历史、民族的解放而存在的。奴隶们绝不是如今的奴才，绝不以奴性的随波逐流去拍卖灵魂和良知，不择手段趋利附势沉渣泛起还自诩“新潮”，他们有的是一腔热血，是为民族的大厦合一星泥浆的决心和勇气。

    为了这片苏区，有多少同志献出了生命。33年9月，正在半坡村休整的陕甘红军宁县第三支队突然被敌人包围，敌众我弱只能突围，地下交通刘永芝和游击队员雷生才、李岁满等四位同志落入敌手。敌人把他们打得遍体鳞伤，要他们供出游击队人数、枪支及活动地区，雷生才等英勇不屈，骂不绝口。第二天，敌人以杀头威胁他们，并胁迫群众观看处决游击队员。他们心不跳，眼不眨。敌人把他们杀害后割下头颅悬杆示众，并威胁说：“谁敢私通共产党，参加红军游击队聚众造反，就是这样的下场！”但这并不能吓住群众。另一位游击队员趁夜捧了一把染着烈士鲜血的泥土返回，以此激励战友们为他们报仇。敌人为了围剿苏区，曾将苏区中心区的南梁、小河沟、平定川、豹子川一带的房屋全部烧毁，所有村庄变成了废墟。鲜血染红了村前的小河，这一切都没有吓倒为真理而奋斗的人们，人们仍然投向红军。

    我在烈士纪念碑下徜佯，碑身上刻着包括刘志丹、谢子长等在内的608名烈士的名录。庆阳的同志告诉我，还有许多烈士的名字没有刻上，他们没有留下姓名。就是刻上名字的，有的也不是真名。就象史八牛、麦冲是当年人们给起的外号，至于真名叫什么，谁也想不起来，只好这样刻了上去。我的心里一阵惊悸，我们的江山就是靠千千万万无数无名战士的尸骨堆成的，今天我们指点江山时，难道不应问问自己对得起他们吗？

    在烈士的名录中，也有一些冤魂，他门没有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而是倒在了“自己人”的枪弹之中。在当年列宁小学的展室中，我看到了她的照片。她叫张景文，照片上的她是那么娴静，一双明亮的眼睛对未来充满必胜的信念。她在西安女师教书时，作为学生领袖，带领几十名女学生，参加砸毁国民党头子戴季陶的汽车，轰动了全国。由于暴露了身份，她和担任陕西省委交通的丈夫徐国廉来到南梁。丈夫在一次执行任务中被敌人杀害，她抑制住悲痛继续在列宁小学教书。她对敌人充满了恨，对战友是无微不至的关怀。一次王世泰负伤移到列宁小学养伤，张景文不怕脏不怕累，洗伤、换药、做饭，体贴入微。第一次换药时，王的伤口流血使腿和棉裤粘在一起，当时又不穿内衣，王不好意思在她的面前脱裤子，张景文批评他太封建，问他是伤要紧还是面子要紧？就这样一次又一次给他换药……她绝没有想到，她会在35年的所谓“肃反”中被当成反革命而被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