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好是成功的阶梯。上世纪60年代初，正是我懵懂乱撞的求学年龄，带着各种敞开大门的隐秘思想，开放情怀、心智以对待将要面对的世界，突然一本书——《东风第一枝》吸引了我，没有像平日那样在“主题思想”上纠缠，只觉得非常的美，我知道了杨朔，知道了散文，慢读他的《荔枝蜜》《海市》……还撰写了《杨朔散文学习札记》，不自觉地步上“爱好”航程，让笔墨伴随着几十年人生。

    喜欢作家自然关注作家的人生。我平日犹爱读作家传记和纪实文字，特别是丁宁写的回忆杨朔的散文《幽燕诗魂》，既真实感人又诗意盎然，百读不厌。我曾和丁宁及丈夫江波小聚短时，他俩都是当年文化界的精英，曾给我题词：“延安人的热情是难忘的。友谊如延水，源远流长。”她还告诉我，杨朔也是喝过延河水的作家，更增添了我对他们的敬仰。

    丁文中说杨朔“恬静优雅”“文质彬彬”，喜欢沉思和吟颂古典诗词。从典籍中我查到，杨朔原名杨毓晋， 1913年出生于山东省蓬莱县城的一个地主家庭。他幼年丧父，由母抚养长大。幼承家教，勤奋好学，异常聪慧，5年级就写得一手好文章，高小毕业后，开始学习英语，同时阅读了家中大量古典文学藏书。由于家道衰落，1927年跟随舅父闯关东，在哈尔滨太古洋行作练习生、办事员，曾在《国际协报》、《五日画报》发表旧体诗。"九·一八"事变的炮声惊醒了他的诗人梦，接触了中共地下党员金伯阳。他贪婪地阅读《铁流》、《毁灭》等书籍，针对日军建立伪满洲国，侵略、分裂中国的阴谋，有计划地选译美国作家赛珍珠描写中国的小说《大地》的部分章节，登载于《大同日报》副刊。“九·一八”事变后，日寇的铁蹄践踏了东北大地，震醒了杨朔的诗人幻梦。不甘心沦为亡国奴的杨朔，在寻求抗日救国的道路上，开始较多地接触地下党，并认识了萧军、萧红、罗荪等一些进步作家。1936年冬，他由于与地下党有联系，遭到日寇宪兵队特务的威胁，被迫离开哈尔滨。　

    1937年春，杨朔抵达上海，仍在上海的太古洋行工作，期间他还筹资创办了北雁出版社，该社先后出版过郭沫若《北伐》《十月之夜》《西班牙在火线上》的中译本，杨朔自己也着手翻译了《彼得大帝》。上海“八·一三”事变后，为了更好地参与到民族的救亡事业中来，杨朔毅然辞去工作，辗转到武汉，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并与友人合办了文艺刊物《自由中国》和《光明周刊·战时号外》副刊，同时开始创作报告文学，曾创作《绝情》一诗 “黄鹤楼头雁夜征，紫阳湖畔月孤明。谁知边界悲秋客，赋到江南竟绝情”，决心今后以笔为刀枪进行战斗，不再沉浸于以前创作旧诗词时抒发“个人小我”思乡、哀国、悲秋的愁苦和愤懑情绪中，开始了新的创作道路。

    同年冬，杨朔怀着激情与向往，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就冒着风雪奔赴延安。他在延安生活了四个月，拜访过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中共领导，受到他们的热情欢迎。延安之行，让杨朔感触颇深，经历了沦陷区的悲苦，国统区的黑暗，他在延安找到了中国大地上惟一的一片净土，在中共领导人身上找到了希望、自由与团结。他通过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请毛泽东为他和友人在武汉创办的抗战杂志《自由中国》题写了 “一切爱国人民团结起来为自由的中国而奋斗”，并采访了边区人民。

    1938年春，杨朔离开延安，奔赴山西前线参加战斗，后经潼关南下广州。在广州完成了《昨日的临汾》《潼关之夜》等散文作品，以及反映陕北人民斗争生活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帕米尔高原的流脉》。该小说连载于广州《救亡日报》，表达了他对中共的信心，以及对“新的社会制度”的向往。

    1939年初，杨朔到重庆，把之前创作的散文收集在一起，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潼关之夜》。6月中旬，杨朔跟随全国文艺界组织的“作家战地访问团”从重庆出发，经成都、宝鸡、西安，到达洛阳，从洛阳渡黄河进入山西中条山，深入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访问。1939年冬，杨朔去太行山武乡县王家峪八路军总部，适逢朱德总司令寿辰，杨朔写诗祝贺。《寿朱德将军》这首诗写出了朱总司令立马太行、力挽狂澜的英雄气概；另一首《代寿朱德将军》，则尽显朱总司令宽厚质朴、平易近人的高尚品格。朱总司令作和诗《和杨朔作学员韵》回应。1940年春天杨朔由晋东南奔赴冀南，8月到12月，他随八路军在山西、河北转战。写下许多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生活的优秀作品，中篇小说《帕米尔高原的流脉》是他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1941年初，杨朔转到晋察冀军区文化协会，与田间、孙犁、康濯、韦明等同志相遇。当时正值日寇大举扫荡抗日根据地，杨朔与数位同志被困于阜平县岩穴内，七天后，日寇退去，他们才得以脱险。残酷的战争丰富了杨朔的人生，锤炼了杨朔的意志，磨砺了杨朔的性格。

    1942年春，杨朔奉命回延安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他从冀西出发，7 月方至延安，会已开过，遂到延安文艺界协会，继续从事创作，后进中央党校学习。先后发表《月黑夜》、《大旗》、《霜天》、《麦子黄时》等短篇小说。

    1943年，杨朔转到中央党校三部学习。在这里，他满怀激情地参加了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在大生产运动中，杨朔积极劳动，在虎头峁开荒，纺的羊毛线常常被评为一等线。他在整风运动中系统学习了马列经典著作和毛泽东的整风报告，提高了理论修养，加快了世界观的转变，也坚定了为最广大人民服务的思想。这年秋，杨朔在延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写下七绝《雪夜遣怀》——“四山风雪夜凄迷，夜色浓中唱晓鸡。自有诗心如火烈，献身不惜作尘泥。”这首诗寄寓了杨朔的追求。在延安三年多的时间里，他创作了多篇短篇小说、诗歌、散文。这些作品分别刊登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月黑夜》反映老百姓对八路军的拥护和爱戴；《英雄爱马》赞扬边区劳动英雄的光辉事迹；《模范班》宣传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杨朔与丁玲、陈明等同志一起组织了“前方文化通讯团”去张家口做通讯报道工作。10月，“文讯团”从延安出发。杨朔虽然离开了地理意义上的延安，但《讲话》精神铭刻在他的心中，决心沿着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道路坚定前行。这年冬，到宣化龙烟铁矿体验生活，创作了反映矿工斗争与生活的中篇小说《红石山》。

    1946年他转入晋察冀野战军，任新华社特派记者兼某师政治部的领导工作，转战于华北一带，参加过清风店、石家庄和平津战役，创作了十余篇短篇小说和《北线》、《望南山》两部中长篇小说。1950年7月创作了反映铁道兵团战斗的中篇小说《锦绣河山》。同年10月赴朝鲜前线。

    多年习惯于戎马倥偬、风餐露宿生活的杨朔虽然文质彬彬，但并不是那种奶油小生。他在枪林弹雨中冲杀过，在战场上也是一员勇士。丁宁老人曾讲过这样一个动人故事：杨朔曾写过一篇《英雄时代》的散文，讲的是他在朝鲜战场上采访过的一位姓宁的女医生。在一次大轰炸中，宁医生浑身受了四五处伤昏了过去。苏醒以后听到有人喊他，原是一个战士被埋在厚厚的土里，她忍着疼痛用双手去扒，十个指头全流了血，终于把这位战士扒出来，硬背在身上从弹雨中冲出来。在路上，又碰到另一位受伤的同志，她又返身冲入弹雨中把第二位战友救出来……这就是最可爱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丁宁说，杨朔的文章只写到这里，故事的后面是他在战地采访宁医生时，敌机又来轰炸，当一颗炮弹向他俩飞来时，杨朔眼疾手快，一把把女医生推倒旁边的壕沟里，自己抱起药箱滚到另一个掩体，他俩都不愧为英勇无畏的战士！

    赴朝后，他在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部工作，此期所写的通讯报道大多被收入《鸭绿江南北》、《万古青春》两个集子。还创作了反映抗美援朝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荣获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颁发的二级国旗勋章。

    回国后历任中国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秘书长，亚非团结委员会副主席，亚非人民团结理事会常设书记处书记，中国亚非作家常设局联络委员会秘书长。当选为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在外事工作异常繁忙的情况下，1954年回国后调入中国作家协会，任外国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先后到过大西北及东南沿海等地，写出了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西北路途散记》、《石油城》等散文和通讯。1956年后从事外事工作，创作大量反映亚非国家风貌和人民争取独立、自由、解放的优秀散文作品，结集为《亚洲日出》、《东风第一枝》、《生命泉》等。他一生创作成就巨大，其散文最为突出。他的散文创造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散文的长处，充满革命激情，结构严谨，语言精练、含蓄，清新俊朗、婉转蕴藉，于托物寄情、物我交融达到诗的境界。他写人善于选取感情色彩丰富的片断刻画人物的神貌、内心；他的景物描写，在写出自然美的同时，讲究创造意境，初看常有云遮雾罩的迷惑，但峰回路转之后，曲径通幽，豁然展现一片崭新天地，耐人寻味。他曾反复说，“我在写每篇文章时，总是拿着当诗一样写”、“我向来爱诗，特别是那些久经岁月磨炼的古典诗章。这些诗差不多每篇都有自己新鲜的意境、思想、情感，耐人寻味，而结构的严密、选词用字的精练，也不容忽视。我就想：写小说散文不能也这样吗？于是就往这方面学，常常在寻求诗的意境”。可以看出，早年很好的古典文学功力，与青年时期投身革命的火热情怀，使杨朔的散文很好地找到情感的喷发点与抒情的“诗眼”。这使得他的散文总能够以小见大、迅速反映时代风貌，用诗意之笔为无名普通劳动者唱响赞歌。他创作的《香山红叶》《荔枝蜜》《雪浪花》《海市》《茶花赋》《泰山极顶》、《画山绣水》等散文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他也因此跻身为十七年散文“三大家”之一。在五六十年代的文学爱好者中几乎耳熟能详，不愧为17年散文的一流作品。